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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红包的医生与拒收红包的医生
文/诚宇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八日】我朋友的孩子脊柱上长个瘤,手术后准备做化疗。当然手术前他已经打点过了,直到孩子从手术台推到病房,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在病房几天,护士对孩子和他们家人的态度却非常生硬,爱理不理的,而对其他的病人却相当可亲。朋友看出门道来,打听好管孩子病房的护士的家,晚上备上厚礼前去。护士的热情自不必说了,让他吃惊的是,护士说,不是恶性瘤,化疗没有必要再做了,回家吃点药就行了。因为象孩子这种病,做不做化疗都无所谓的,做化疗不能说错,但是不做化疗的效果可能更好些。

象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不送礼的话,在医院的费用只能更高,孩子还得遭罪;送了礼,这就能出院回家,孩子也免遭了罪。明白就里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现在医院的潜规则,决定病人病情的因素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病人送红包的份量。难怪朋友谈起来直说:在社会上办事,送不掉礼,就甭想办成事。没想到给孩子看个病,得送多道礼,礼送不到,可是真要命啊。

中国大陆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说:我自己家人看病,也会来问我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

为什么要给医生送红包?病人不是已经付过手术费了吗?怎么还要额外的再给医生送红包?其实这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特色”。不只是医疗部门,其它行业也一样;反正你只要经我的手,过我的门,就要被我宰。这当然是道德败坏的体现,在这种意识的熏染下,本应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却演变成勒索病人钱财的贪婪之徒。不是有产妇不给助产士红包而被缝上肛门的事情发生吗?还有因患者不能及时拿出钱,而把已经缝好的伤口拆线的事发生。

当然,有些医院也曾作出过一些规定和措施对此进行约束。可是在医德普遍堕落的今天,再严格的制度也阻挡不了医生索要红包的事情发生。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人去给亲人办理动手术的手续,之前他就听说要给主刀医生红包才行,免得受罪……于是他就包了个大红包。趁房间只有医生一个人的时候悄悄塞给他。谁知道,医生推辞不要,摇头说这个不能要。这人收回红包的同时,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激和感慨。谁知几分钟后,当他跟着医生走出病房时,医生轻声说:“里面有摄像头,不能收的……”原来如此,那人尴尬地笑着,又掏出红包,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塞到医生手里。

这种“不送红包不敢做手术”的现象为何如此普遍?根本原因是医生没有心法的约束了。 什么是心法?那就是与人为善,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规律,敬畏生命,时时处处能最大限度地为他人着想;相反,如果心存恶念,做了坏事,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法。

当然,如果有了心法的约束,医生看病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有一个报道《拒收红包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得了重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一千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一千元的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的一千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一千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家属这个感动啊,现在上哪去找送钱不要的人啊!

这种现象在法轮功学员中相当普遍。原黄冈市电信局卫生所长王建生,一九九五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并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大家知道,医药公司为销售药品送礼、给回扣是普遍现象。当时药房同事小黄对医药公司的人说:你们不要送了,王医生是炼法轮功的,不收这些。他每年上缴给单位的药品回扣都达四万八千多元。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要不上缴,这些钱不都他自己落了吗?当然,他要安心吃回扣的话,他给病人开的药中,把可有可无的药多开点,那就远不只这样一笔钱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显然他是因为有了法轮大法来约束自己的心了。有了法轮大法作为心法来约束自己,他当然就不能给病人滥开药了。

好医生与坏医生的区别是什么呢?通过上述两类事例的对比已经很清楚了。好医生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有了道德心法的约束。可是这个约束人做好人不做坏事的高德大法法轮功,却受到中共长达十三年的迫害,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呢?打击善良的这个中共一定是邪恶的,在邪恶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中国社会堕落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日前一篇文章: 山东莱西市医院李国恩医师遭受的迫害
当日后一篇文章: 在写二十周年征文过程中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