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听完我的话，转气为笑。这样我们同修都没签合同，都正常上班了。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我没签合同时，好心的同事大骂恶党，担心我失去工作。当结果出来了，他们更佩服大法弟子，敬佩大法，敬佩师父。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读每次法会的文章，都备受鼓舞，促我精進，促我提高。现把自己修炼中走过的路写出来，和同修、世人分享，见证这段历史。

一、绝境得宝书 正悟显神迹

我从小家里贫困，体弱多病，上班后由于工作及家庭负担过重，使原本体弱的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慢性咽炎，失眠症，三十岁不到，人面黄肌瘦，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整天吃药，生命好象随时都走到尽头，我真的不知道没有病、身上不难受是什么滋味，生活对我就是痛苦，我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就在我几近绝望之时，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喜得大法，我的一切从此改变。我从炼功点得到宝书《转法轮》，我用了一夜一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第一遍，看完后我知道我得到佛法了，我找到了我要找的，我找到了生命的目标。从这天起，我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自己，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胃也不那么疼了，困扰和折磨我十几年的失眠症彻底的好了，严重的说不出话的慢性咽炎也明显减轻。妻子给我买的药从我炼功那天开始就没吃过，精神面貌和身体都在发生着向好的方向变化，我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下，快乐祥和。

但在这期间，身体也多次出现过严重消业，我都能悟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守住心性，闯过一道道难关。仅举一例：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单位干完活中午到饭店吃饭，同事给我夹了几块肉放到碗里，没办法就吃了，回到家肚子特别痛，开始时用人心想：是不是吃的肉坏了造成的？我强忍疼痛到单位上班，也想看一看其他人是否也一样肚子痛、拉肚，到单位看到一同吃饭的同事都没事，我一下想起了师父在经文里讲：“但病发时往往都会有一个表面物质世界的外因条件的触发。这样它就符合了我们表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也就是符合了世间的理，常人也就无从知道病来源的真相了，也就迷而不悟了。”[1]我悟到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净化身体，我心里和师父说：没事，弟子能过去。但是真正的过关可不是想得那么轻松。开始是肚子痛，拉肚子，第一天还能喝点稀粥和水，第二天吃什么吐什么，肚子痛的象拧劲一样，拉肚由稀改为拉脓和血，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几乎整天整夜蹲在厕所里，内脏象用小刀一层层往下刮东西一样的痛。我知道，我以前胃病很重，是师父给我净化内脏。一天、两天、三天……整整十天，我不吃不喝，还不停的便脓、便血，一般常人早就脱水而死了，十天时，便出一个血块，一下子肚子就不痛了，也能吃东西了，这十天我瘦了十多斤，脸和身体也脱下一层黑皮，从此我也告别黑瘦病态的面孔。后来体重长了近二十斤。

一九九八年七、八月间，当地的辅导员同修通知我，说有个部门要调查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学员须如实的填一张问卷表。当时我的身体时而还会出现局部的疼痛，但我想到师父在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2]；“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3]我悟到：真修的人没有病，师父早就给净化到奶白体状态了，没圆满前会有消业的事，但没有病，我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当然没病啊。我在所有问卷有效率的地方全填上百分之百。说也神奇，就在我落完笔后，马上我身体的一切不适状态彻底没有了。正如师父讲的：“悟的到就悟的到，是个悟的问题，悟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3]

二、心中有法 正念抵制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恶党对大法血雨腥风的迫害开始后，我成了当地邪恶重点迫害的人物之一。“七二零”的当天，我去了省政府上访，当武警抓捕和暴打大法弟子时，我和一些同修制止武警抓人和打学员，被疯狂的武警暴打，恶警的拳头象雨点一样猛击我的头、脸、眼，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金光落在我的被击打的部位，尽管全身是伤，但并不怎么疼。后来我被绑架回当地公安局非法关押一天。

第二天上班，单位领导就找我谈话，逼我放弃修炼，逼写悔过书，暗中派人监视我的言行。我向他们洪法他们不听，我很多时就是沉默或心里背《洪吟》。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当地一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来，领导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象疯了一样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还说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把我关起来，一直闹到下班，还叫嚣着如果我不写不上访的保证，就不准我回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也不准回家。企图采取株连办法，让同事恨我和恨大法。

