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六礼”就是中国六十多年前，人们在婚姻嫁娶时，举行婚礼所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无论是皇家显贵，还是布衣百姓，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对待这个人生的重大事件。以至于能否完美的达到了“三书六礼”的要求，还将决定着这个婚姻将来是否美满。

在谈婚礼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在中国大陆，六十多年前，一对青年男女走入婚礼殿堂的前提条件是怎么形成的。

婚礼是中国“五礼”之一，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大礼。在《礼记•昏义》中记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古人认为结婚的终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前有无感情并不重要，女人有无资格进门才最重要。因此，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

《诗经》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孟子》中也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对男女在没有得到父母同意和媒人的说合下的结合，是不被社会所认可和重视的。

在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中，父母之命尤为重要。一对夫妻，父母之命是决定能否娶这位女子的第一道指令，父母都同意了，才可以娶亲。娶进门之后，如果父母不喜欢女方，第二道指令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儿子再喜欢妻子也得将其休掉。相反也一样，男方无论多么厌恶女方，只要父母同意就必须迎娶进门。

很多人都在怀疑父母之命是否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在年轻人的感情世界里随心所欲。但事实就是如此，在《礼记•内则》里记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

什么是媒妁呢？

在古语中，媒妁为谋酌，“谋也，谋合二姓者也；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就是考察男女双方是否般配可以婚配的中间人。

《史记》中有段文字：“女不取媒而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这句话是战国时期莒太史敫所说。他的女儿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就私自嫁给了当时正在逃亡的齐国太子法章，尽管后来法章回到齐国成了齐襄王，莒太史的女儿也顺理成章成为王后，但莒太史始终不能认可女儿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宁愿与其脱离父女关系，也不因为女儿是皇后而托大借光。

这样看来，媒妁之言得以存在的真正作用是联系两个氏族的利益，使得双方利益的联系公开化和合理化。缺少了媒妁之言的姻亲，也自然少了一份合情合理，这样的利益联盟势必会受到质疑和反对。当然，媒妁之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磨合和缓冲，即使双方不能达成婚姻共识，也不至于成为仇敌。

从西周开始，媒妁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官方机构，主要职能是“掌万民之判合”，处理民间的婚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被称为“媒氏”。到了南宋，媒妁不仅为民间草根提供婚姻服务，还掌握着皇室的婚姻大事，专门为皇室服务的媒人叫做“官媒”。

而在元朝，媒人成为社会元素中具有法律效力的组成部份。元政府规定“令各处官司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仍取本管不违甘结文状，以塞起讼之源。”也就是说，各地媒人都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法律培训，了解当朝政府关于婚姻方面的禁令和宽容，而且媒人需要向当地政府上交一份不介绍违法婚姻的保证书，以免导致法律纠纷。这样一来，婚姻有了政府的法律监管，相比从前只是举办民间仪式的制度而言先进了许多。

后来媒人法律化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清。

到民国，就开始进入“婚姻法”的时代了。

在双方父母的首肯和媒妁的努力工作下，婚姻的基础性阶段完成了。紧接着开始了婚姻的实质性阶段——“三书六礼。”

从西周婚礼仪式形成以来，“三书六礼”就成为古往今来的仪式经典，具有历史价值的民俗文化。

所谓三书，是指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是定亲时所写，算是订婚契约；礼书是在过礼时呈给女方，上面写着礼物的数量和名称；迎亲书则是正式迎娶新娘时的文书。

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是整个婚礼仪式的中心，也是婚姻合法化的主要程序。

三书和六礼在“亲迎”之前是穿插进行的。

“纳采”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婚姻的基础，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就是三书六礼之所以能进行的根本前提。男方向女方提出婚姻的要求。女方同意之后，男方就要向女方行纳采之礼。一般而言，男方送出的纳采礼物是一双活雁。大雁冷时南飞，暖时北归，被视为顺应了天地间的阴阳之道。而且大雁对配偶忠贞不渝，一只死后，另一只就会孤独终老。纳采送雁，就是表达一下顺应阴阳自然、对婚姻忠贞不二的美好心愿。

“问名”，其实问的不是女方的名，而是生辰八字。需要女方八字与男方相合，才可以成婚。

“问名”之后是“纳吉”。这是相当于订婚的环节。男方需要将问名之后的吉利结果告知女方，并亲自拿着礼物到女方家中签订婚约。这时的礼物多是一些首饰、器物、绸缎等，表示不久的将来正式迎娶女方。

紧接着就是“纳征”。男方要在这个过程里将所有聘礼都送到女方家，礼节比较繁琐。之后女方要退回聘礼中的一部份，或是重新买礼物送给男方，又或者是送出女方亲自为男方裁制的衣衫鞋袜。聘礼和回礼的数量通常为八样，也多有着吉祥如意的名称。

第五个环节是“请期”。顾名思义就是男方算出结婚佳期，请女方过目。这个环节虽然不复杂，却十分有趣。中国对吉日向来十分考究，婚丧嫁娶都要挑选吉利顺遂的日子。但是古来占卜结果总是随着占卜方法变化，十个占卜师就能算出十个不同的吉日。后来推行阴阳五行算法，占卜的结果误差就小了。推算吉日主要是避开一些大凶之日，甚至还要避开一些不吉的年份。

“请期”过了，就是最热闹的“亲迎”。新郎迎娶新娘入门，行合巹之礼，享百年好合。这个过程最为繁杂，新郎要驭车至新娘家中，拜见女方父母有及所有的亲戚。新娘上车之前，新郎要绕着车马转三圈，然后先行回府，新娘由亲人陪伴在后跟随。新娘送亲的车马都是女方自备，成婚三个月后再由男方亲自送回，被称做“反马”。

值得一提的是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夫妻拜堂。拜堂之“堂”是在唐朝形成的，在此之前夫妻行礼都不在堂上。再者是夫妻对拜之“对拜”，古礼中女方先拜，男方回礼，四次之后礼成，这叫“对拜”。夫妻洞房之中要喝合巹酒，巹是指一瓠两瓢，夫妻双方一人一半，用来盛酒叫做醑。慢慢地，醑从巹简化成酒杯，但礼仪还是一样，男方喝完后要将酒杯倒着放，表示男尊女卑，顺应阴阳。

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速度的加快，六礼便逐渐缩减，北宋变成四礼，南宋则变成了三礼，并一直沿用到明清。但无论六礼被如何缩减，其男尊女卑都不曾改变。从六礼的第一个环节开始，男方便一直占据主导、主动地位，女方只需要应和。

“三书六礼”的形成，是中华文明的积淀，也代表着文明程度的升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几千年，其根本原因还是她的文明和理性。

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古老而文明的礼仪有很多程序被扬弃了，这被扬弃的不是简单的一种礼仪程序，而是扬弃了浓缩着中华文明的有深邃内涵的文化精髓。长此以往，这使人们对婚姻的重视和尊重程度大为降低。人心不古，游戏婚姻，婚外恋，包二奶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未婚同居、频频堕胎，不以为耻，竟为常态。不道德的婚姻比比皆是，最终导致离婚率持续攀升，居高不下，皆与否定文化传统有极大的关系。

最后，让我们去比较一下。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婚姻哪个更文明和理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