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春天，我看到《转法轮》这本天书后我就一口气看完，心里一下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心情非常高兴，也很激动。修炼后，我的低血压、心脏病、胃病、骨质增生、神经官能症、失眠、子宫瘤、贫血和眩晕症等病都好了。通过学习《转法轮》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过去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从不退让，爱钻牛角尖，为了一口气活着，想起来也是太傻。学法后我后悔没有早学法轮大法，否则也不会打架骂人做坏事了。只有大法才能改变我。修炼后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归正了所有的恶习，遇事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身体越来越好，家庭矛盾也善解了，夫妻关系和睦了，我们家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典型例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我心里不明白，这么好的大法，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老百姓学炼？不管电视怎么讲，我根本不相信，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大法和师父。我知道大法和师父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奋斗派出所以“查户口”为名，骗我打开门，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王静波在我家。派出所李青和另一个恶警要绑架我俩，我们不配合，他们就又叫来三个恶警连拉带拽，把我俩绑架，并抢走了师父法像、大法书、讲真相的资料和信、户口和身份证等纯属私人物品。当晚恶警在我家蹲坑，天亮才走，把我俩拉到奋斗派出所非法审问。我不服从他们，不配合他们，有个五十多岁秃顶所长上来就打了我好几个耳光，问我的电话本上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人？我说：“没有”，他还打我，并说要拿根绳子把我吊死。我说：“吊死了也没有！”我放声大喊，他才不打了。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别人跟我小声说话，我听不见，后来才想到是那个所长把我的左耳打聋了。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我们十个大法弟子被投入黑龙江佳木斯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劳教所的副队长张小丹见到我们张口就骂。以张小丹、何强为首，还有余文斌等对我们十个大法弟子开始疯狂迫害。为达到“转化”目的，他们给我们上了大背铐，分别关在空房子里。她们让邪悟者写悔过书，逼大法弟子在上面签字，我们不签，张小丹找来好几个人按住我，把手掰开，把笔塞进我的手里，往纸上碰了一下，就算签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转到九中队，李秀锦、孙立敏让我写“五书”，被我拒绝。她们俩给我上了大背铐，铐了一中午。由于自己承受不住我违心地写了“五书”。但是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虽然我在高压迫害下做了修炼人绝不能做的错事，在这里我声明我写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所谓“五书”全部作废。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劳教所教育科于文斌布置攻击诽谤大法的作业，我不写，就又给我大背铐，还连打带骂。慕振娟、高晓华打我和代丽霞，把我俩的脸都打肿变形了。张小丹把我带进一个空屋子，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还踢我，把我打的遍体鳞伤。

张小丹唆使一个刑事犯打我。这人就上来打我三个耳光。她刚进劳教所一天，看见打我们的场面，吓坏了。张小丹恶狠狠地骂她：你在按摩呢，意思是打我打的太轻了。这哪是改造人的劳教所，分明是教人学坏，教人犯罪的人间地狱。恶警打人时象疯了一样，一点人性都没有，那天打我的还有于文斌，刘亚东。打完之后，把我们关在一个没人住的空屋子里，坐在水泥地上，把手铐在床上。白天，黑天就这样铐着，不让洗漱，不让睡觉，甚至不让上厕所。

在劳教所恶警让我们挑小红豆，为他们增加收入。谁不参加劳动的就又打又骂，从早到晚没有安静的时候，搞的人精神非常紧张，环境非常恐怖恶劣，真是人间地狱。后来又被逼做手机套，做手机套是技术活，都是细活，用的胶对人体非常有害。再加上过重劳动，我的心脏病、骨质增生犯了。刘亚东带我去劳教所诊所去确诊，刘大夫说：“这还能干啥，骨头都出来了。”开了一个建议休息的诊断书。

在我丈夫来看我时，刘亚东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他说了。丈夫找人给我办了所谓的“保外就医”。劳教所副政委借机勒索了我家二千元。回家后我才知道，奋斗派出所非法给我三年劳教报到前进分局，前进分局又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勒索五千元才改为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