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流程

活摘器官成为“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从这个政策延伸出来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成为了一些警察对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口头禅。所以不管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到2009年，明慧网收集到的有名有姓的就有3300多例，实际数字会高得多），中共从来不惩罚肇事的警察，反而树立成反法轮功标兵，升官加爵。

活摘器官从江泽民和中共中央下达的密令、文件送达各大军区开始，军队成为中国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管理系统的核心和总负责机构。军队、卫生部、六一零、警察、看守所、监狱系统配合，将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抽血、注册、电脑管理，作为统一的活人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 迹。

2006年，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披露：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阶级敌人，是中共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常用政治术语，指阶级斗争中处于敌对关系、敌对状态的人和政治－社会集团。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人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和去向。对他们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只要不属于人民范畴就没有公民地位，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法律权利──甚至连属于法律底线的人身、尊严、住宅、通信权利都不受保护，更谈不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了。所有这些，随时可以以革命（阶级斗争）的名义实施剥夺。

阶级敌人被中共舆论工具指为仇恨人民、心狠手辣、危险异常的恶魔。对他们不适用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严厉残酷都没有错。无论人们对阶级敌人有无直接经验，都被调动起仇恨。在对危险的恐惧中，人们只能寻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并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人类怯懦、侥幸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满足（“至少现在我还是安全的”）：他们一边用攻击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者来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边更加无条件认同现存体制，到了不惜践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线）的地步。

这种用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让具体的个人（生命个体）承担抽象的阶级的罪恶，使所有攻击者因此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弃绝了罪恶感（没有个人责任）而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早已经把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就是重刑犯。所谓的沈阳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目前的法轮功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2006年时，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

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军医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他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象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体系中的成员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者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

活摘器官作为政绩受江系集团鼓励

江泽民曾一度独揽大权，曾同时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持续13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军队是迫害的重要一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史称“4﹒25”。当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接到党魁兼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指示，要求全军特别是北京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反对法轮功的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按照张万年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军迅速行动起来，查清军人及其家属子女、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法轮功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情况，并在全军范围内进行无神论洗脑式宣传。其间，张万年多次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打电话或当面指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彻底清除军队内部的“法轮功”。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宣布镇压法轮功的几天后，总政治部即下发文件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在反法轮功的斗争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作为军队系统的理论研究机构，其撰写的反法轮功文章获得中宣部奖，该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外，总政治部还通过编写材料、录制大批音像，召开各种反法轮功会议，人人过关等形式进行迫害。开除法轮功学员军籍或强迫复员转业；本人及亲属修炼法轮功的不准入伍、不准读军校。这项规定从2001年正式实施到2011年还在强调执行。对坚持信仰的高级军官则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五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就是针对法轮功。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又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1999年4月25日之后，妒嫉心极重而又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决心置法轮功于死地而后快，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七人中除江一人外，其他六人都反对镇压。于是江找到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的廖锡龙，要廖助它一臂之力迫害法轮功。廖口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廖当然知道，江泽民找到了自己办事，这绝对是一个往上爬的好机会，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于是廖锡龙就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秘密编造假情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成都军区情报处从法轮功的邮箱里获取了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的邮件。江泽民拿着这个报告如获至宝，便要挟政治局常委其他人员，逼着全体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镇压法轮功。

廖锡龙不仅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暴力机器的驱动器，而且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99年7月20日之后，廖锡龙命令成都军区各大部及有关单位，“严密掌握敌情”，每天24小时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并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逼迫退役，有的被开除，强迫学员转化。廖锡龙由于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不遗余力，很受江的赏识，便在2002年被江提升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2003年再次成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提升廖锡龙为总后勤部部长，目的是利用廖锡龙的才干和揣摩上级意图并服从，加上对法轮功的仇视，让其主管活摘器官的运作，把活摘器官产业化、军事化，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总后勤部在中共军队中管钱管物，是军队中最直接接触利益的部门。军队医院直接归总后勤部管辖，军队的医疗改革自然也是他们谋利的重要阵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军队医院开始对社会实行有偿服务，在对外有偿服务方面，军队医院客观上追求的不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早在一九八九年，军队医院就开始不愿意接收军人住院，医院为了利益必须算出需收多少地方病人（非军人病员），才能赚够医院要求的数额，之后才考虑接收军队病员的人数。军队医院早已将“为兵服务”这一宗旨改为“为官服务”、“为人民币服务”。

