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当局恶毒的谎言打破了宁静，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初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得知同修无端被抓，我便去了省政府，想澄清修炼事实，反映实际情况。在省政府门口我遇到了全省各地自发上访的同修，并和他们一起被几辆大客车带到兰园体育场。

在那里我被一个满脸横肉的便衣单独叫下车，并被带到兰州市公安局单独讯问。当时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过来口口声声宣称我们是有组织的闹事，要我交代组织者和幕后指使者。我告诉他，因为知道同修被抓，我是来省政府上访，澄清事实的。我是自愿来的，没有人组织，是个人行为。事后他们在我随身携带的背包里翻出了我的身份证，就和其他一些天水上访的同修一起被遣送回天水。

回天水后，我就被通知到西关派出所去所谓“学习”，说是学习国家的政策法规。当时和我一起被劫持“学习”的还有片区的其他几名同修。当我们到派出所时才发现我们每天被迫“学习”的就是当时《人民日报》上报道的歪曲事实，污蔑大法的文章。

不断升级的迫害

七月二十日后的几个月，舆论谎言不断推波助澜，迫害连续升级。在舆论不断推出各种谎言、歪曲事实真相的各种报道后，我彻夜难眠，思前想后，自从一九九六年修炼大法以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因为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不断修心向善，家庭也越来越和睦。我是个在大法中切实受益的修炼者，是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敞。如今看到如此有益社会、有益家庭、有益个人的好功法却被肆意歪曲、污蔑，我的心难以平静。于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再次踏上了上访的旅途。

这一次我直接去了北京。在“中办国办信访办”里，是身着警服的警察接待了我，并让我填写了上访表格，叫我在一旁等候。谁知等候的结果是警察又打电话叫来了天水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我和其他几名天水地区的同修一起带回了办事处，让我们在办事处等候天水派人来接我们。

这一次天水派来的是天水市公安局政保股的警察，在他们的监视下我们被带回天水。回天水后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被强制送到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其中，我和另外三名同修一起还被关进了看守所，和看守所的犯人一样待遇，不允许家人探视和送任何东西。而当时我还怀有四个月的身孕。非法拘留期满以后，我就被单位下岗待业了。

二零零一年自焚伪案出台后，迫害再次升温。年底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关在刑警队，和我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位同修，我们被分别关在三个地方，在刑警队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数天以后，我被转到戒毒所，对我刑讯逼供。当时毒打我的人是天水公安局政保股的恶警董全子和张保勇。董全子用手铐把我双手铐住往起提，由张保勇拿马棒毒打我，致使我左腿神经性损伤。在其后的几年内左腿麻木，无知觉，严重时左腿瘸了半年才恢复知觉。

二零零二年，秦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我与同修三人坚持自己无罪，并陈述了无罪的理由，请法庭公平审理。然而，在江氏流氓集团的独裁专政下，国家机器成为政治流氓迫害善良的趁手工具。在经过两次非法开庭后，我与同修依然被以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冤判十二年、十一年的重刑。当庭，我与同修不服判决，我们被强行带回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们又上诉至中级法院。数月后，中院裁决，维持原判。

在这一冤案的整个办案过程中，天水市公安局原政保股股长闻大虎和一个叫雷建国的政保警察在这一案中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肮脏的将法律玩弄于他们的掌股之中，亵渎法律，执法犯法。在本案中闻大虎曾将一些不归本案的案卷材料也放在这一案中，为冤案雪上加霜。

女子监狱黑窝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和另外两名女同修被一起送入甘肃省女子监狱。入监第一天，因为从我的行李中搜出了师父的经文，当时入监队的恶警华鑫就对我大打出手。当另一名女同修制止华鑫，问她为什么打人时，华鑫迁怒于她，给她加戴械具，强制坐小老虎凳。小老虎凳高约五寸，宽约四寸，长两米。人被迫骑坐在上面，双手从小凳下面交叉铐住，整个人呈蜷缩状。除了中午、晚上两次吃饭、上厕所外，二十四小时不解开铐子，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有限制，一般在十分钟左右。每次加戴械具的时间是连续一星期。一星期后，可继续延续。坐这种小老虎凳，对人体器官、肾脏损伤很大。