这也太邪恶了。我站起来义正辞严的说：“八小时之内上班时间听你的，八小时之外是我的自由时间，你无权干涉，你这样做是违法，是在搞株连，是侵犯人权。”领导和同事都愣愣的看着我。过了一会领导说：“你们都回家。”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不让我正常下班的事了。

当时邪党的电视几乎每天都要播出一些地区的站长、辅导员悔过的事，一天单位领导找到我说：“你要想继续上班，你就必须与法轮功决裂，必须上电视揭批。”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我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是受宪法保护的，宪法才是母法，与宪法相悖的条文、法律等才是违法的，上电视可以，不过我得说真话，说实话，我要说出我炼法轮功使我身体健康，道德提升。”领导一听我这么说，再也不提上电视之类的话了。

除夕夜，“法轮大法好”响彻天宇

邪恶的骚扰和恐吓挡不住真修弟子的路，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当地有一些同修顶着压力，组织小型交流会，商讨如何和外地的同修建立联系、如何护法、如何修炼。正好有一名同修能与北京的同修联系上，于是我们买了传真机。北京同修把外地同修到北京如何护法和明慧网的信息及时地传给我们，我们再复印给其他同修。黑暗中，我们看到了方向，整体提高很快。几个协调人商议，组织召开了迫害后第一次法会，几乎当地全体同修都参加了，大家都意识到现在真修弟子要向世人面对面洪法、去北京上访、护法、证实法。

开完法会后，在二零零零年的除夕之夜十一点钟，我们当地同修走向了天安门，由于当时全国各地去北京证实法的同修太多，刚到长安街，就看到每几十米就是一排警察，拦截路人，我和另一个同修镇静的走着，闯过一道道关卡，马上就到广场了，我想快跑几步冲進广场打横幅，一群警察向我追来，我被绑架推進警车，这时广场上、长安街上、警车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响彻在除夕夜北京的上空，响彻天宇，震慑着邪恶。

我被恶警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大院里，到那里看到已经有很多同修，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与广场上的同修的喊声交映着，在天宇间回荡着。后来，同修被关到一个屋子里，登记家庭地址，有一个同修不报姓名和地址，恶警说：“挺得过去酷刑你就不说，实在不说的，上边有命令，直接送新疆或大西北沙漠。”

两天后，我被警察和单位人绑架回当地，坐车路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还有大法弟子在喊法轮大法好、在打横幅！听警察说：当时北京市所有的看守所全关满了，连广场边上的铁笼子里关的都是同修。看到这种场景，我泪水涟涟。今天回想和写到这里，当年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倍感壮烈，这也是我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原因，给大法和师尊正法及同修们证实法留个见证。

看守所里开创炼功环境

我于正月初二被片警绑架回当地，直接关入看守所，警察抬来了老虎凳，锁了我三天三夜。放下来后，监舍一犯人头恶狠狠的对我说：不许提法轮功的事、不许炼功，马上背监规，两天后考你，背不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说：“我没犯法，不是犯人，当然不背监规，我是为法轮功上访，因为炼法轮功被迫害進来的，自然要说法轮功的事，自然要炼功，你无权干涉，你是犯人，江泽民都管不了我，你算什么？”监舍的犯人们愣了，从来还没有人在监舍里这样和犯人头说话，犯人头听后，反而大笑了。其实我的心里也有点怕。但我想起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如果不炼大法说不定早死了，索性把心一横：我要开创这里自由炼功的环境，我记起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3]；“‘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的怎样一目了然。”[4]当时也就记住这几句法，我想：这几句法做到就够了，就能战胜邪恶。

到了晚上，半夜我就起来炼动功，犯人头看见了，假装把头盖上睡觉了。早上八点钟坐床时，我开始炼静功，这时他不干了，让四、五个犯人来掰开我结印的手，掰开我双盘的腿。我想我是神，他们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掰开，犯人头气急了，把我从床铺的这头踹到那头，看我还没松手停止炼功，又一脚把我蹬到地下，我在地上滚个滚，还是盘着腿结着印，我心里就一念：就是炼！第一天一个小时的静功就这样炼完了。

以后一个多月里，我每天炼静功时，监舍就乱作一团，犯人们用各种手段折磨、毒打我，阻止我炼功。有时我炼功时，监舍里十二个人轮番打我，用手打嘴巴子、用拳和肘打软肋；用重拳搥腰眼，恶人们叫按电门，打完之后，以后这个部位碰一点就全身痛，象过电一样；用小夹子拔我的胡须，拔的我满嘴巴的血……但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都无法阻止我炼功，我当时横下心来：只要呼吸在，就炼！