解放军452医院位于四川，2000年，医院设备陈旧、医生缺编、外债近千万，被称为乡镇医院，2002年，院长张聪与一名地方企业家签订协议，由私人投资800万元，与医院共同经营肾移植科。共同经营期间，企业家每年给医院交120万元，并无偿为部队服务。结果452医院完成331例肾移植手术，肾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年，医院在创收近700万元后，以400万元价格收回企业家投资的全部设施设备和经营权，452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军卫勤系统引发关注，军内一些医院纷纷效仿。

军队医院看到移植潜在的巨大利益，于是大肆推广移植，靠着地方医院不具备的大量供体来源，取得了地方不具备的移植优势。如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联系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辉，他表示，由于四川成都的供体来源多所以被调派到当地部队医院支援。在空军成都医院具有二十二年资历的许主任（亚宏）说，他本人主刀的就有五百多例肾移植，这两三年平均每年一百多例。他直接在电话上告诉记者，该医院使用法轮功学员的肾脏。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就算了一笔帐，肝癌患者如果做肝切除的话，三甲的省立医院，一个肝癌平均下来在2-3万人民币。而肝移植就是10倍的价钱。肝移植差不多在20万。排异药物对每一个移植病人来说，需要终身服用，一年五万到十万之间。移植手术不只是意味着巨大的手术利润，患者终身需要服用的排异药物（免疫抑制剂）给医院带来绵绵不断的巨大收入，如同一笔活的定期存款，每年都送利息。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 4000例肝移植，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2万例。而1999年全国仅有4000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字近乎于0.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开价是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而按照业内器官价格占总费用的50%和石炳毅提出的缩水数字估算，仅2005年来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军队带来的纯利为近5.6亿美元，近45亿人民币。而实际的活摘器官数字，即在中国军事设施和军队医院所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这其中还没有计算从药品、手术费、护理费、住院费和其它来源的营利。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其中一人就是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

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孙大发，1999年1月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泽民提升为中将，2003年8月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2005年1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纪委书记，2005年7月任总后勤部政委，官运又连升两级。孙大发刚上任，便面对苏家屯集中营曝光事件，他因在沈阳军区主管活摘器官，被推到了中共掩盖真相的前台，他向全国各地方相关军事机构转发了在北京秘密结束的一个会议精神，要求“针对特别军事监管管理区（即集中营）问题的资讯大量外泄”问题，“进一步封闭法轮功的资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并重申对泄密行为的严厉处罚。”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序号医院和武警医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备用供体。而多所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本报告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在非军事系统里，迫害法轮功关系到官员的政治生命。为了推行其迫害政策，同时解决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具体问题，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泽民借开会之机来到了辽宁。此前江泽民是很少“巡视”到东北的。中共媒体报导称是要在沈阳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但据薄熙来最信任的司机王某某披露，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对薄熙来表示：“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当谷开来听说这事时，马上给薄熙来出主意，大连只有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脱颖而出”，薄熙来才能“鹤立鸡群”，获得晋升的机会。

于是，薄熙来马上加大力度迫害大连的法轮功学员，与此同时，在江泽民的批示拨款下，薄熙来扩建了很多监狱，全国各地无处遣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运到了大连，包括后来薄熙来就任省长的中国辽宁省。

大连很快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据明慧网报导，1999年秋，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薄熙来下令在火车、汽车站入口处的地上，贴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幅照片，上车、下车的人都必须踩在照片的头上才能通过，凡是不愿踩的，就被当成是法轮功学员，就地直接抓捕到派出所。薄熙来利用这个办法抓捕了很多人。薄熙来下令辽宁所有劳教所、监狱，“集中全部力量转化法轮功”。

就在法轮功学员的血泪基础上，一直官运不顺的薄熙来开始青云直上。1999年江巡视后不久，薄被提拔进了辽宁省省委，2000至2001年期间薄当上了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年成为省长。薄熙来一当上辽宁省代省长，就下令新建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让辽宁省成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谷开来、薄熙来就是中共活摘器官最初的主谋之一。薄熙来选择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在地方率先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被法轮功海外起诉而且被判有罪之后，江泽民把薄熙来看成了江派在18大后政变后的权力接班人。

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尸体获利巨大，再加上残害法轮功学员被薄、谷夫妇在大连及辽宁省定为“废物利用”，同时有江泽民亲自承诺“打死法轮功学员算白死”不追究的免责保护，活摘器官及贩卖尸体成为大连最赚钱行业。

