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自己，也曾和他们一样：虽然也看到党内普遍存在严重贪腐、权斗、黑吃黑、走过场等问题，却依然对这个党抱有希望，以为它象它自己标榜的那样；虽然早已听不进虚假空洞的歌功颂德，但大是大非问题上，依然被这个党的一言堂式宣传所迷惑，对党媒从没有想过要怀疑，想当然的以为一个代表着党和国家形象的国家媒体不可能欺骗全国人民。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恶残忍的本质以及永不离体的撒谎劣根。我才知道，书中记载的中共的斑斑劣迹并不只是过去了的历史，暴力和谎言一直在上演、依然在继续，甚至它的表现愈加疯狂残暴，方式上则更遮掩、更隐蔽，更具欺骗性，所以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正发生着惨烈的残酷迫害，不知道中原大地上一直都有善良人家被它残害的支离破碎、家破人亡。

自懂事起，我接受的就是党文化教育，少不更事就被卷入斗争文化中，从小就懵懂的仇恨孔老二，幼时游戏喊的都是“打倒邓小平”、“工贼刘少奇（那时以为他是个很厉害的小偷）”。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工作，由于表现突出，很快被提拔管理课题组。当时部队有意培养我走管理路线，但我看到部队不正之风很盛，假大空风行、帮派争斗、权钱色交易泛滥，素来洁身自好的我不愿随波逐流，所以态度明确的婉言谢绝了。

部队里经常要开会学习，不是学党史、听取中央精神，就是向组织汇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类会议人人从心里厌烦，但人人都得参加，大家戏称是“轰轰烈烈走过场、明明白白糊弄党”。

而我在翻阅党史时，却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些很不符合“党性”要求的认识：比如，我看到党敢自夸。党史中它敢标榜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实我们都清楚，当时它只是一个在野党，长征后三支主力军汇集在一起都不足三万人，武器装备更是有甚于无，靠种罂粟制鸦片卖给国人来筹集经费，连自生都是问题，如何成为打败装备精良的日寇的主力？但它就敢往脸上贴金。关于抗日，我想起一个历史趣闻，讲的是西南联大的两个孩子闹着要去延安抗日，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对他们说：“你们好好上学是正事，打仗还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而是后方。”正是一语破天机。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党极善变，大到纲领思想、敌友界定，小到政策法令，变化相当的快，几乎没人跟得上其节奏，而且党有个特点，不论何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于是“友好的美国人民”眨眼就是“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苏联老大哥”瞬间变成“苏修”；于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纷纷翻滚落马，成为人尽其用后的烹狗；于是至今人们到政府部门办事，尽管同样的事情经手多年，依然会习惯性的询问政策规定是否有新变化。

于是我提醒自己，中共治下最好别搅入权争之中，否则性命堪忧。中共的政治，从来有个颠扑不破的前期，那就是“党永远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个人太容易莫名其妙的遭殃，不是被界定为左倾就是右倾，要不然就是站错队，或者表错态，好歹都能惹来杀身之祸。同一人同一事，此时对，彼时错，几十年后，等党认定你没错给你平反时，韶华已去，雄心不再，有的甚至性命已丢，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

书本中得来的一些认识，并没有让我更深入的思考，后来我经历了“六四”以及“七二〇”。

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了。当时部队传达的是：没有开枪，和平清场；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级干部时发言：“六四是流血了，让大家看看，六四流血的到底是谁……”言中之意只有解放军指战员流血牺牲了，学生、群众没有受伤，更没有死亡，所以我们当时普遍相信“六四”清场时没有学生死亡，一切和平结束。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参加了“六四”运动的学生，他气愤地说：“没有开枪？！没有死亡？！天地良心！广场上还有血迹为证！”他谈到了坦克碾压学生的身体、谈到了中弹倒地的学生。几年后一位部队大院长大的叔叔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北京办事，离天安门广场老远都听的到枪声，还是机关枪一类的连续发弹，他旁边都有人中流弹死了。他不客气地说：“你别听它瞎掰，它什么不敢说。”

几年后的一天，当地一家电视台插播了“六四”录像。我看到，昏暗天色下坦克开枪发出的火光、听到里面远远近近“嗒嗒嗒”的连续枪声。第二天，那个电视台的所有频道都停播，估计是学习整顿去了，而那个插播的频道从此消失。

这些二手资料我无从证实真实性，但我的思想受到了震撼，我开始学会解读党媒宣传背后的可能事实。

九九年五月的一天，父亲一回家就神情严肃的告诉我，“今天党内宣布了：所有党员、团员禁止习炼法轮功。你要注意点，部队要求更严格，别在政治问题上犯错。”

