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车间主任M打来电话，说单位有事，于是我急匆匆的去了单位，到了以后才知道被他们骗了，他们要非法软禁我，理由是厂里派人监视我的时候怀疑我发了真相光盘。我说“不要光是怀疑，要拿出证据。”现在想想这个说法中有承认迫害的因素。

当晚，车间主任M和邪党支部书记S说陪着我，都不回家。这时我想，是该讲真相的时候了。于是我盘腿往长沙发上一坐，“既然咱们今天都有时间，而且平时也没机会跟你们谈我的信仰，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说。”他们说“好啊，好啊”。然后，我详细的跟他们讲了我得法修炼的经过，《转法轮》书中都说了什么，以及我二零零二年无辜被关押到看守所的过程。我说，“咱们都在这个单位共事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们很清楚，我的工作怎么样，我的为人如何，你们都很清楚，你们觉得这么对待我合适吗？”他们很严肃的说：“确实不合适。”

接下来，我又讲了邪党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对国人的迫害，讲了大法在海外和港、澳等地的洪传，最后讲到了善恶有报。“其实平时我也经常加班、值班，在单位睡宿觉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今晚我不能回家就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对我的迫害，不管是上天的善恶报应还是人间的法律，将来都会让你们负责任。我是走还是留，你们看着办。”他们两个互相对视了一下，又看了看墙上的表，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S说，“这么晚了，还回家吗？”我坚定的说，“只要你们不强迫我留下，哪怕只剩一个小时今天我也要回家。”S稍微犹豫了两秒钟， “走，咱们一起走，我用车把你送回去，都回家睡。”

第二天上午，厂里的邪党委书记A又把我和S叫去，说要和我谈谈。我说“谈可以，但是我要有平等的发言权，否则就不是平等谈话。”谈话开始，A说，“其实厂里都知道你人很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如果不是你炼法轮功，你早就是车间领导了。但是我们也尊重你的想法，所以自从我到咱们厂也没给你做过工作，但是你要服从管理。”我说，“我当然服从管理，没违反过任何厂规厂纪。”“那你为什么到外面发光盘？”“哪条法律写着公民发放光盘是违法的？”“因为你炼法轮功，所以这样做就不行！”她语气加重。“你既然都当了厂级领导，你应该是懂法的。你去查一查法律条文，如果你能查到哪条法律说炼法轮功违法，我就任你处置，否则你无权干涉我的行为。”我的语气也很冲，争斗心起来了。“这两天你不能回家，我们班子就这么定了！”“谁给你们这个班子的权力？八小时之外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Y主任，通知管保卫的大友，今天就是不让他回家！”她有些恼羞成怒。

回车间的路上，S和我说，“要不咱在车间睡两天，糊弄糊弄她？”我说“不，一天也不！”我说的斩钉截铁。“那好吧，你回家吧，有事我顶着，唉，这叫什么事啊？！”S叹了口气。

两三个月后，厂里机构改革，我到了另外一个车间，正赶上“十一”国殇日。放假那几天，有一天我加班后很晚回到家，大约有八点多吧，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妻子和我对视了一下，我问“谁呀”，门外答“是我”。我听着声音不熟悉，而且预感到什么，就提高声音严厉的问“你到底是谁？说出名字。”门外的人顿了一下，“我是咱公司的，C师傅，你在家吧？”这时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又问，“你有什么事吗？”那人赶紧说，“你在家就行了，我没什么事，不用开门了。”说完就听见那人下楼“咚咚”的脚步声。

我快步走到阳台窗前，看到楼下停着我厂的一辆双排座（我认识我厂的车），车前站着刚刚从我家楼门口出去的保卫科人员，好像叫老D，正仰着脸朝我家看，车里边好像还有人在抽烟。我看了他们一会儿，觉得应该给他们讲真相，然后跟妻子说了一声“帮我发正念”，然后从窗台上拿了几个香蕉就下楼了。出了楼门口，我径直向双排座走去。车前站着的老D见我走过来赶紧开门钻进了车里。走到车门前，我拍了两下，从车窗示意他把门打开。他不敢开，问我“干啥”，我又拍了拍，“跟你聊聊”。他看我没有恶意，才把车门打开。

