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洪忠的自述：

我叫王洪忠，是九八年一月十二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以前在工程队干活时曾从四层楼上掉下来，致使腰椎两处骨折，脑外伤。先后练了多种功法均无改观。学法轮大法后，曾经长期折磨我的腰痛病不翼而飞，身轻体健，内心无比快乐，真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所有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感觉文革又重来了一样，许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严重迫害。七二零那天，我们一家三口人去市政府上访，当时女儿才十六岁，广场上已有几百人在那。在场的学员都被警察录了像，然后他们开始往警车上拽人。当时有一位老人坐在那不跟他们走，被他们强行抬到警车上。他们用几辆警车把我们这些人绑架到体育场。体育场的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取缔法轮功的新闻。警察开始哄骗大家回去，很多人都没有走，在原地炼功。很晚时大家才纷纷散去。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法轮功学员马多被冤判，我们和她的母亲、亲属、律师去市中级法院递交二审控诉卷宗，在中级法院一楼门口，被四、五个便衣拦截住，同去的律师说：“我们是一起来的，必须一起回去。”他们把律师推出门去。我和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长虹派出所，有一警察在派出所骂师父，骂大法。又问我：“你跟马多是什么关系？”我说：“她是我邻居的孩子，我们陪同律师来送上诉状，法律不是规定有上诉权嘛！”那天在法院外面等候消息的七名法轮功学员都被绑架了。

我们被囚禁在派出所的一个会议室里。半夜十点多钟李万义（国保大队恶警）带着一帮恶警进来，强行把我送进拘留所。到拘留所后副所长狠命的打了我一个耳光，顿时鲜血就从嘴角流了出来。第二天市610的陈万友等一行三人对我进行非法审问，让我说一下去中级法院的经过，并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没想到他们把这些话当作罪证来进一步迫害我。

把我转到看守所后，那儿的大夫给我检查身体，当时心律过速，看守所拒收。陈万友等三人逼迫看守所强收。当时我肚子胀的很疼想上厕所，有个警察说厕所不能用，并告诉我看守所里有厕所。我被强行关进了看守所。当时我身上仅剩七十多元钱，还被警察勒索去了，他谎称这钱在看守所里也留不下，暂时放他那里。之后仅仅给我买了一个便宜的牙刷，假牙膏和一条毛巾。在看守所他们还迫害我，强行让我吃药，送我去市中心医院检查身体时强迫我带铁手链。在那里喝的是没有油星的菜汤，吃的是带沙子的窝头。根本就不是人吃的饭。

八月一日早上六点钟左右，我从看守所被强行拉到长虹派出所，被非法劳教一年。然后又被绑架到绥化劳教所。在绥化劳教所一中队，警察金庆富问我：“到这里能干活吗？”我说：“不能，我身体受过伤。”金庆富说：“到这里来就得写保证，抄三书，背监规”。我们每天被强迫背监规，如果背不下来就会被罚坐小板凳，我不是犯人也不想背，所以就被罚坐到十二点后才能睡觉。因为背不好监规被犯人打脸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的左、右脸均被打肿。还有一次三个包夹因我不背监规，对我拳打脚踢，胸肋和腰都被打伤，喘气都疼，爬到上铺睡觉得憋着一口气才能勉强上去，一个多月后才好。身体被打成这样还逼迫干活，卷牙签，完不成任务还得加班、加点，强制劳动。

在劳教所定点上厕所，必须得报告，背报告词，上厕所还得向警察请示：“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请示方便！”还得按他们指定的路线走，不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说话就被打。我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因和同修说话，被同室的犯人及其它监室的犯人同时打，腿都被打肿了。在绥化劳教所经常吃没做熟的米饭，几乎看不见油星的冻白菜、冻萝卜汤。在二中队时编汽车坐垫用的材料是有毒的纤维，有段时间手被毒纤维侵害的脱皮了，无法干活，稍有好转就得强迫干活，拿纤维的手稍一用力就疼痛难忍。每天下午三点多钟，双眼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因完不成任务被犯人打了一耳光。二零零八年冬天，天下着雪，劳教所不许戴自己的帽子，只许戴劳教所的帽子，我进食堂吃饭忘了摘帽子，结果全中队的人被罚不让戴帽子。

有一次花园劳教所为了造假，为了上级多给拨款，把我们约二车人从绥化劳教所，强行拉到花园劳教所凑数，两三天后才被拉回，在我被枉定的期限已到的那天，又被延期了半天。

我的女儿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长虹派出所开证明。当时警察说：“你爸是炼法轮功的，户口得迁出去才能开证明。”单纯的孩子不知这其中的阴险伎俩，就把户口迁出了，结果证明没给开，户口也无处落了。

我相信恶人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身心摧残，都是天理所不容的，奉劝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别再给邪党当替罪羊了，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