我当时回答：“（法轮功）修炼是不参与政治的，更不争夺权力。再说，公安部早就派便衣到比较大的炼功点摸过底，对这个群体是了解的……它这样要求应该是党员本应信无神论……只是信仰不是那种说一说、保证一下就完的事儿。人一旦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信，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推行信仰自由，我们国家宪法也规定了信仰自由。象我这样，以前入过党，现在信仰神佛，如果因此向组织提出退党，反而会被认为是敌对态度，是挑战组织，所以我们一般都选择不提，免得生出事端，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没过几天，中央台就“辟谣”说“党内没有要求党团员不得习练法轮功……。纯属造谣”。我对父亲说：“你看，是谁在造谣。”一向忠诚耿直的父亲也疑惑了：“是啊，前几天才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了的，怎么回事呢？”

迫害发生前的这个小序曲，也许很多人都忘记了，但让我隐约感觉到了乌云压顶前的肃杀。七月下旬，真正的血雨腥风启动了。

谎言开道、故伎重施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中共每次运动伊始都是用谎言开道。铺天盖地用一个声音来一通污蔑造谣，而且不给任何辩白机会或渠道，这样一来纵是白玉也必蒙上一层黑尘。

当媒体争相报道法轮功杀人、自杀、偷东西、干坏事时，我意识到党已决意要象对待敌人一样的对付法轮功群体，所以必须这样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地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当时的感受是：当一个政党利用政权黑白颠倒地在全球散布谎言时，它已经让这个国家受难，令这个民族蒙羞。

因为坚持信仰，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在书中看到的攻心洗脑的伎俩，一一再现于我的现实生活中：

限制自由、非法关押

开始是进出营门受限制、要派同事陪同监视我，没多久就被直接关进军区劳教所强制洗脑。我提出抗议：“我没有违法，只是选择了自己的信仰，组织上把我关进劳教所是不合适的、是违法的。”军区答复：“你要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服从组织安排，这是组织对你的关心。军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是借劳教所办法制教育学习班。”理由如此苍白牵强，却照样说的振振有辞，违法都能那么冠冕堂皇！

劳教所中同时被关的还有另外几位修炼法轮功的现役军人。我们被关在同一楼层，但分别隔离在加有铁栅门的单独牢房中，相互间不许说话，完全与外界隔离。我们的自由被五道门剥夺：独立牢房的门加铁栅门，楼层的铁栅门，小院的大铁门，最外层的劳教所大门。

这些同修还分别遭了不同的罪：有的晚上不许关灯睡觉，且故意换上大瓦数灯泡刺晃眼睛；有的被劳教所干部、狱警围打，鼻梁被打歪；有的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而被强制输液，最后送到地方劳教所进行劳教……

全天监视、剥夺尊严

关我的牢房八平米大小，放有三张铁床。组织每天派两位同事24小时看管我，观察、记录并汇报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通信必须先交组织审查，打电话需请示批准，须有同事旁听。劳教所每层楼共用一个盥洗间和厕所，每次如厕、用水，都由同事押送来回，上厕所时同事则在旁边守望。

我完全没有私人空间，领导会把我临时叫去某个会议室谈心，这边同事就搜查、翻看我的私人物品和笔记……

我的生存空间瞬间变得狭小，压力却空前的大。这些安排透着荒唐、夸张的邪气。

高强度洗脑、恩威并施

白天一拨拨来人做思想工作，除一批批同事被动员来做工作外，各级领导也纷纷前来表示关心，又是肯定我以前的表现，又是以党员标准要求我转化思想，与党保持一致，同时一再表态组织上会既往不咎、认识到错误了还一样对待。

他们几乎都没有看过法轮功的书，所说所讲全部来源于谎言宣传灌输给他们的内容。但每个人都说的那么确凿笃实，那么立场明确，仿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一样。这样的情形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当初人人批斥孔孟学说，可有几人读过他们的书？所有人还不是个个象苦大仇深的直接受害者一样，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的揭批驳斥孔夫子。

关押期间，部队要求我观看恶意诽谤法轮功的短片、学习党媒歪曲事实上纲上线的评论文章，请来地方洗脑“专家”进行说服，并从家庭、工作、生活各方面对我施加压力……。

动员群众、轮番施压

发动多数群众对付少数人，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惯用伎俩。

同事们开始时劝我识时务、趋利避害，我针对他们的误解告诉他们真实情况。时间一长，大家就开始讽刺挖苦、冷言冷语。到了最后，相互间无法正常对话交流，只要我坚持事实，就会招来责骂，说我极端自私，不顾家庭小孩、只顾追求自己的信仰。追求信仰与生活、工作本不冲突，在失去自由之前，家务事、小孩都是我在照管。现在组织上违法让我身陷囹圄，我才照顾不了家庭，只要他们细想一下，就能明白错的根源在哪儿。

对以上这些做法，部队总结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此，我坦诚地向组织谈了自己的认识：“当初没有人强制我信法轮功，来去全凭个人自愿选择。仅这一点，组织的做法就比不了，哪有强逼着人赞成你是正确的道理。”