进到车里，我问“你们哥儿俩还没吃饭吧？”他们点点头，我把香蕉递过去，“我也还没吃，家里只有这个，先垫点吧。”然后，我从他们当时的行为讲起，告诉他们是在做违法的事。我既没违反社会的法律，也没违反厂里的规定，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进行非法监视。他们点点头，“这是领导安排的。”顺着他们的话，我又讲了邪党几十年来搞运动害死了中国百姓几千万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制，法制社会是不允许搞什么“运动”的，而且那些“奉命”害人的都没有好下场。然后，我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共产邪党一定会遭报（按照当时的心性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直接向他们劝退）。

我讲的过程中，他们只是静静的听或点头，并不说话。因为我当时有争斗心，所以说话中明显带有情绪，只是在讲道理，而没有让对方感受到慈悲，感受到我是在为他好。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L主任就告诉我，“Ｔ厂找你，让你上午九点去他办公室一趟。”我知道，很可能与对我的非法监视有关。到了Ｔ厂长的办公室，他示意我在他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的问我，“你昨天还下楼找他们（监视我的人）去啦？”语气里带着责问。“是啊，我没违法，没违规，凭什么监视我？”我的口气也不软。“唉，这也是上边压下来的，不是咱们厂里想这样，你就理解理解吧。”
“在我家楼下停车我管不着，有人盯着我家窗户我也管不着，但是我上了一天班，而且是因为厂里的工程在加班，那么晚回家，竟然还有人为了确认我在不在家去敲门，这是我不能允许的。”“嗯？有这事儿？”Ｔ厂长显然有点意外。转而又说，“他不是没做什么吗？”“Ｔ厂，咱都是男人，都是家里的老爷们儿，如果你遇到这事儿，还等他做什么吗？再说，我媳妇当时吓的脸变色了，你知道吗？”我保持着原来的语气。

Ｔ厂长沉吟了一下，“他们这样做是不对，我跟他们说一下，以后不能这样做。”然后又说，“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事儿往好处想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是厂里在保护你呢？其实以前不止一次有人向我建议，干脆把你交上去得了，可是我就没那么做。”他的口气比刚才缓了一些。“Ｔ厂，我完全知道你为我好，这么多年我也跟你干了不少工作，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不能接受这种方式，因为这不合法，也是对我的侮辱。”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你们既然是当好人，为什么把共产党骂成那样？”“Ｔ厂，你在九九年之前见过有法轮功学员说共产党不好吗？没有吧？因为修炼跟共产党没关系。可是九九年‘七二零’的时候非得把这群信仰真善忍的人说成是坏人，还要迫害，让人们仇恨法轮功，那人受了冤枉还不让人说话吗？做了坏事还不让人说吗？”“美国就没有贪污腐败吗？你们为什么总盯着共产党？”“我认为自古以来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有腐败，但是程度不同，就像咱们考大学，科科都是九十几分，就能考上清华、北大，科科不及格可能哪个大学也不要，但他们都不是满分，都有答错了的题，那能一样吗？”

“那你们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发了那么多短信，不是骚扰我吗？”“我们受了冤枉，遭了迫害，连个说话的渠道都没有，给你打个电话还不行吗？再说有人给你打电话你也可以不接呀！再退一步说，你如果认为这是骚扰，你还可以报案呀，可我们受了迫害谁管呢？”他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只要向我保证不去外边发传单、发光盘，我就不让他们盯着你了。”“Ｔ厂，我只能向你保证不做违法的事，而且只有在八小时工作日期间我是归你管的，除此以外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那好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互相保证，我保证不给你找麻烦，你也不要给我找麻烦。”他的态度挺诚恳。我站起身，冲他抱了抱拳，“一言为定，咱们互相保证。”

二、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邪党开两会的前几天，车间的邪党支部书记X提醒我，“别搞什么活动啊，有人盯着你呢。”我很反感的“嗯”了一声。第二天早上刚上班，X就叫我去她办公室。刚一进门，她劈头就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说，“你啥意思？”“有人看到你昨天晚上出去和别人见面去了。”“笑话！我是个正常人，是个合法公民，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和朋友交往交往有什么问题吗？你晚上从来不出门吗？你不和人交往吗？”因为争斗心去的不净，一连串的反问冲她发了过去。