二十几天后，我们被分散到各个监区，强制进行超强奴役，我被分到当时的二监区。到二监区后，我因为不承认有罪，所以不接受奴役，不配合邪恶。在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五年初的近两年时间里，先后被加戴械具一次，禁闭严管三次。每次冬天戴械具、禁闭、严管时，不给穿棉衣，每天只给喝凉水，吃皴皮馒头。而且禁闭、严管期间不准洗漱，连例假来了也不准洗。

酷刑演示：死人床

禁闭室的结构是一个里外两个房间的套间，中间有门，外间是一个由一张死人床和一个便池组成。里间是一个三面是墙，一面是铁丝网的风场，地中间被固定死一个小老虎凳。关在禁闭室里面，白天铐在小老虎凳上挨冻，晚上铐在死人床上折磨，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铐在老虎凳上不松铐。严管室的结构和禁闭室一样，只是严管室的里间是一个大铁椅，叫大老虎凳。铁丝网的一面是用黑布蒙住，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中间的门一关后，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因长年阴暗，里面阴冷异常。关到严管室是二十四小时坐大老虎凳，双手、双脚都被铐住，人被卡死在上面，还有看守时时来查看。

酷刑演示：绑在铁椅子上电击

二零零五年，因为抵制邪恶，监区决定要第二次给我加戴械具。我不承认，也不配合邪恶的迫害，当时的值班队长先用电警棍打我，然后几个人强行将我按在小老虎凳上铐起来。这一次，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两天后，我被送到劳改医院。在那里，监狱授意医院对我强行灌食。灌食时，护士有乳胶管不用，特意挑了一根又粗又硬的橡胶管。几天后，我严重脱水，医院改为输液。在医院大概一个月，等我身体稍微恢复后，监区把我从医院接回，又关入禁闭室继续迫害。我再次绝食抗议。两天后，我被放出禁闭室。

每次严管、禁闭迫害以后，邪党恶徒们还要封锁经济，在生活等各个方面再持续的深入迫害，半年之内不允许家属接见，也不允许家人往帐上打钱。在监狱里，我们每月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家属每月探视，现金上帐来解决。那时监狱每月只给每个服刑人员五块钱零花钱，而监狱小卖部的商品价格又高出外面许多，五块钱根本解决不了每月的生活用品。更何况严管、禁闭之后，半年之内五块钱的零花钱也取消不给。而且封锁经济以后，不仅不允许家属接见，就是帐上有钱也不允许用，相当于帐号冻结。所以每次经济封锁以后就意味着连卫生纸都没有用的，窘状可想而知。

不仅这些，监区还要给其他犯人施加压力，不让其他人和我们多说话，也不允许其他人帮助我们。同时，恶警还用减刑、奖励等手段诱惑犯人监视、举报我们的一举一动，鼓励犯人参与迫害。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监狱所有大法弟子被集体同时迫害，强制洗脑转化。我和本监区的其他几名大法弟子被分别关押在一间小黑屋子里，屋子的门窗、暖气全部用黑布包裹。房间地上放有一张光床板，其它什么都没有。每个大法弟子由四个监区特别挑选出来的犯人包夹看管。犯人每两人一组，昼夜各一组人，交替换班。房门被从外面反锁，犯人轮流看管我们，不让我们睡觉，同时念歪曲事实，污蔑大法的邪书。如果我们稍有打盹，就会被一把推醒或踢醒，眼都不让合，也不让出门上厕所。持续四十多天后，才解除了小号。

二零零六年夏，我再一次被留在监舍强制洗脑迫害。这一次由两个包夹犯人看着，白天被迫看污蔑造假的碟片，看碟片时，把电视音量放到最大。晚上被叫到办公室，由当天的值班队长和包夹看着再学习，直到晚上十二点，有时甚至到半夜两、三点。第二天，早晨六点起床，继续洗脑，而且要么是长时间站立，要么就是坐小低板凳，还长时间不允许随便动。在这期间，主管队长还一再要求包夹要给我加强“学习”，并给包夹施加压力，要包夹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次隔离持续一年多。

阳光下的魅影，最后的阴霾

二零一零年底，我走出黑窝。然而迫害并没有就此结束，我出狱当天，有天水市“六一零”，片区派出所和社区三方派人，当时我家人也来接我，他们不让家人接我，非要由他们把我带回天水。回天水后，他们直接把我带到片区派出所先备案后，才让家人接我回家。

之后，“六一零”、国保仍阴魂不散的暗中对我实施监控，出门也派人盯梢、跟踪。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国保大队长还对我说：“你们是牵扯政治，就是要终身受约束，终身呆在‘参与政治’的阴影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