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 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

孔子认为，如果君主知道“为君难”，出言必会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为臣不易”，就会礼遇臣下，广开言路，虚怀纳谏，而不会暴戾恣睢。这样，君臣同心，国家有治，就等于“一言兴邦”。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独裁专制，那么如果这个君主说得对倒也罢了；如果说得不对，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臣子投其所好，阿谀奉迎，直臣进谏则忠言逆耳难听，最终就要自食恶果。这样，就等于“一言丧邦”，也就是决策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不可不慎。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经常被后人引为殷鉴的亡国暴君之一，他同商纣王颇有雷同，天资过人，绝非昏庸之辈。但是他恃才矜己，傲慢自大，从不听人劝谏，短短十四年就最终断送了文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开创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统一的河山基业。

他曾经公开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果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倚仗他父亲节俭勤政创下的基业，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望他改正过来，但却都遭到隋炀的诛杀。

大业三年， 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炀帝令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炀帝还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尚书左仆射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都极力劝谏，隋炀帝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他们全部处死。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怒人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宰相苏威不愿意说假话，在炀帝问起“盗贼”情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廊柱后面，不敢让炀帝看到。一次，炀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只好回答：“我不主管这些，不清楚有多少，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他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他日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汜水。”炀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找茬将苏威削职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将赵才逮捕下狱。建节尉任宗是个小官，上书极谏，当天就将他在朝堂上杖杀。奉信郎崔民象也是一个小官，在建国门上表劝谏，炀帝怒，先卸了他的下巴，然后杀掉。炀帝一行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示还京城长安，炀帝杀掉他后继续前走。到了梁郡，郡上有人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去了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炀帝又将来人杀掉。当时大官不敢劝谏；小官被杀，又让无官的百姓来谏。而隋炀帝则是来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

大臣虞世基知道他“恶闻”农民起义的消息，看到这方面的报告，便“仰损表状，不以实闻”。东都的越王杨侗被瓦岗军攻得招架不住，派元善达到江都向炀帝告急，求援，反而被认为是诳骗圣上。有个宫女向炀帝报告：“外闻人人欲反。” 炀帝竟令将她杀死。宿卫的禁军士兵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萧皇后明知是真情，也不得不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从此就再无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了。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随之灭亡。但炀帝至死也没有反思已过，当反叛他的亲信马文举等要杀他时，他还问：“我有何罪，该当如此？”马文举说：“你置宗庙于不顾，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能说没有罪吗？”隋炀帝叹道：“我确实对不住老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荣华富贵，我没有对不住你们。”司马德勘说：“天下同怨，何止一人！”

唐高祖李渊认为“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唐太宗更加深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他曾经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却不是这样呢！”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因为出言即成善恶。如果人君出言后能听一听臣下对自己过错的劝谏，国家就会兴盛；若出言后只想让人服从，国家就会灭亡。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所以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为了了解施政的得失，及时改过迁善，唐太宗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要求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孙伏伽、戴胄、魏征、王珪、褚遂良、马周、张玄素等都因为敢于直谏而被嘉奖赏赐或者委以重任。唐太宗以人为镜匡正自身言行的坦荡胸怀，群臣不避逆鳞直言敢谏，这无疑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流转不定，当中共的暴政如夜幕笼罩中华大地之时，以谎言掩盖真相，以制造恐怖钳制言论比“周、隋之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好，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下达决议，在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喉舌媒体推波助澜，不断放“卫星”上天。很多人即便知道是大跃进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等产量层层加码，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

唯一敢言的彭德怀元帅出头为民请命，上万言书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 “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再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大跃进后，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的惨剧。

时至一九九九年七月，无德无能、靠投机钻营而爬上权位的江泽民出于妒忌的私念，不顾其他政治局六常委的反对，喊出“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一意孤行实施邪恶迫害政策时，当所有人在其淫威恐吓下三缄其口，甚至助纣为虐，积极参与迫害以换取功名利禄时，一场比文革之祸尤烈的灾难降临了。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罪恶已到罄竹难书的地步。这场迫害彻底践踏了中国的司法系统，使中国事实上沦为中共利益集团掌控下的国家恐怖主义与黑社会主义。

因迫害法轮功而无限膨胀的公权力，大肆打压无辜百姓，疯狂掠夺民众财富，官员腐败成风，民间冤怨遍地，仇富仇官，抗暴浪潮风起云涌。高官则在沉船前大逃亡，纷纷往海外转移资产。为免遭清算，维持迫害，耗费了中国天文数字的财力物力，成为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之重。政法委主控的维稳费用一再创下新高，目前已经超过军队费用。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使很多人良知、道德沦丧殆尽，整个国家陷入毫无法制，毫无正义，也毫无道德底线的无序状态，把国家拖入面临内乱崩溃的边缘。

唐太宗明晓圣人之言的深刻内涵，以其博大胸怀从谏如流，大臣们也多能直言极谏，面折廷诤，日月丽天、壮观恢宏的盛唐气象得以出现，将华夏文明推向顶峰，贤臣良相和千古一帝都青史留名，堪为一言兴邦的典范。而隋炀帝恃才自傲，不修明德，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却闭目塞听，不但拒听良言，而且残杀进谏忠良，最后身死国丧，可悲可叹。

古时君权神授，而中共则是邪党篡政，其残暴本性和“一言堂”一脉相承，佛光普照之下，却没有珍惜佛法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最后一线生机，愚蠢的妄想用谎言、邪恶和残暴战胜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真正亡党亡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一言丧邦的小丑江泽民及其帮凶，如今江贼身未死名已裂，获罪于天的中共大厦将倾，迫害者必遭清算，望明智者以史为鉴，快寻真相，兼听则明，在即将到来的劫难中平安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