“这不正是‘两会’期间吗？你理解理解。”她的语气缓了一些。“他们开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你真的认为我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让他们开不成会？荒唐不荒唐？还号称‘伟光正’呢，丢人不丢人！”“但你也得承认是党领导一切呀！”“我为什么要承认呢？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执政党组阁政府，但要以国家和政府的身份来对国民进行管理。真正的说法是‘党要管党’，而且企业也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我又不是党员，你根本也管不到我。”

她被噎的好一阵子没说出话，缓了一会儿才无奈的说，“你太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说的对，但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吃着这碗饭，你叫我怎么办？”

这时我也意识到，不应该用争斗心和她顶着干，得有善心，得跟她讲真相。想到这儿我和气的说，“X姐，刚才我也是心情不好，说了些带情绪的话。说实在的，你本来是个很敬业的干实际工作的人，技术很好，没必要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支部书记，你说是不？”她点点头，很认可。

接着，我给她讲了东德柏林墙守卫士兵因为“奉命”开枪杀人后来遭审判的故事，她说“我明白”，然后又说，“我希望我自己稳稳当当的，我也希望你别出事。”然后我又给她讲了国际追查组织，讲了当地“六一零”头子和公安部门“上榜”的消息，“X姐，我希望你不要某一天也‘榜上有名’。”她很受触动，“只要你不说，谁能知道呢？”“老祖宗早就告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沉默了，我继续说，“X姐，你是很有头脑的人，有时间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吧，自己辨别一下是非，不要听谁的一面之词。”“哦，我没有时间啊。”她有些惊慌的样子。

我笑了笑，“我知道你身体不好，如果我告诉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恢复健康，你有时间看吗？”她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继续说，“其实你是害怕，害怕了解真相后自己的良知让自己不能安于装糊涂，做坏事，你说是不是？”这句话似乎一下说到了她心里，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定定的看着我，脸上有些略带惊讶的笑容。

三、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搜集到了几乎全厂所有人的电话。从这一年开始，我清晰的知道，要想破除邪恶的跟踪、干扰，就一定要发好正念，讲清真相。而且发正念和讲真相不能单单是为了解体非法跟踪和干扰，真正的目的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利用这个机会救度众生。

自打上次和我谈话后，X再也没有找我谈过，也不介入非法监视我的事。我从L主任的口中得知，X以我不是党员管不着我为由，把这件事推给了L。所以，我有几次机会和L讲真相，他不反对大法，只说自己处在这个位置没办法。我告诉他入党时宣誓就是在发毒誓，邪党完蛋时毒誓是要应验的，他说从没宣过誓，不敢表示退出。

这年的五六月份的一天晚上，车间主要管理人员聚餐， L喷着满口的酒气歪歪扭扭的凑到我身边，拍了我肩头一下，嘴里咕哝了一句“真佩服你。”我没弄懂他啥意思，随口“嗯”了一声。他以为我没听清，又把嘴凑到我耳边大声说，“你听见没，我很佩服你，真的！”我冲他笑了笑，“为什么？”他也一笑，“为什么？不能说，你知道。”然后又拍了拍我。

在邪党两会期间，我注意看了参与非法监视我的人，记在心里，找机会专门找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Y司机，原来和我就很熟识，他开车在我家楼下监视的时候我也专门找他讲过真相，后来在厂里有机会给他做了“三退”。从那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遇上我，哪怕把车掉个头，也要用车送我一趟，而且当着很多的人说，“C是大好人，不拉谁我也拉他。”

后来，我又先后劝退了同车间的小U、机动科的小Z和司机老J。

四、二零一二年

今年三月份邪党“两会”的时候，单位仍派了人在楼下监视我，直接负责这事的大友（化名）曾经是我的朋友。自从大友做了保安，我曾多次通过电话和短信向他讲真相，可他似乎不为所动。为此，我心里有些动气，所以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大友和那些监视我的人发正念，让他们限时报应，不让他们继续作恶。但是几天过去了，似乎一点效果也没有。

忽然有一天，我在学法中悟到：我发正念是要清除人背后的邪恶，而我面对的人是被邪恶利用的，是可怜的，是应该被我救度的众生，我怎么能生他们的气呢？于是我摆正了发正念的基点，不许背后的邪恶生命利用他们对大法犯罪。