虚假关心、翻脸无情

长期处于那种高强度、高密度强制洗脑的氛围，我的生活完全不正常，思维也很难维持正常。那时身边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同事不再是同事，家人不再是家人，当时觉得呼吸的空气都是沉重窒息的。在那样的环境迫压下，一向健康的我开始频繁出现头晕头痛，脑中有时一片空白。修炼法轮功后自内而外呈现的祥和宁静逐渐消失，我变得烦躁沉默，不愿说话。

后出于多方面原因，我违心的写了第一份认识。组织没有善罢甘休，于是漫漫无休止的思想认识程序开始循环了，组织上一次次提高要求，一次次明示、暗示必须认识到什么高度，必须写到多深刻，必须要触及灵魂……

直到组织上对我写的认识满意了，接着就安排大、小揭批会。一次次违心地写认识、揭批，使我的身心状态极差。而很快，组织就露出了其虚伪无情的真面目：当我人还关在劳教所时，单位就要求我表态“同意复原离开部队”。

后来组织担心的这个“敏感日期”、那个“过敏日期”都过去了，我才得以出劳教所。出来后，部队要我将军官证交由政治部保管，我没有答应这个无理要求；出营门依然派同事“陪同”，我没争辩也不去细想，只一心照顾病得满目疮痍的孩子。

于是部队的重点任务立马变成逼我复员，并且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来劝说，我沉默地承受着这些昔日同事们的冷嘲热讽，无心回应，但也绝不受这个虚伪组织的摆布。

后因为与昔日同修电话联系被监听，我被宣布“双规”再次被关押，这一次没被关进劳教所。

就这样我前后两次遭受长时间、封闭性的精神折磨近四百天，被监视并限制自由将近两年。后来我离开了部队，离开前我正式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很庆幸，我终于正大光明地脱离了这个邪恶组织。

之后我在一家公司任高层管理，因购买神韵演出票再次被非法关押八天。释放之后，公安局、当地“610”相互推诿卸责，均不出具任何关押文件，而且至今我的合法证件还被国保警察非法扣押，也不出具扣押文书。违法对他们来说，已是常态。

历史和现实，让我一步步看清了：中共是邪教，且邪到了极致！我还清楚的认识到，中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可能改变！它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改变，改变了就不是它了，改变了它就没命了，因为中共就是邪，中共就是恶。

后来，我知道了更无法无天、更惨无人道的事情，相比之下，我的遭遇真算不了什么。

我知道了千万富翁朱柯明为法轮功鸣冤遭冤狱酷刑，之后起诉江泽民并揭露国内的残暴迫害；知道了清华大学副教授须寅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遭受迫害的经历；知道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郑旭军在被非法劳教中竟被失去公民身份；知道了齐白石的孙女、著名画家齐秉淑因修炼法轮功，先后被关进精神病院和北京新安劳教迫害……

知道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兰州某信息技术公司副总袁江，两个月时间被酷刑迫害得脱了相、最终伤重致死，年仅29岁；知道了年纪轻轻的暨南大学讲师高献民、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赵昕、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科学系讲师李白帆、吉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师沈剑利、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哲学讲师白晓钧被残害致死……

我知道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黑龙江绥化劳教所、新疆女子监狱、江苏省方强劳教所、四川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贵州都匀监狱、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云南劳教所里发生的残酷迫害……知道了背铐、吊铐、灌粪水、打毒针下毒药、上死人床、夏天曝晒冬天冻等等酷刑……我知道了，至今仍有几万，甚至更多的修炼人下落不明，不知所终……。

我还知道了，活体摘取大法信仰者的器官做移植的兽行几年来一直在各军、地医院悄悄地、密集地进行…。扪心想一想，只有怎样的一个祸害，才做的出如此暴行？！是的，只有嗜血如命的邪恶组织，才豢养得出这么些残暴恶毒的人形魔鬼！！只有本性恶毒的执政党，才会授意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野兽肆意妄为！！

就在我们身边，时刻都在发生着惨无人道的迫害，可是大多数国民却一无所知。所有真相都被封锁，所有残暴都被掩盖。中共以为能够一手遮天，所以一面粉饰出个“伟、光、正人权最好时期”的虚假脸面，一面使尽古今中外的残暴手段迫害善良。正是自欺欺人，罪大恶极！

看看我们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九州华夏、神州大地，正被一个怎样的魔鬼所控制？！我们民族，正被一个怎样的妖魔所摧残？！我们民众，正被一个怎样的邪灵所绑架？！

善良的同胞们，希望你们多了解被邪党刻意封锁的消息，主动找寻真相。希望你们为了自己的平安，早日声明退出这个邪恶组织，抹除对邪党的誓言，摆脱这个邪恶政党的桎梏。

但愿华夏善良同胞，都能获得一生平安！但愿中华大地，早日迎来驱散邪云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