当年从大连和沈阳市及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层，特别是辽宁省（主要是大连和沈阳市）卫生厅、军警、公安和医疗系统及黑道中介等共同参与其中。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都参与了这项罪恶，他们当年跟大连医学院紧密合作，大连、沈阳和辽宁卫生局系统、武警部队的不少官员、医疗专家、高干子弟都涉入其中。

在2003年前后，大连医学院一位院方高层的女儿从海外留学回来后，一直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因此患上忧郁症跳楼自杀，薄谷开来也在这个时期患上严重忧郁症，这些事情当时在辽宁高层引起震动。

在中国大连非军事系统中发生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及贩卖被残害法轮功学员尸体的罪恶后，由于利益巨大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对此罪恶的保护，以及中国及海外器官移植市场上器官的极度缺乏，中国社会每年有150万个器官需求，但每年只能有1万个器官提供给移植手术（包括部份非法获取的器官），这样一来，非法盗卖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尸体的罪恶迅速在中国其它省市和地县蔓延开来。

之后，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看守所和临时关押设施及监狱中，普遍发生了由中国政府政法系统、政府医院（包括军方及武警部队医院）和黑社会器官中介联手合作，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中国从2000年到2005年间，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如蘑菇云一样出现，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器官大国，仅次美国，排名第二。

2012年5月，追查国际调查人员以前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导舆论宣传、属于江派的李长春通话。李长春在电话中确认，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找周永康，他在管”。这再次证实活摘器官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官方行为，而不只是薄熙来等少数人的罪行。

为延续江派在18大的权力，江泽民秘定薄熙来接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职位，因薄熙来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血债累累，被法轮功在多个国家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正因此，薄熙来才有“资本”被选为18大江派的“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系统）”的权力继承人。

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秘密拟定的政变计划，是让薄熙来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再通过二年时间实现完成政变──废黜习近平，让薄熙来作为政变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继承人。就在江派政变密谋实施一半的情况下，王立军的出逃，牵扯出薄熙来、谷开来的罪行，令活摘器官这个反人类罪行再次曝光在国际社会。

开动国家宣传机器： 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

从迫害一开始，中共就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最邪恶的一个骗局，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这种仇恨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肉体灭绝的具体行为之一。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一女子当场死亡。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场世纪大骗局。中共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显示，在灭火现场有一便衣用力抡起来一个硬物，朝刘春玲的后脑猛击过去，现场死亡的刘春玲事实上不是烧死，而是被便衣击打致死的。所谓的组织者王进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就是这样破绽百出的拙劣闹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数千家报纸、数百家电视台、电台和无数的互联网站，以及其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把自焚谎言铺天盖地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本来迫害法轮功搞了一年多，在全国各地进行得并不顺利，消极对待和反感情绪蔓延。自焚骗局发生之后，就如同给迫害运动注了一剂强心针。因为信息封锁，国内老百姓看不到真相，中共利用自焚骗局在中国人中煽动起了巨大的仇恨，于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急转直下，遭到的迫害步步升级。

从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一系列录像进行分析，就会暴露出很多疑点：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在汽油焚烧如此迅速的“突发”状况下，几分钟内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五、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的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是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过法轮功。

此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促进与维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英文录像片《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伪火）获得了二零零三年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片主要根据中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录像节目的慢镜头分析制作，揭露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2001年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33岁）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将任鹏武的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

2002年3月5日吉林省长春电视插播的录像片就是放光明电视台制作的长达25分钟的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中共从来没有告诉百姓这次插播的片名和真实内容。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中共与江泽民集团曾经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

2001年底政府官员内部秘密传达通知，针对法轮功学员频频讲清真相活动，计划2002年初“将更进一步加大力度打压法轮功”。2002年2月9日零时，江集团开始再一次行动，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期2到3个月。此项迫害指令由中国公安部下发至各市公安局并转到县一级，题目是《关于切实加强打击和防范非法活动工作的紧急通知》。插播发生后，江泽民下达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的命令，在东北三省各地立即掀起抓人潮，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捕，多人被秘密杀害。经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证实及报导的各地迫害指令还有：“610”头目罗干4月亲自下令黑龙江省要在4、5、6三个月抓捕6000名法轮功学员；长春四月份成立“法轮功专项斗争委员会”，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升级为“坚决、彻底”的“进攻性专项斗争”；辽宁省公安系统四月开会部署进一步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措施，指示警察可不用任何理由及手续，肆意抓捕学员。