不几天，大友专门来找我，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长谈中，大友告诉我，他看过《转法轮》，知道里边都是教人行善做好人的，而且自己也信佛。他表示自己很不愿意干这种事，是单位的邪党书记H命令的，并且他还曾因此和邪党书记发生口角。接下来，他说他也看了很多书，知道邪党多年来作恶多端，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顺势告诉他，既然这么明白，就把加入邪党发的毒誓取消了吧，省的将来跟邪党遭殃，他默许了。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大友告诉我：“咱们都好好活着，好人会有好报的。这些人（负责监视的）如果有任何干涉你的行为，就打电话告诉我。”

第二天上午，我一早就来到H的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没开。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H下车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当时心生一念：不管怎样，我今天一定要让他听到真相。就这样，我从早上八点就没离开，找个地方边发正念边等，眼看到了十一点，快吃中午饭了，H还没回来。我意识到不能再这么干等了，掏出手机拨通了H。正赶上H上楼，他马上开门，我跟了进去。

“有什么事吗？”他问。“没别的事，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天咱厂里出人出车监视我是不是你让的。”我开门见山，他承认。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我没犯法，没违规，而且企业的管理也不应该管到我家里，你说对不对？”“是这样，但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形势就是这样。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我想太太平平的把这一年多干下来。”“你了解法轮功吗？”“怎么不了解？那是×教啊！”他像突然受了刺激一样，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有理不在声音高，不用这么大声。‘×教’是谁说的？”我语气严肃，制止他。“党中央说的呀！”他仍大声吼着，但明显听出底气不足。“我们不是法治国家吗？应该是法律说了算吧，党怎么能随便下这样的结论呢？”

H觉得理屈词穷，无奈地说，“我没办法，要么你去告我吧。”“你这样说是觉得我告不成你。但现在告不成不等于以后告不成，人做了事总要负责的，不但法律早晚要追究，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不是假的，谁也逃不掉。你这样做不但在害我，也害了你自己。”这时他看了看表，“小C呀，该吃饭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吗？”语气忽然变得温和。我离开了H的办公室。

回到家里，我向妻子同修叙说了整个过程，她说：“要不我也给他打个电话？”我点了点头，然后把H的手机号念给她。妻子拨通了H的电话，我在旁边立掌发正念。电话接通后，妻子以家人的身份，介绍了我这么多年来如何努力工作，如何遭到迫害，以及在单位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希望他秉承良知，不要让这种迫害再继续下去。H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但态度一直很好，没有攻击大法，更没有为非法监视开脱。

第三天，我在单位值班，发现办公室外似乎没有人监视我。我想，难道H被说动了？应该继续跟他讲真相。于是，我静下心来，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完全本着善心救度的心态，给H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讲了我的想法、我的表现、我的信仰、整个社会的变化以及历史的教训，发自内心的要启悟他的善念。最后告诉他，“我今天没有看到有人监视我，我想那是你的正确选择，我向你说声‘谢谢’，你也谢谢自己吧。”信写完，我又仔细读了两遍，稍微做了修改，然后用公司的局域网邮箱给H发了出去。

发完信，我走出办公室，发现监视我的车正停在我平时不太注意的角落里。我的心稍一犹豫，但马上意识到，不管它，那都是假相，我就是要救他。

今年邪党十八前，我有机会遇到了参与非法监视我的小R，她告诉我，“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最起码是侵犯人权。”后来遇到了司机N，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主动说，“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法轮功是好人，这样对待你就是迫害。”我说“你既然这么明白，退团退队吧。”他说“行”，而且马上又说“共产党马上就要完蛋了，我知道，我以后不做这种事了。”后来又遇到了参与监视的老W，他很明真相，三言两语就同意三退了。

在邪党十八大前一周，听说X的腿部受伤，回家养病去了。又过了两天，听说大友在单位犯了心脏病，也去住院了。整个邪党十八大期间，我无论上班、回家，无一人跟踪、监视，无一人找我谈话，连打招呼“注意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整个我所处的环境中，就像根本没这码事一样。等到邪党十八大快开完的时候才有同修问了我一句，“这回好像没人监视你呀”，我淡淡的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邪恶的监控在大家的正念和我的不断讲清真相中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