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发生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我正在上小学，亲眼看见平时宁愿自己吃亏、从来不亏别人的母亲，被医学院一大群疯狂的红卫兵逼迫在广大师生面前揪着头为“伟大领袖”下跪“请罪”的可怕场景，八岁的小哥冲进去，边哭边拉边大叫：“我妈不是特务！”而只有七岁的我，在旁边吓的号啕大哭。

七十年代初，十六岁的我知道自己“家庭出身”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说话的地方的，高中毕业，我带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乡当了几年“知青”，在平时，我说话都不敢大声，一味的拼命做自己难以承受的农活，直到恢复高考才考上师范读书，跟随母亲的脚印、走进了教师行列，开始了几十年的教书生涯。

在那个年月，我未来的婆婆，因极度营养不良，在八平米的家中突然去世。因为当时她的孩子们都去山区当知青了，她死的时候没人知道。我曾经问过公公，怎么就把他当年全靠做小生意辛苦挣来的铺面房产全部交与“国家”了呢？已经半身瘫痪的公公说：“不交就把你脚朝天倒吊起来暴打啊……”

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泪流，想起第一次看《九评共产党》，联想这些经历时，我是边看边悲愤大哭，《九评》破开了我头脑的“壳”，那里面写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在这个专制暴政国家，哪一个家庭不是承受着这样不把人当人的待遇？哪一个家庭不是伤痕累累，连它自己的效忠者在不需要时也不例外，共产邪灵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人为近敌、彼此互相伤害、道德急剧下滑的社会里，人们为追逐名利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假话、假理、假货充满着人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角落，人有哪一天不是在担心受怕、提心吊胆中过？

在全国上下的各基层组织都在全力发展党员，在学校更是拉人入党、入团、入队，学生不入党、团、队就不能评先进、得奖学金。每当有学生来请求我当介绍人时，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把这个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它给中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一一说清楚，这样，学生们基本上都能够接受，让邪恶曝光、毁灭。就在自己这里，阻止了朝邪恶深渊走去的学生。

我们学校的一个副院长去美国前和我摆谈，我也就这个机会顺势给他说了真相，讲这个党的专制、无能、腐败，讲真、善、忍的好，讲善待大法弟子，他基本认同我的观点，回国后对我说，在美国，大法弟子给他送真相资料时，他都对大法弟子笑。

全民疯唱“红歌”时，我对很多热衷于此事、其实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而唱的教师说：“去给把毒米、毒油、毒奶给你的孩子吃的刽子手唱赞歌呀？”只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多人的思索，连组织者也对我说：“这个道理还真是这样的，真不应该这样做哦。”看她们打开了心锁，我再把真相慢慢道来，讲我们社会最缺少的是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讲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教育才是我们国家真正需要？讲现在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一般都喜欢听我讲，说我知道的东西多，叫我多去她们办公室，多和她们聊。

中共为了叫更多的人为它陪葬，叫学校全体党员在什么“承诺书”上签字，以保证和它“保持一致”，每个党员必须签，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吓唬人。这是它一贯的伎俩。

院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签字，我利用这个机会向院长讲真相，我先把对方放在尊重的位置上，心平气和、慢言细语谈了两、三个钟头，用自己的经历讲明不签的原因，把对方的善性激发出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彼此之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也明白了很多可能从来没有明白的道理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我去找系部领导，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主题，也用自己的经历讲到不签字的原因，自己的工作、人品为何会得到同事和学生的尊重，讲法轮功给我们身心、思想境界带来的巨大好处，也讲现在社会中如何需要“真、善、忍”。我说：“法轮功能让我灵魂净化、身体健康，我能不说他好吗？这个党给我父母、亲人带来这么大的灾难，我能说它好吗？！这个是与非相信你也是知道的啊。”他们都表示赞同。

伟大的师父给我搭好天梯，《九评》给我打开了天窗，让我彻底认清楚了中共的邪恶真实面目。在真正抛弃这个邪恶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唤醒不清醒的世人，与中共决裂，不许它害人，这是每个大法弟子为己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