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刘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2002年5月初，还证实了一项由海外媒体透露的中共秘密文件，该文件指示，“一旦发现法轮功学员，先行抓捕，再补办手续”，并明确此项授权直至2007年底。

2002年，直接目睹活摘器官的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4月9日，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两名军医活体摘取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

然而，这些真相被掩盖了，而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因为轻信了中共与江泽民集团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而仇恨法轮功学员。昔日的德国纳粹法西斯为了有计划地丑化犹太人，曾经故意扭曲与呈现对犹太人不利的资讯，在“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话”的助燃下，让许多原本善良却因被洗脑而产生错误认知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列。中共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和方法。

在这场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了。中共搞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已经使得很多人难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认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更是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贴上“扰乱秩序”、“反华势力”、“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的破坏。

在遭受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请律师；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他们被随意开除工职，开除学校。不但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要把法轮功批倒批臭，就连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里，都明目张胆的有妖魔化和诽谤法轮功学员的专门章节。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甚至让死囚犯来看管和殴打法轮功学员。

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蔑和诽谤，在老百姓中煽动起莫名的仇恨，这为后来几年全中国各地的医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使参与的医生丧失了杀人的“道德负罪感”。在自焚出现后，认为法轮功学员会“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器官摘下来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的观点有广泛的市场，医生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

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的普遍心态都是不愿意去了解供体的真正身份和案情。只要手术做得越多，挣钱就越多，名声就越大，发表论文也越多，升主任当官就越快，不愿去多想器官来源，反正认定是死刑犯就心安理得了。在这个一条龙作业的链条环节上，各个角色都希望能用“死刑犯”来解脱自己的责任。

1）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军警，在中共的封闭式洗脑下，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精神病患者，或者死刑犯对待。

2）去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死”人，他也就认为那是死刑犯。即使发现供体还没死，也豁出去了。因为中共枪毙死刑犯时，为了取器官，也常常故意不把死囚打死，已经习惯于这种做法了。

3）给病人移植器官的医生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如果他并不是直接取器官的人，他就更认为那是死刑犯的器官。

加拿大的乔高和麦塔斯在《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中提及的海外调查员与中国大陆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夫们并不太忌讳提到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杀死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不是犯罪，而是从本来“一钱不值”的“阶级敌人”身上“变废为宝”。

正是中共的谎言使得医生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和伴随着器官移植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全中国进行大规模专业化、产业化、军事化活摘器官的国家行为。

中共如何具体活摘器官

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军医提供的中共通过军事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器官摘取的部份内部资料是这样描述的：

一、器官移植的强制办法

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

二、活体取得

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而该人员将会被告之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由于必要原因，进行相关交接的军事监管人员的部份省略。

军队系统集中营为大规模活摘准备条件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世界上最为人们了解的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其中一项建设来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人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二次大战时，集中营建立来作为后阶段的歼灭行动。在营内被杀的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

在今天，对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已经被全世界所了解，而在当时的世界，在建立集中营的早期，曾有极少数犹太人逃离集中营向西方媒体投诉，但当时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数是对希特勒抱着“求西方和平，保资本利益”的心态，几乎没有媒体去关心希特勒法西斯集中营的残酷反人类罪，任由希特勒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异议人士。

直到1945年，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美军清点了集中营中的囚徒尸体，纳粹集中营的罪恶才首次在西方媒体曝光。美军部队被达豪集中营里面的罪行所震撼，但当地小镇上的德国居民拒绝相信有这样灭绝人性的地方存在，直到他们在盟军命令下前往集中营观看被草草掩埋的尸体才醒悟。

2006年，来自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军医系统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取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的一些佐证也指出了同类情况。

据这名来自军队系统的证人说，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沈阳军区一名退伍老兵，看了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西斯暴行，把自己当年参与军事设施建设的秘密曝光于众：毛泽东曾发出“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军队当然成了落实这些指示的急先锋。从1966年4月开始，野战军几乎倾巢而出，进入深山打洞。68年底完工。当时一位副军长给我们这些士兵讲话谈到：“里面计划配备最先进的军事装备，配套的医疗设施，及可供10年的军需生活用品，最小的山洞可容纳一个团。……”

中国国土七分是山，在群山环抱的山脉里，有许多军事用途的山洞，许多重要军事设施、国防仓库转入地下深处。这些山里的军事设施大多都是绝密的，都能够装进许多的人，小的都可以装一个团的人（千人以上）。

除了军事禁区之外，在毛的“深挖洞”时期，在许多城市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这些早期人防工事，后来和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在全国已构筑大量各类防空工程。

