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其独裁统治的中国大陆，对信仰法轮功的善良民众的迫害，已持续近十三年了，这次绑架案，只是中共多年来利用权力，迫害信仰人群和实施黑帮统治的个案之一。我们其实无需就本案中被绑架的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单独介绍陈冤，因为十几年来，这样的事件在大陆每天都在发生着，千篇一律的特征是，受害人皆是善良人，因信仰获罪：或因不放弃信仰；或因为信仰言论；或因不顺从迫害，讲事实真相。中共针对数量众多的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群，十几年来，假行政或司法之名，实则行构陷和迫害之实，倾举国之力迫害不断升级却屡屡失败，在祸国殃民的黑路上愈行愈远，给民众人为制造了无量深重灾难。如此痼疾不除，中华民族的前程长夜难明。

中共的行为，今观之，至少有如下几大罪恶盈天：1、迫害善良；2、破坏法制；3、滥用公权；4、强奸民意；5；残害民生；6、蓄意兴恶政、奖恶伐善，给民族未来遗祸无穷。

回顾一下这十几年的历程，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从无第三方证实，也不许第三方独立调查，但不断有第三方证伪。

中共头目江××利用党权暴力，一手掀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然而针对一个信奉“真、善、忍”的群体，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喉舌于是炮制出了颇具杀伤力的“1400例”和天安门“自”焚伪案。注意这两大事件，其实都是从媒体“发起”的。多年来，民众根本不会从身边的修炼人身上“印证”这一类可怕现象，再无复制的可能，民间却不断披露出此中案例根本是造假的伪案。

例如：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亲用铁锹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的部份内容：“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然而这个案例却被中共媒体“挖掘”后，作为指控的罪证，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故意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例如：中央电视台九九年后播出的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当事人张海青，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回忆采访的情景，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青就信口胡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炼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攻击法轮功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张海青的妻子后来生气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青，从来没有炼过法轮功，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这所谓的“1400例”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以在完成了当时口诛笔伐的政治任务后，就再无声息了，甚至谁要揭露这造假的“1400例”，就成了“破坏法律实施”，成为受迫害的理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河北任丘市法轮功学员袁玉阁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自行车闸失灵，因闪避放学的小学生掉进一小桥下（此为白马河一分支），摔在桥下的土坡下，并没有掉进河里，一个星期后，外伤就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任丘电视台竟如此报道此事，称袁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孩子投进白马河。任丘市就此事滚动播放了二十天，中央电视三台也曾播放这一假新闻。袁玉阁事后亲自去问采访记者，为什么不讲职业道德？记者说，因为有任务，不完成就没有奖金。袁玉阁自己则因为澄清真相后来被送劳动教养。

天安门自焚事件报道后，人们很快发现了个中端倪，戏中有戏：天安门警察片刻之间拿出几十个灭火器，自是早有防范；全程竟有摄影记者跟随拍摄；“重度烧伤的自焚男子”王进东，最易燃的头发却整整齐齐；两腿上的盛放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在大火中竟完好无损；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采访原本应隔离在无菌病房的大面积烧伤患者；气管切开的小女孩能洪亮说话，甚至能开口唱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被联合国备案。

连这样的事件也敢造假，中共迫害不利气急败坏之时，无所不用其极的底线何在，人们难以想象。伪造的民意、欺骗来的民意绝非真民意，如此肆意戏弄民心民智，中共焉有半点统治的合法性？

二、中共迫害十余年，对社会的荼毒与对民众的戕害难以估量

据今年三月份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5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普通百姓，往往就是为了一句真心话，身陷囹圄，遭遇摧残直至失去生命。

石家庄的陶洪升是原河北省安全厅四处，负责出入境签证工作一位警官，正科级干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陶洪升在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横幅，被开除工作和开除党籍，劳教三年（被西焦派出所送入劳教所），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二大队201中队，外界难以知道陶洪升在劳教所遭受了怎样一种强制洗脑及身心折磨的双重迫害，只是看到，陶修炼后一直健硕的身体健康快速恶化，几个月的时间便奄奄一息，病危前，劳教所慌慌张张推给家人，回家之后几日之内，陶洪升便含冤辞世，年仅四十六岁。陶洪升的妻子于凤云说，“他爱他的国家，他并不反对政府。他仅仅想告诉领导人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好。”

本次“二·二五”绑架案受害者之一，石家庄市的邱立英女士，本人自述的冤狱经历，亦令人触目惊心。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恶令发布后，邱立英为澄清事实真相，堂堂正正赴京上访，当年十月，因为坦然承认了修炼人的身份和态度，邱立英就被非法劳教，三年冤狱加上超期非法关押，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失去了人身自由。邱先后被辗转关押于石家庄市劳教所、唐山市劳教所、唐山市安康医院（戒毒所）、唐山市第五精神病医院（原唐山市精神康复医院，和男性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保定市劳教所、高阳市劳教所、河北省会法制教育中心（臭名昭著的石家庄洗脑中心）等黑窝里，邱立英后来这样讲述过几个片段：

