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已经出笼

一九九七、九八年，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连续两年指使公安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第一次调查后，全国各地公安局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在九八年的调查中，罗干来了个“先定性后调查”，由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诬陷法轮功，就是先定“邪教”，然后再让公安去调查，罗织罪名。显然这样的调查根本不是调查，而是蓄意栽赃。让公安去对已经定性了的事物去调查，不过就是让公安去编织相应的材料进行栽赃。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公安内部修炼法轮功的人士已经作过揭露。

四二五前，中共对法轮功的骚扰已发生多起

就是因为中共栽赃式的调查，引发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公安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炼功活动进行骚扰，包括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听和监视、破坏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财产等。这种现象在北京，以及东北等地区时有发生。有的公安在法轮功学员清晨炼功时故意放噪音干扰，有的则对着炼功的法轮功学员用水龙头喷。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罗干有预谋的调查所引发的。

中共蓄意制造了所谓的“围攻”中南海

尽管中共地方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不断升级，但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以大善大忍的胸怀慈悲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罗干一伙便不惜制造更大的事端。因为法轮功学员只要为法轮功而抗争，哪怕这种抗争方式完全是和平的，也可能被这伙人借故生事。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罗干的连襟、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一家杂志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在法轮功学员去澄清真相的情况下，天津警察于四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抓捕了四十五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去天津市委反映情况时，天津的警察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

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长期和大面积的骚扰，特别是对天津法轮功学员的肆意抓捕，让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共当局正确面对法轮功问题？如果天津事件得不到合理解决，对法轮功的无故打击只能越来越甚，今天抓的是他，明天抓的可能是我，大家都不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那修炼法轮功的自由会很快消失。所以，听闻这一消息的法轮功学员便自发地到北京去反映情况。

法轮功学员反映情况只能去国务院信访办，这是常识。国务院信访办就在府右街，离中南海大门很近，同在一个街道内。当法轮功学员陆续赶到时，有所准备的警察便有意领着法轮功学员站到了中南海的院墙外。

按理说，不要说法轮功学员，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他站到哪里还有什么规定吗？中南海的围墙外也没有规定不让人站啊，更何况那是警察引导的，作为一个反映情况的公民听从这样的引导是应该的啊。可是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被引导着站在了中南海的围墙外，所以事后中共便栽赃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

是不是“围攻”

法轮功学员反映情况时，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安排工作人员与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会谈，并答复了法轮功学员提出的条件，天津公安也不得不将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释放。晚上九点多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散去。

那么，这是“围攻”吗？如果真的有群众“围攻”中南海的话，中共的警察就不对中南海进行保卫吗？按照中共的本性，它不开枪才怪呢。中共建政几十年来谁听说过“围攻”中南海？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了，人们自然要问，这些人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中南海的围墙是不是因“围攻”在围墙上留下了些许痕迹，甚至在中南海内找到过一块扔进去的砖头？如果都没有的话，这肯定不是“围攻”。要是硬说成是“围攻”，只能说这是恶意的栽赃。

中共敢面对事实真相吗？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栽赃它是不敢面对的，所以它才极力封锁所有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中国人之所以被蒙蔽，是因为中共垄断了所有的新闻资讯。通过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地讲真相，中国人也越来越理智了。哪怕中共封锁真实的消息长达十三年，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能够理智地分析问题，自然会辨别出真与假、善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