中共利用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搞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手法和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利用远离城市的军事设施，选择落后地区和地下设施以保证无人知情；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和情报封锁。用火车做大批转移。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供体库

自迫害以来，中央到各级的“六一零办公室”所掌握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的档案库，其中也就派生了一个副产品，被关押并抽血，已完成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配对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供体库。军事监管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有关信息被作为军事机密。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卫生部在军队的参与下，在中国设有几个大型的活体器官库，并将诸如湘雅三院之类在国内器官移植业居重要地位的医院或机构设为全国器官调配中心，负责调配协调各地器官库，形成全国性的人体器官调配网络。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随着迫害法轮功的开始和逐步升级，法轮功学员成为活体器官的主要来源，在移植界，决定结果的好坏有几个要素，1.组织配型，越接近完全匹 配效果越好。2.断血时间短，就是从器官离开供体到移植到受体上的相隔时间越短越好。3.器官来源于死者还是活人，来自死者的器官永远没有来自活体的器官效果好。4.供者健康状况，年轻人的器官比老年人好，身体健康者比病人的器官效果好。

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被普遍的抽血，而且数量很大，因为正常的抽血体检，血常规、化学指标加上肝功只需要两管血，6－10毫升。而移植需要的就多了，组织配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艾滋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配血、妊娠试验等等项目一般需要八管血，40－50毫升。黑龙江省哈尔滨劳教局、四川女子监狱、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吉林省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广东省广州天河看守所、广东省三水劳教所等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抽血已经在世界媒体上曝光。

大批被非法无限期秘密拘留的失去了一切权益保障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当局大规模盗卖器官的一个源泉。中共各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拘禁场所，对普通犯人而言，验血并不普遍，而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是很普遍的。普遍对被押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可疑验血和内脏检查，恰是器官匹配、建立人体器官库的必需步骤：

2000年7月广州大抓捕，天河看守所的狱医给每个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触摸肝、听心肺、查肾和眼睛。2000，2001，2002年，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劳教所医院抽血采样。后来，劳教所还不定期的带坚定自己信仰的学员去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2001年9月，吉林辽源市白泉劳教所接到上级指令，对非法关押的一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包括血液、脑电、心电、肝功、肺部透视等全面体检。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本地及从四平市和吉林市转来的，均为男性。2001年12月，他们被全部转移。

2001年，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王村劳教所）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后来由于人数增加太快，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济南、青岛、潍坊等地。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送到劳教所医院（八三厂医院）检查。医生用B超仔细检查肝、肾等器官，还抽很多血化验。警察常说：不转化，政府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2004年8月，长春铁北监狱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都被抽血“检查”。2005年3月，狱中所有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被转监，其中十二人被转到公主岭监狱，一进监狱都被抽了血，而那里的所有刑事犯都没被抽过血。

2005年初，哈尔滨劳教局头目带医务人员到长林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专项抽血检查。由于学员坚决抵制，当天抽血搁浅下来。几天后，“管教人员”挨个找学员谈话，用加期、电棍逼着抽血，对坚决不配合的学员，狱警一齐上来把人按在地上强行抽血……。

这种抽血和体检的确是一个令当事的法轮功学员本身都很困惑的现象。一方面，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强制放弃信仰，逼签“三书”甚至“五书”（保证书，悔过书等）。因为所谓的“转化率”直接同政绩挂钩，所以，酷刑就是家常便饭，有的学员就被折磨致死。可是，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又有一个普遍的系统性的验血和检查器官的举措。很多法轮功学员提到，对他们验血不是对所有犯人都做的例行措施，常常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做的。给他们抽血和体检时，并没有同时对其他犯人做。原因何在呢？

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八十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十家医院的医生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五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十四家医院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十家医院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

2006年，调查员打到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科的电话中，解释了劳教所抽血的真正目的。

调查员：等供体的话要等多久？
王医生：……，争取五月前这样吧！
调查员：是活体肾吗？
王医生：也有活体肝。
调查员：也有活体肝？
王医生：有呀有呀！
……
调查员：来源说是从人身上摘下来的是吧？
王医生：对！对！
调查员：有一些劳教所里关了一些法轮功的，然后就是活体摘取器官的……
王医生：是，是呀！咱们关心的是质量，不是关心它的来源，你说呢？现在国内都做了几千例的肝移植，每个人都差不多，那你说不可能现在传出点风声，然后大家就不做了。

