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在《青少年杂志》上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章中有对法轮功进行污蔑的不实言论。于是天津法轮功学员自发的给天津教育学院主编张绍禄写信。据当时大家说开始教育学院负责人已经同意将何祚庥的文章删除并公开道歉。大家觉的事情就此完结。然而，天津教育学院突然变卦，先前所答应的更正全部不算，于是四月二十二日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希望反映一下情况，并希望他们真正的了解一下法轮功，并对先前的文章做出更改。

我于四月二十二日知道大家去天津教育学院。当我去时大家都在院内静静的站着。到后来人越聚越多，教育学院院内已经站满了学员。据学员说当时有六千多人。大家没人愿意离开。就在院内学法、切磋、炼功。我从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四日一直没有离开。

记得在天津教育学院院内突然大雨倾盆。当时并没有下雨的征兆。大家没有慌乱，有的拿衣服遮挡是因为怕书被淋湿。大家就静静的在大雨中。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感动。当时大家都被大雨淋湿，没有人离开。一会刮起了风。我们身上被淋湿的衣服被烘干了一样，一会就不湿了，太阳也出来了。

在这过程中有外地的学员也来到天津，也有四郊五县的来到天津。他们离市区较远，市里的同修就给他们免费送饭，就这样大家相互鼓励，到了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前一天，发生了天津警察大规模抓捕和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四月二十四日，警察就陆陆续续的到天津教育学院内让大家离开。可是教育学院不予答复，大家不想离开。当天晚上，突然冲进上百警察，其中一个领头的人物手里拿扩音器大喊：“赶快离开，现在清场！”当时大家感觉不对劲，就集体高声背诵《转法轮》〈论语〉，声音响彻整个教育学院。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大批警察开始暴力驱散。我当时坐在学院主楼的台阶上，双盘打坐，我看到对面的楼上有红色的小圆点。发现对面的楼上有人影晃动，就是说已有人在楼上开始拍摄这一切。

当时院内一片混乱。警察们野蛮的驱散人群，不管是老年、少年一律强拉硬拽。当时有五个警察来到我身边不由分说抬脚就踢。把我从六、七级的台阶上踹下来，然后又是踩又是踢。随后有两个警察拽住我的左腿和右腿就往警车上拖。因当时就穿一单衣，倒拖的时候后背直接摩擦地面。这时旁边有一警察说：“别拖死了”。于是又来两个拽住我的两个胳膊，将我连抬带拖的拖了十多米，扔到马路上的依维柯警车上。

当时我思想清晰，蜷缩在两车座之间的空隙中。不一会车停了。我拒绝下车。这时，车上的警察过来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当时车上还有其他学员。这时我突然站起来高声喝斥他们：“你们这是人的行为吗？”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说：“不要打了。”于是他们将我蒙着头推搡着进了派出所。就是天津市和平区四面钟派出所。

当时在派出所里他们做笔录，其中一个警察问：“你承认你们有错吗？”我回答：“没错。”他说：“没错这么多人上这来捣乱？”我说：“我们是反映情况的。”他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我问：“去中南海干什么？”他问：“你们敢去吗？”我没说话。就这样我们在派出所呆到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二点。他们才将我们释放。据当时被抓进派出所的学员都说：被问到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

我和一个同修光着脚走出派出所，因当时很晚我们就寄宿在一同修家中。当时我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后同修告诉我说：在教育学院被强行驱散后大部份人并没有回家，他们于当晚就去了市政府反映情况，并要求释放被抓的那些学员。于是我又打车到了市政府（我全然不知道有同修去中南海）。

当时有一个像记者的女士问：“昨天谁被打了？请帮助找一下。”我正好听见，说：“我被打了。”于是就让大家看我的后背和身上。我自己看不见。他们很吃惊，后背青一块紫一块。于是这位女士将我带到一位法轮功辅导员那里，简单说明情况后。就带我去见当时天津市公安局的某个负责人。当场撩开衣服让他看了被警察殴打的身体，那个负责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就应付这个辅导员和我们。

后来学员说：“市政府的接待人告诉学员：他们也管不了，你们有事的话去北京反映。”后来才知道在四月二十五日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去了中南海上访。

后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天津公安局发言人在电视上说：天津没有打人也没有抓人。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们是有预谋的将法轮功学员进行诱骗。回忆天津事件中，无论是教育学院主编从答应公开道歉到否认，从派出所警察作笔录问：“你们敢去中南海吗？”从市政府接待人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去北京反映。”等不难看出江泽民集团是有预谋的把法轮功学员引向世界注目的北京，然后寻衅迫害法轮功，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天津事件过程。

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暴政和阴谋面前，堂堂正正的坚守自己的良知，坚持做好人的权利。他们心中没有个人的得失，只有正信和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