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轮功学员安德利·胡博尔在天安门被非法抓捕的一幕

“我把‘法轮大法好’的黄色横幅举向天空……”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两点，在天安门广场，我把‘法轮大法好’的黄色横幅举向天空，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点激动的胡博尔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思绪似乎停留在了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那庄严神圣的一幕历史定格上，片刻，他回过神来笑着接着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秒钟，我就被穿警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扑倒在地上。”

警察很内行地用胳膊肘猛击我的脖子和头部

胡博尔说，在他举起横幅的后几秒钟里，离他约五十米远的几个警察像触了电一样，向他直冲过来，猛力把他撞倒，抢走横幅，然后试图将他拖入警车，但是没成功。待他重又站立起来时，围着他的一群警察，有的抓住他的胳膊，有的抱住他的腿，把他整个人腾空架起，然后塞入另一辆警车。胡博尔记得，“在车门口，我抓住一个手柄想挣脱，但是被他们拉扯开了。”后来他在照片里数了数，当时有七个警察抬着他往警车里送。

在警车里，警察把他推倒在地，“我只好坐在地板上，我的头部被压在我的双腿之间。然后一个警察坐在我的背上。我不能动，呼吸困难。就在离开前，警车司机很内行地用他的胳膊肘猛击我的脖子和头部。之后，我头上又挨了几拳，是从不同的方向，来自不同的警察。”

他被拉到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拽着他的衣领把他拖进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我的腰带和毛衣都被撕破了，我的背包不见了。”胡博尔说。十五分钟后，他被带到隔壁房间拍照、讯问。紧接着，又被带上另一辆车。这回居然有约十五个公安人员跟随上车。紧挨着他靠窗的座位是一名警察。 “我坐的车开了，但是没有人告知我，要去哪里？为什么逮捕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持续多久？”

警察：在中国，没有国际法。

胡博尔和其他几位在天安门抗议的外国法轮功学员都被带到北京机场附近的“看上去像一个酒店，但里面是空的建筑物”。三名警察看管讯问他，要他的姓名、地址、护照。胡博尔表示在与德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前，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警察威胁他，如果不配合，他将被长期关押在中国。胡博尔对此声明，与我国使馆联系，这是我的公民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人权。

在通过一座大门时胡博尔意识到这可能是监狱，后来知道这是警方的一座看守所。胡博尔对警方说，“我不想去坐牢。你们为什么囚禁我？我的行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警察回答他：“在中国，没有国际法。联合国是国际的，但这里没什么好说的。”他接着说：“你将被关押在这里五年，而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牢房里非常冷，整天充斥着粪便的味道

胡博尔和一名瑞典、一名日本学员被关进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牢房，这里原本最多容纳八人，现在关押了十人。牢房的墙皮剥落，天花板爬满了蜘蛛网。牢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天花板上的摄像头监视下。在地上有一个坑，这就是厕所和“淋浴”的下水道，牢房里整天充斥着粪便的味道。他记得非常冷，睡觉时即使只能一个挤着一个地侧着身子睡，夜里也时常被冻醒。白天必须长时间地面向南面厕所方向“坐板”，除了吃饭和一点休息时间之外。不许到户外去见阳光和呼吸新鲜空气。

“洋小伙们”都很正常而且礼貌

胡博尔发现，他们的出现，震惊了同监室的中国囚犯。怎么在海外有那么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还万里迢迢跑来中国，勇敢地抗议北京政府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面前的“洋小伙们”都很正常、健康、理性、礼貌而真诚，哪像电视里宣传的那样？显然是在给法轮功造谣。恰巧有一名年轻犯人会讲很好的英语，他帮忙翻译，胡博尔他们得以给牢里的人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

胡博尔感觉，一提江，囚犯们七嘴八舌，都是骂江的话，难倒了小翻译找不到特色恰当的词语。有不少贬低江的笑话，其中有一个他至今记得，“江每天醒来要问的第一件事是：‘法轮功又在哪里抗议了？’”胡博尔当时意识到，法轮功在中国的影响如此巨大，江氏集团对法轮功怕得要死而被民众耻笑。

被北京警察严重侵权，只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

胡博尔在北京的看守所煎熬了三夜两天。十七日，他被带去见德国使馆代表，至此，德国领事才知道他是被关在看守所里。二月十八日，他登上回家的飞机。胡博尔说，“在北京，我被非法拘留九十四小时，包括六十小时在看守所里。中国警察殴打了我，但我连不礼貌的话都没有对他们说，哪来暴力？我从来没有侮辱警察。而我被北京警察严重侵权，只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一年，在德国弗莱堡“真、善、忍”画展上，胡博尔给参观者讲真相

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上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着

胡博尔自幼对中国的藏传佛教感兴趣，后来在炼法轮功母亲的影响下，他于一九九八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胡博尔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十年来，他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上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在德国一所学校里当老师。他给学校的老师学生、他居住的城市市长议员、多家媒体讲真相和洪扬大法，他扎扎实实地在向修炼的更高境界努力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