法轮功学员经配型后，数据存放入数据库，从有患者要求器官移植入院开始，通过军队或地方医院专人或器官中介向该数据库提出查询，查询结果由器官调配中心统一管理，发现配型合适的法轮功学员，则就近通过军队系统或当地监狱、劳教所用专人专车送往医院，进行活摘器官。如因交通、保密性或其它原因无法送往医院同时 进行活摘手术，则按计划时间取肝、肾，最大程度缩短冷缺血时间，之后运送到当地医院进行移植手术。

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就是说，器官不是标准化的灯泡和插座，一个活人的器官摘下来就可以给另一个人安上，而是要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器官才能选出一个可以用的去搞移植。因为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不然肾脏安上去会造成免疫反应，肾脏无法在受者身体内存活，肾脏会死掉，需要再次换肾。然而，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 型（ABO血型）必须相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需要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 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 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

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最起码在这六个点中要配上三个HLA-A、HLA-B和HLA-DR，而这三个点还每个存在两个等位基因，有三个来自父亲，另三个来自母亲，如果要做移植，这六个点中必须有五个以上能够匹配才可以，在非亲属人群中这个机率非常的低，这就造成了在美国找到一个可移植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 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这又降低了器官移植的匹配可能。

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捐赠器官人群。美国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驾驶执照，当一个人在申请驾驶执照填表时，就会让这个人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他/她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以及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约八千四百万人，已签了死后捐献器官的文件。美国有高度发达和普及的医学技术，几乎对每一个人都保存血样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都储存在资料库里，随时可以被调用。美国有八千四百万的潜在供者，才保证了美国每年进行的肝移植跟中国数目相差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中国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 5%，无人收殓的比例最多5%。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就算是这一万名死刑犯人的器官统统被活摘用来移植，因为配型和排斥的关系，不是这一千人或者一万人的器官摘下来就能用，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进行的 41500个器官移植，背后需要四十万甚至四百万的潜在供体才能保证这些器官和接受者匹配。这个潜在供体库就是全国各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活体移植标准模式：全国调度，就近医院活摘器官

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于器官的质量和冷缺血时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此外，法轮功学员可以在全国统一调度，进行统一配型，活体运输，不受地区和时间限制，与死刑犯不同，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程度高，可以把活人运输到医院之后进行移植，之后焚尸灭迹，最方便使用，器官质量最好，最容易存活，手术效果最好。

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标准流程是在同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摘取器官，马上在隔壁的手术室进行移植。以肾移植为例，在做手术的同时是两边同时进行，一边把受者的盆腔打开，在腹膜后准备肾脏植入的区域，游离出膀胱和动脉准备吻合，另一台是摘除肾脏，肾脏摘下来马上跑过来进行清洗血液，清理血管和输尿管，之后进行移植，冷缺血时间接近于10－30分钟，容易存活。

把一个法轮功学员以换地方关押为借口送到就近医院活摘器官，比起把一个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器官经过长途运输到医院做手术，其效果好得多，器官质量也好得多，操作方便的多，引起的后效果也少得多。此外，因为要吸引海外病人前来中国换器官中国的器官服务中心对外标榜，等待一个供体只需一星期，这意味着要按照移植的要求来决定行刑的时间，不但涉及环节众多，而且难以掩人耳目，而把活人转移到医院，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由军队牵头全国秘密运输，更大大减少了泄密的风险。

死刑犯从枪决后开始，如果有现场的医疗团队马上开始取器官，也要经过消毒，备皮，器官处理，运输等等，会大大拖长断血时间。而且被枪决的人已经成为真正意义的死人，从把尸体弄上手术台固定好，消毒完毕，铺好单子，固定和准备好器械到开始取器官，这需要起码10－3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器官已经早已不是来自于活体，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犯人送到等待移植器官的医院的手术台上进行死刑，这是对移植医生最有利的情况，但是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而且中国的死刑犯往往患有性病、肝炎等传染病，许多人在杀人前还是吸毒者，这些都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配型的关系，在甲地的器官未必可以移植到甲地的患者身上，往往还需要经过运输，这又大大的拖长了断血时间，而且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难以调度，无法全国统一管理，无法满足专业化和市场化的需求。

追查国际对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收到来自大陆多个省市的大量举报和证据。许多来自曾经参与的医生或相关人员。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的至少有如下23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州、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此处仅列出典型案例。这几个医院都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追查国际保留有更多相关案例的证 据。