在这个期间，师尊晚上点化我、鼓励我。我梦见自己开个装甲车在乱石堆上行走，走过之后，回头再看就出现一条象金沙铺成的大路，我知道我做的对。有一天，我炼静功时，他们不打我了，而是把一盆盛满凉水的盆子放到了我的头上，说：“法轮功，今天这盆水要一点不撒，以后就随便你炼功。”我盘着腿打坐，纹丝不动，一滴水都没撒。他们说：“法轮功真行，从今天以后你随便炼吧，不炼都不行。”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从心里理解了师父说的“难行能行”的法理，理解了师父讲的“做到是修”的真意，理解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

后来我和他们相处的很好，我给他们讲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他们比较接受。两个月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都无条件被释放回家。

炼功音乐在广场上悠扬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师父生日，这时同修证实法修炼的路已明，就是怎样放下人心、放下生死走出来，想走出来的同修很多，根据同修的条件，决定能去北京的五月十日出发，不能去北京的同修，五月十一日，自愿到当地广场集体炼功。

五月十一日早上四点三十分，我和当地几十位同修准时到达广场，不知哪位同修还把大录音机拿去了，大声的放起了炼功音乐，大家随着乐声，坦然的炼着。熟悉的动作、熟悉而悠扬的乐曲在广场上响起，晨练的人们都停止了晨练，驻足观看；楼里的人们把头伸出窗外；警察也来了一些，但没有人阻止我们炼功；好象周围的一切都被定住了一样；有人议论着：法轮功平反了吧！？我们完整的炼完一至四套功法。大法的音乐在最红色恐怖时期，在当地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不受干扰的悠扬的响了一个小时，神奇！

法轮功那么多人敢到广场公开炼功，成为当地最大的新闻，很多有正念的人说：“法轮功的人太伟大了”。此次公开炼功，有力的震慑了邪恶，鼓舞了同修。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更好的静下心来学法，还有的同修把我当榜样了、当英雄了，自己没及时调整是造成我后来被劳教一年多的原因。二零零零年八月，从邪恶的劳教所正念闯出。

三、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

恢复工作，要回被非法扣发的工资

我从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关押，我和妻子都被停发工资，停止工作，为了维持生活，走街串巷，到农村卖水果谋生。我就是一个活“真相”，走到哪讲到哪，我炼功身心受益、我所遭受的无辜迫害，唤醒了多少世人也说不清。我在卖水果的同时，用大蜡笔在合适的电线杆上写大法标语，有的好几年了，还清晰可见。

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对迫害者有仇恨心、争斗心，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认识到了马上改，迫害者本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大法弟子应心怀慈悲，对他们去讲真相，去揭露邪恶、去救度众生。

心态纯正后，我给当地的县委书记写了封真相信，并亲自送去。两天后，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妻子被无条件释放回家。妻子回来后我们共同学法交流，悟到我们不应失去工作，工作是师尊留给我们证实法，应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和迫害，要回工作，正常上班，悟到就做。

我时常赶在单位下班时间到单位门口卖水果，单位同事下班路过，我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向他们讲真相，揭露迫害，单位领导知道我在门口，下班了也不敢出来。后来，我不去卖东西了，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单位找领导要求上班，开始时领导态度很邪恶，有时推我走。我悟到，这个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不气、不恨、不冲动，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越冲动，我的心态越慈悲祥和。结果领导的态度也变得好了，愿意听我讲我所经历的迫害，答应帮我疏通正常上班之事。

我又给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写了真相信。二零零二年，我与妻子还有一名同修，三人都无条件上班了。上班之后，我又要回非法被扣的三年工资，还把他们去北京将我绑架来回坐飞机的机票钱也要了回来。

我恢复上班之事，使众生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对同修的鼓舞也很大。这一切我悟到都是师尊的安排，我牢记师尊讲的法：“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5]遵照大法做，路师尊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大法弟子得用正念走。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

不签邪恶非法合同，正常上班，常人敬佩

我二零零二年上班以后，按大法的要求，兢兢业业的工作，领导很信任。因为在迫害之初，行业内的人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所以上班之后，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和这些年不见的同事、熟人、朋友，讲真相，他们很爱听，很接受。