邱立英

◆在唐山开平劳教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警察为了完成“转化”我的任务，指使有拳脚功夫的值班犯人王艳秋毒打我，当即我就被打晕过去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此人非常阴毒，专打女人要害部位，令人难以启齿。”

“二零零零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警察王文平授意吸毒犯人皮素霞，突然闯进监室，一脚踹在我的喉管上，当时我一口气还没上来，紧接着一脚踹在我的胸口上，把我踹倒在地，我当时就动不了了，她们又叫来了两个犯人，一边一个把我从地上拖到另一个没人的房间，几个人拳打脚踢，用帆布带狠抽我的脸，把我眼睛打成了青紫眼，全肿了。我的胸口一直疼痛了一个月，期间不敢咳一下，稍微咳一下就痛的受不了，从此心脏落下了毛病。”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警察王文平指使吸毒犯人李俊青，将我按倒在地，扒下裤子，用皮带狠抽我的臀部，然后又把我吊在二层铁床架上，只能脚尖着地，用脚往我身上踹，又往我脸上吐唾沫。由于被吊着血液不流通，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的感到呼吸困难很长时间才能呼一口气，憋得满身青紫。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凌晨4点多，唐山室外气温是零下20度左右，警察把我拽到院子里，双手背铐，吊在一棵柿子树上。当时我只穿着单薄的衣衫，凉拖鞋，冻得直流鼻涕，在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鼻涕流一点冻一点，最后竟流冻成了一根一米多长的冰柱，双手全部冻裂，手背上每一个小细纹都是一个血口子，纵横交错，在刺骨的寒风中，钻心的疼痛，整个一个冬天，脱掉一层死皮后才长出一层新肉。”

“二零零零年六月中旬，我当时身体非常虚弱，抗议迫害已绝食数日，那天天气预报38度，地表温度达40多度。在正午12点多，队长指使值班犯人将我拽到阳光下面暴晒，一直到下午3点多，见我就要被晒昏过去了，才拉我回屋。”

◆在唐山精神病院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唐山劳教所在河北省公安厅直接授意下，竟然违法将我关进了唐山第五精神病医院进行迫害。

在精神病院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低压20，高压40的休克血压，抽5毫升的血都要两个胳膊抽三次，被强迫吃着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头痛欲裂，生不如死。

医护人员在劳教所的欺骗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丧失人性，还给我扎大电流的电针。他们把电针扎进头顶部位的百会穴和前额部位的印堂穴，一次一次的加大电流的强度，当时我的脑子真切的感受到万道弧光，电流刷刷地在脑中快速流动，这种无以言表的巨大痛苦使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真的要疯了。

这种摧残极易造成大脑损伤，使人残废。仅仅为了逼迫我妥协和屈服，认同他们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医务人员昧着良心残害我这个健康的正常人。他们多次采用这种残忍的‘电针疗法’迫害我，强制给我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使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反应：一天到晚睡不醒，脚软的站立不稳，舌头僵硬的说不清话，头晕、眼睛浮肿，精神出现恍惚，可见这种精神药物对人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在精神病医院，整整折磨了我90天，如在地狱般熬煎。”

◆在保定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保定劳教所，警察指使犯人杨秀霞用拖鞋底狠抽我的头部，当时我脑袋就麻了，又把灌食剩下的奶泼我一身。到晚上六点，我开始全身抽搐，警察张国红叫来狱医杜宝川，他用抽血用的针扎我的人中，嘴里还不干不净，恐吓、侮辱我，当时就扎漏了，血顺着人中流下来，当时我抽作一团，他就浑身乱扎，又强行拉我下地走，两个犯人一人拿我一只胳膊，狠命地往铁管床上的铁管抽打，打得我心脏麻木，停跳，当时就昏过去了。醒来后，犯人刘建菊做着下流猥亵的动作，又拿了两米长的竹竿打我。一屋子犯人在几名警察和狱医的授意下，污言秽语，连打带骂，对我进行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摧残，使我再次心脏停跳，昏迷，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离去。”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被强迫从事毛线编织半成品加工的奴役，每天奴役劳动18个小时以上，晚十二点以前没睡过觉，二零零二年夏秋之际，保定劳教所逼我们做风帆牌蓄电池的铅板，每天早7点多出工，下午三至四点收工，期间不能吃饭喝水，全天站着不停的工作。满车间都是毒性很大的铅粉，由于体力不支，加上铅中毒，我昏倒在车间里。”“中共劳教所的罪恶罄竹难书，是不为外人所知的真正人间地狱”。

这次邱女士又失去了自由，在毫无申诉机会，毫无基本人权保障的中共黑狱里，这样一位坚贞坦荡的修炼者竟遭遇如此惨痛的摧残，为中华苦难民众深切忧虑的爱国人士应深度关注。

三、中共一直鼓励邪恶，残害善良，将引导社会走向何方？

海外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四日，刊发了一篇文章《看看迫害法轮功的都是些什么人》，文章开篇写到：“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中，中共利用的打手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社会上的人渣败类。我们借几个例子看看中共利用的都是些啥人。”