中国大陆媒体曾经报导，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日前连续手术47个小时，为一位辽宁省鞍山市的肝癌患者进行了两次肝移植。第一次植入病人体内的供体肝突发排异反应被切除后，医院采用多种国际先进手段，患者在无肝状态下生存26个小时后等到了新供体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6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来一个完全匹配的肝脏。

在追查国际打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电话录音中有这样的对话：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被对方打断]
医：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曾效力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现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是中华医学会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年9月作为留学归国人员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在沈中阳教授指导下作为从事肝脏移植工作，能够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中显示：
医院女士：你好，……
问：您好，您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医院女士：是啊！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
医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给你找个大夫，啊，
记者：嗯
大夫：你好，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
大夫：我们是从零二年开始做的。
记者：2002年到现在
大夫：四年多了。记者：提供这个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时间就能够
大夫：规定12小时，我们还没有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这个。记者：提供这个肝的那个有一种说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一问有没有那种？
大夫：唉，你过来就行。记者：就是说有啊！
大夫：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嗯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记者：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大夫：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现为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目前研究院能进行心、肝、肾、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肾联合、肝肠联合和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16种高难度临床移植……其中肾移植近2500例……2002年启动心脏移植计划并成功的施行12例心脏移植。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 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30日，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肝脏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6例心肺联合移植和 11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心脏移植107例。

新华网报导，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达98%，术后一年生存率为91%，均高于这两项指标95%和87%的国际先进水平”，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独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脏移植术，在发达国家也仅有少数知名专科医院能与之匹敌，“心脏移植已成为该院的常规手术”。这表明其活体摘除心脏时间短，而且心脏新鲜、健康，且供体来源充足。

众所周知，活体摘除心脏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因而，极少会有人主动捐赠心脏。

追查国际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电话调查：
问：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不会是死人吧？
医：那当然是好的啦！怎么可能把坏的给你们呢？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问：（肾移植）等要等多久？
医：天天有，我们天天都在做。
问：想知道有没有那种炼法轮功的这种。
医：有，可以，来呀！

南京军区第81医院
问：肝源自己提供？
男：对！有专门取肝的、移植的、管理的。
问：取肝都是当地取？做活体？
男：周围啦！一般取肝不要超过12个小时。做活体移植风险大一些，你可以过来，可以考虑！
问：能不能保证供体健康？
男：那要过来具体评估，大概都是20几岁。

鞍钢铁西医院
“是坐汽车去拿供体，倒是北京、天津、上海经常会坐飞机来拿供体。都是把好的供体先留下来自己医院使用，正常在2个多小时内就使用供体。9点半取，10点到医院，12点上台，供体都是本地的，不代表是鞍山。”
“一年做40、50例，做了2年多。活着拿下来。”

大量年轻军医被专门训练活摘器官

在中共军队系统中，许多军医出身低微，为了前途就必须在部队里向上爬，而外科医生想提职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部队系统中，年轻医生很多，高级职位很少，想出头不是通过关系、读学位、送礼，就只能走险。器官移植手术不复杂，而且军队往往以丰厚的收入和迅速提级为诱饵，吸引青年军医从事移植，这样的人重利益而不择手段，更容易服从和管理。移植医生要面对血腥的现场、肾脏的异样气味，为保证移植成功而必须争分夺秒来减少肾脏和肝脏的断血时间，而且要昧着良心从手术台上呼吸心跳甚至呻吟声还在的活人身上摘取器官，术后还要时刻留意病人状况，这些压力足以把人变得冷酷和精神异常。此外，而进入移植界的医生大多数是因为移植界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名声，这样的医生很难良心发现，去主动举证。

《中华医药杂志》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十一期，刊登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科的两位医生题为《在肾移植临床工作中指导研究生实习的体会》的文章。文中写道：“随着我科室肾移植的不断增加，近年吸引了全国、全军许多年轻医师来我校就读肾移植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这些研究生学完理论课后，要到我科室实习六至八个月。这些研究生由最初对肾移植的陌生到实习结束时成为一个较熟练的肾移植专科医生，大部份毕业分配到各单位后都成为肾移植技术骨干力量。”

中共的军医大学和医科大学培养出的大量学生已是各地医院的器官移植骨干，这些医大及其附属医院还帮助和指导各地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因此被称为器官移植的“黄埔军校”。

在移植界，高压力、高风险，手术时间不固定，一旦做过手术，病人只要出现问题都必须随访，因此即便在美国，有最完善的医疗制度保护下，许多外科医生还是不愿接受移植科的专科训练，移植科成为外国医生最容易进入的外科专科之一，即便有过美国住院医生训练也可以做美国的移植外科医生，而这些外国医生几乎不可能在其它外科专科找到工作。

