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国忧民 为官正气

两位作者写作时处境有相同之处，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一致。范仲淹一生为国为民，他文武双全，曾带兵戍守西北，抵御西夏，连敌人都说他“胸中自有百万甲兵”。“燕然未勒归无计”、“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他戎马生涯时的真实写照。他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提出十条治国建议，重在整顿吏治，因此触怒了权贵，受到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到河南邓州做知州。欧阳修为范仲淹辩诬上书朝廷，夸赞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贤”，也遭到奸佞诬陷，被贬到安徽滁州作太守。因支持范仲淹被贬的还有滕子京等人。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出知邓州后的第二年（即庆历六年），岳阳楼重修工程完工，被贬到岳州做知府的滕子京请范仲淹作记，说：“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范仲淹遂写成此文。欧阳修写《醉翁亭记》也恰恰是这一年，此时他也已被贬到滁州作太守，与琅琊寺的住持智仙和尚很要好，智仙和尚专门为他在上山的路旁盖了一座亭子，欧阳修为人旷达，自称“醉翁”，便将所建之亭命名为“醉翁亭”。且与民同游，“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回肠荡气的《醉翁亭记》。因楼而记，因亭为文。楼亭有幸，斯楼斯亭因记因文而名闻天下。

虽然遭到贬谪，面临逆境，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始终把眼光关注着百姓。所以文中他们都是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地方的百姓谋福利，政绩卓著。不到一年时间，滕子京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在邓州开仓赈灾、兴修水利；欧阳修在滁州施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二、文思精巧 各尽其妙

两篇文章文不甚长，但思想深邃，足见结构技巧之高超。文风也很相似，都写得平实而有气势，清新流畅，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一扫晚唐五代文坛浮华轻靡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

范仲淹写洞庭湖，只用了“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就尽数了洞庭湖的大观胜概。这一“衔”一“吞”，将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气魄描写得极其生动。“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范仲淹没有对岳阳楼的修建进行具体阐述，也没有泛泛铺陈岳阳楼周围的湖光山色，而是另辟蹊径，抓住迁客骚人登楼所见所感，引出对“古仁人之心”的探求。全文跌宕而又自然，有时似乎文意已尽却又峰回路转。景物描写看似洋洋洒洒，却并非文章要旨，而是借其抒发自己之心胸和抱负。

《醉翁亭记》则以“乐”字，金线串珠般提挈全篇。写朝暮之景，抒山水之乐；写滁人游山，发游人之乐；写山肴野味，表宴酣之乐；写鸟啼婉转，示禽鸟之乐，更流露出太守身处“翼然临于泉上”的小亭，自我陶醉的同游之乐。行文走笔，因“乐”展开，“醉”是现象，“乐”为本质，“乐”是“醉”中之乐，“醉”则因“乐”而醉。“醉”、“乐”一隐一现，前伏后应，一气到底，形成了谨严而完整的艺术构架。

相传文章写成后，欧阳修虚心向人征求意见，他读给一位樵夫听，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时，樵夫说：“您文章的字好象多了点。我打柴上山，站在南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顿时，欧阳修明白了，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赅的开头，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胜状，也总领了全文气势。

三、文笔清新 骈散结合

两篇文章语言句式有相通之处，都采用了骈散结合的句式，参差错落，婉转有力且都能抓住景物的特征进行描写。《岳阳楼记》以单行散句为主，间以骈偶短句，如“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未见洞庭湖，已感其万顷波涛，千里浩月。“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写“霪雨霏霏”的天气，有阴风，有浊浪，白天“樯倾楫摧”，夜晚“虎啸猿啼”，是一片苍茫荒凉的景象，由此发出了“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叹息；写“春和景明”的日子，天光、碧水、沙鸥、锦鳞、芷兰、皓月，白天阳光灿烂，晚上月色皎洁，是一片欢乐明快的景象，又表达了“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喜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语句中，字字有千钧之力。吟之，不得不感叹文章句丽辞畅、音韵铿锵。

《醉翁亭记》大量运用了骈偶句，长短搭配，加强了韵律美。写景抓住了朝暮之景、四时之景的特点，用“日出而林霏开”写早晨，用“云归而岩穴暝”写傍晚，写出了一天中景色的变化；用“野芳发而幽香”写春天，用“佳木秀而繁阴”写夏天，用“风霜高洁”写秋天，用“水落石出”写冬天，无不抓住了景物的季节特征，也发出了“乐亦无穷也”的感慨。

《醉翁亭记》除运用骈句，还注重大量运用虚词。全文用了二十一个“也”字，用了二十五个“而”字，把诗一样齐整的句子断开，让它带上散文的韵味。这样整散结合，使得文意层次分明，语感节奏起伏，既有诗的意境，又有散文的美感。如“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里的“也”给人一种恍然彻悟，意韵悠远的滋味。

四、乐民之乐 忧民之忧

两篇文章的写作主旨相一致。虽都因楼因亭而记，都不是写重大事件，但其实都是围绕“先忧后乐”、“与民同乐”这一人生和文学的主旋律来写的，而他们的心境完全是一脉相承和息息相通的。两位作者的思想同源于 “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儒家传统思想。

《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并一生都坚守这一信念。相传他童年时曾遇到一位相士，问道：“您看我将来能做宰相吗？”相士就笑他：“年纪轻轻不要过份自负！”范仲淹又说：“那您看我能否做医生？”相士惊讶地说：“怎么相差那么大？”范仲淹回答说：“唯有良相与良医可以救人。”相士赞叹道：“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正如欧阳修给范仲淹写的墓碑文中所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怀宏志，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以古仁人为榜样，把人们从物质环境的优劣和个人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挣脱名利缰锁，进入无私的精神境界。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范仲淹和欧阳修共同的胸襟和心怀。欧阳修为官四十多年，官声清廉，爱民如子。虽因直言上谏屡遭贬谪，仍坚持为民请命。他在文学观点上提出“文者以明道”，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提倡简练，平易自然的文风，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北宋文坛的领袖。

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以其朴实、醇厚和热情抒发了寄意山水，与民同乐的情怀。身处“翼然临于泉上”的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乐其乐”、“同其乐”，给世人展现出一幅人间祥和的画图。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中也写道：“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