实例之一：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郑永军道德败坏，此人虽年逾半百，却包养多名情妇。郑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迫害法轮功的事。他多次在会议上诬蔑、谩骂法轮功，扣发修炼者的工资，监控、举报，提供法轮功修炼者的所谓黑名单密谋迫害。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中午，郑永军到一包养的情妇处寻欢作乐时突然暴毙，赤裸裸的死于情妇床上。医院因其丑行，为其开追悼会也只通知了中层以上领导。追悼会结束时，突然来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妙龄女子，怀抱一两岁左右的女孩，走到棺前抚棺哭嚎：“你咋这么心狠呢！你走了叫我们娘儿俩怎么过呀！”弄得郑的家人和医院领导尴尬至极。其他与会者忍俊不禁，嗤之以鼻。

实例之二：黑龙江省五常市有一个所谓的“法制学校”，实则为暴力“洗脑班”。这个“学校”的校长叫付彦春，在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中身先士卒，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样的人如此受中共器重重用。

认识他的人介绍，十多年前，付彦春曾在五常市红旗乡坎楞村东李家砖厂帮他的岳父吕振方管理砖厂。其人流氓成性，脾气暴躁，经常打骂妻子。一次毒打妻子之后，又一顿大耳光子，致使结发之妻口吐白沫儿，倒地身亡。岳父吕振方悲悯孤独的外孙女儿，为避免外孙女儿受到更大的伤害。对女儿冤死忍气吞声，没有将这事张扬出去。付彦春侥幸躲过此劫后，被其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哥哥疏通关系，辗转调去给政法委书记朱宪福开车，并随之调到五常洗脑班。朱宪福在任期间，付彦春与其勾结，狼狈为奸，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钱财，有五十多万元之多。他用敲诈来的十万块钱行贿市委书记裴军，由一个杀人犯、打手摇身变成主管洗脑的校长（“610”主任）。付彦春摧残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极其卑鄙，惯用打耳光、电棍电，把法轮功学员两手用手铐铐上抻开大字形罚蹲，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用塑料管子抽打、用扫帚把儿打，用皮鞭子抽等酷刑。付彦春每次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前，他都酗酒，光着膀子，叼着烟卷儿，满口脏话，不堪入耳。他自己都说自己是牲口，不是人。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付彦春都大打出手。在洗脑班，他公开叫嚣：我这里就是流氓集团。

实例之三：今日举世聚焦的“薄、王事件”。

王立军作为一个酷吏和打手，为利益而亡命，毫无道德底线可言，从他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普通民众包括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当中亦是一目了然。

王立军在辽宁任职期间，追随薄熙来讨好江××，疯狂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劳教、判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几个月孩子的母亲，全不放过。王立军还唆使手下酷刑折磨并使用警犬恐吓、撕咬法轮功学员。辽宁省铁岭市的法轮功学员曾善意地给王立军讲法轮功真相，希望他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王立军却公开叫嚷：“现在杀人案都放下不管，专抓法轮功，我们不怕遭报应。”王立军最灭绝人性的罪行是有消息证实，他在薄的指使下，参与并直接指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后牟利。曾在王立军手下担任警察的透露，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斩尽杀绝”，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会谴责这种暴行，国际人士纷纷谴责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黑帮治国本色，使得流氓政客和各层面的道德败坏之徒如鱼得水，被中共利用的得心应手。社会上的道德一日千里下滑，黑白善恶颠倒。今日之中国大陆，人们为钱为权的争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官商界不断曝光的黑幕触目惊心，底层民众失去信仰之后，失去做人的真正是非标准，笑贫不笑娼，地沟油、假酒假药等恶性事件此起彼伏，禁而不止。

本文写到此处时，惊闻有消息说“二·二五”绑架案中的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邱立英、孙涛女士，在各方呼吁之下，非但没有还其自由，竟然已被当局批准逮捕（企图判刑）。四十七岁的邱立英女士，原来在石家庄炼油厂质检科工作，在单位和邻里间是有口皆碑的好人，十几年来已是几度冤狱。四十四岁的孙涛女士是河北城乡建设学校的教师，就在前几天，孙涛被无端绑架后，其单位领导还曾去石家庄市裕华区公安分局，再三强调孙涛在校工作出色，是教学骨干，表示学校工作需要稳定，希望能把人接回来，遭到拒绝。

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能在内心坚持正念和信仰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为信仰而呼吁和呐喊的人不但无罪，更是这个民族的道德脊梁和良心希望。世界需要“真、善、忍”，在人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亘古不易的真理。

依“二·二五”绑架案的发生和走势观之，制止中共继续犯罪，解体这个以犯罪手段大兴国家恐怖主义的真正邪教，挽我民族道德颓势于狂澜，救我中华万民安危于水火，还我种族前途未来之希望，在今天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