在中国大陆，除军队以外，大量的年轻医生进入地方医院外科后难以出人头地，愿意加入移植界的往往是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之徒，因为参与活摘器官是挣大钱和迅速提职称的机会，加上上面的纪律，这样的医生更不可能因为道德的原因而成为证人。

在此期间，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就是因为大陆的临床报告作者不能说明供体的来源。在中共的系统内部，法轮功及其他被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十八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样的自愿书显然不能曝光，更不可能拿到国际上去作为学术刊物的背景资料发表并存档入库。

器官出口与尸体工厂

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产品出口，但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巨大的活体器官出口，所谓的活体出口就是境内外势力结合将符合要求的人员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国外，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移植后人体同样焚毁（注意：中国在海外有机构专门处理被活体移植的尸体，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都参与其中），一切与人类活体有关的出口产品中，中国的产值是世界第一。这些出口的活体几乎都有伪造的自愿资料，具体的方式不详，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体超过940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成绩。

谷开来、薄熙来在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期间，为追随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丧心病狂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贩卖其尸体，从中牟取暴利。在建立人体器官库、买卖人体及器官、出口人体运作、与罗干和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联络、海内外公关宣传、资产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师、熟悉国际贸易和法律的谷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她与薄熙来勾结政法委，对“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三百四十八条关于执行死刑后尸体处理的漏洞进行犯罪性解释，直接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虐杀后其家属拿不到遗体，为活摘器官和盗卖人体在法律上铺平了道路。

同时，薄、谷通过海伍德在英国开办公司，进行人体与器官国际交易。英国人海伍德卷入帮助薄家资金海内外运转，并知晓惊人内幕。在海伍德面临国际情报部门及薄熙来政敌暗中调查时，谷开来和薄熙来唯恐走漏风声，杀人灭口，将其杀死。

早在一九九九年，在大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公司。德国人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发明了生物塑化技术，即将人的遗体扒了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厂占地近三万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据英国《卫报》（Guardian）二零零四年报导，哈根斯大连塑化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

《新京报》的报导称，哈根斯的网店于2010年11月开张。在这里，一具完整的人体标本卖到了69615欧元（约合人民币约70万元），人体躯干标价为5.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8万元）起，脑部约2.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这些价格不含邮资和包装费。对于预算较少的买家，网店还提供了121欧元（约合人民币1210元）一块的透明身体切片。

哈根斯除了贩卖尸体和人体器官标本之外，还另有生财之道。哈根斯和搭档隋鸿锦通过将尸体标本摆弄出千奇百怪的姿势，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出，也赚到大笔钱财。哈根斯宣称已建立集尸体收购、加工、运输和展览的全球化网络，所制作的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其“人体世界”（Body Worlds）展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到二零零四年，累计观众逾一千四百万人次，牟得巨额利润。

二零零二年六月，哈根斯的原搭档、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另立炉灶，与人合股新建“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而隋鸿锦贩卖人体器官标本的价格也不菲。资料显示，如“肺胸膜体表投影（成尸）”要价21万多，“全身神经离体概观（童尸）”要价1万6千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概观”要价10多万元……；2005年11月，其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22具尸体和260多个真人器官。

二零零四年，隋鸿锦又注册“大连鸿峰生物有限公司”，主营尸体标本制作和展览。其“我们的躯体”（Our Body）人体展在美国、日本、法国展出，参观人次超过三千五百万。互动百科称，哈根斯的尸体展在全球有超过2000万人次看过。据外界估计，他从中赚了超过上亿元。凭借着展览、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鸿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商。

在媒体、网络广泛关注中国人体标本加工厂和尸体展后，与之相关的公安、监狱、医学院、医科大学、红十字会等参与部门也逐渐浮出水面。为此，网络中不断发出质疑声：如此多的尸体，健全的尸体，竟然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肚子里的婴儿。

隋鸿锦的鸿峰公司和美国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 Inc）建立的BODIES……The Exhibition（身体展览）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调查的压力下，在官方网站上的一条免责声明近日在网上流传。声明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国警方！

由于尸体工厂的特殊性，尸体的来源被掩盖，尸体在海外展览不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关注，这种特殊的行业的真相最近才因为王立军事件被推向前台。这些被塑化的尸体中，就有被薄熙来和谷开来直接间接参与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