到了二零零四年，全省事业单位要实行合同制，要签“聘用合同”。而合同内容中有一项甲方对乙方的纪律要求，写着：“思想上、行为上与（邪）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悟到，这是邪恶利用利益逼迫众生向邪恶表态，毁灭众生。

我们系统内的大法弟子，在一起学习了师父经文《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一个生命脑子装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了，清除的、善解的，一走一过就完事了。有人说我就相信中共邪党，我就为中共邪党干。如果这个宇宙的法认为中共邪党是好的，那一走一过你就留下来了；如果宇宙的法认为中共邪党是邪恶的，一走一过你就被消除了。那个时候可不再讲真相、再给机会如何如何认识了。那个时候没这事了，你装了什么你就是它的一员，就是把你视为它的一个份子。头脑中装了什么此人就是它的一员，一走一过就完事。”[6]大家通过学法，都认为不能签这个 “合同”，但不签合同，按常理就是拒绝聘用，就可能被开除。同修说：“开除也不能签。”我和妻子当时也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刚刚上班两年，可能又面临失去工作。

晚上，我和妻子学法、交流，妻子说：“签邪恶合同不是师父的安排。这合同不合法，是邪恶毁灭众生的手段。我们不承认它，拒签合同，否定邪恶毁灭众生是对的，是按大法的要求做，按师父的要求做，做的对怎么能失去工作呢？不是师父说了算么？”妻子的一席话，我心里的结一下解开了：“对！师父说了算，不签合同，还得正常上班，正念正行，师父做主。”

第二天，我们几个同修又做了交流，大家進一步在法上正悟。我上班到单位，领导说我不签合同是干扰改革，我平和告诉他：“我不反对改革，任何改革都是为了改正以往工作和规定中的不足。而且我知道，任何合同都不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宪法相违背，宪法中规定，国家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监督、建议的权利，都要求一致了，谁来监督、建议？实践证明，‘文革’时期，‘邪’党中央進行过多少次拨乱反正，那时和党中央不一致的，现在都是对的。合同没有法律大，法律也只能管人的行为，管不了人的思想，这个合同却要连人的思想都管，这合同不是大于法律了么？不是和法律抵触了么？所以我不签这个合同不是干扰改革，不是无理取闹，干扰改革的帽子我受不起。你是单位领导，应如实地反映群众的意见，而且要保证属下的合理要求与合法权益，好人要帮助好人，帮助好人的人会有福报的。”

领导听完我的话，转气为笑。这样我们同修都没签合同，都正常上班了。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我没签合同时，好心的同事大骂恶党，担心我失去工作。当结果出来了，他们更佩服大法弟子，敬佩大法，敬佩师父。

当时，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有些地区的邪恶逼法轮功学员签合同，还得先写保证等等无理要求，有的同修遭到迫害。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3]我的体会真是：只要念正，师父一定做主。

四、广传真相，走正救人之路

我们当地市内同修多，农村面积广大，同修少。二零零二年，农村真相资料几乎空白。我在白天卖果时，几乎走遍了三十里内的村屯，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写标语，我就想要把真相资料送给乡亲们。

当时农民受邪党毒害很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很仇视，环境很邪恶，有几个白天，去农村送资料的同修都被绑架了。于是我开始一个人夜里骑自行车到农村送真相资料。送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同修找到我说，他也想救度众生。我悟到是师父派同修来帮助我，让我们共同提高，这样我们俩配合着，很快就把附近的村屯做完。到二零零四年，附近骑自行车能做的地方都做完了。太远的路骑车费时费力，我就买了辆摩托车，和同修配合着开始大面积的送真相。后来又有同修参与進来。到目前，我地几乎所有的村屯都送遍了真相资料，有的地方都送几遍，有时同修一進村子，老百姓就认出来了，高喊：“法轮大法好！”众生明真相，在觉醒……

十六年的修炼路，在师尊的呵护下，信师信法走的就正，正念不足时也摔过跟头，心里悔恨。多少次法会，提笔又放下，无论用多少笔墨，千言万语，也写不尽对师尊的感激。我心里知道师父为了让我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付出的太多，有时为自己的不争气而流泪，正法修炼的路还在走，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心没修下去，我一定向内找放下执着，随师父回家。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病业〉
[2]李洪志师父经文：《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
[3]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大曝光〉
[5]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6]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