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沐浴佛恩，受益无穷

我一九九七年三月得法，得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人，我的单位当时面临着散架，职工变成了搬运工，实行日工资，因工作劳累，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痛难以自理，去医院烤电，打芬必，并且日益严重。修大法后，腰疼竟然不治而愈，并且其它毛病也无影无踪了，神清气爽，仿佛年轻了许多。我炼功后家人也跟着受益，身体都变得更好，我的丈夫是政府行政人员，吸烟酗酒，每日喝的烂醉如泥，回到家非打即骂，摔盘砸碗的，搞的家里一贫如洗。我学法后，有次，他吸烟，眼睛突然红了起来，说是烟灰弄進去了，越揉越疼，到医院检查说没什么大问题，后来，他一吸烟就头疼难忍，自此，吸烟成瘾的他彻底戒烟了。他也觉得神奇。后来我家成了炼功点，他也跟着念书，整个人逐渐的变得好了。

一个硝烟弥漫、几乎崩溃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家，是大法归正了我的家，我一家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风吹浪打不动摇。那时我除了按时学法炼功，礼拜日到大街上和大家一起弘扬大法，有时还和辅导员一起到农村给新学员放录像，纠正动作，利用各种方式弘扬大法。

黑暗的日子里，坚持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这个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江氏集团动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恶毒的方式，开始了对师父，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这时有个同修说：听说外地有同修去北京，你去吗？我毫不犹豫的说去。我带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元钱，就往出走。刚出家门不远，一个同修回来告诉我，各路口都被警察封锁了，走出去的已经被截回来了，过了几天，听说最先去北京的几个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又过了几天，警察开始搜捕大法弟子。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欺世谎言，面对着黑云飞、警车吼、警察如疯狗的威胁，大部份同修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后来，我们收到师父的新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在师父的指引下，我们想办法开始证实法，那时还没有真相资料，我就和一个同修每人买了一张黄纸，用毛笔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把它贴在一个行人多的桥上。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标语，都来围观，不几天，一个老太太和我说：“这法轮功打不倒，人家写着大标语，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呢。”我从这些话受了启发，我和几名同修开始了手写标语，自己编词。由于数量太少，就整盒整盒的买复写纸，这样可以一下印四五张。

后来就有外地的同修给我们送来一些真相传单，但还是很少，我们主要是手写。后来我们又开始做横幅，条幅，做了很多大条幅，还有五米长二米宽的大横幅，做好后选择最有利，人最多的位置挂出去。

我本地周围有两座山，每天早晨都有很多人爬山，有公安，各科局长，干部和各阶层人员，他们都在山上的一个平台上歇息。我们就要把条幅挂到山顶的地方才能最显眼。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顶上陡峭林立，荆棘丛生，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山顶上边是我地的电视转播台，我们更要谨慎。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人晚上十一点多带着竹竿，摸着黑上去，平平整整，壮壮观观的把横幅挂上，两边再配上大条幅。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到平台人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

有一次，天黑的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我就说，树啊，这条幅挂在你身上你就得救了，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的显现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每次在平台处分开，各自回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几处坟地，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显得更加刺眼，山上还经常有一些不正常的伤亡者，有时还碰到野狗，恐惧极了。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1]。

有一次，我们要到另一座山上挂大条幅，那座山更陡峭，路途不熟，我们决定白天去。走到半山腰，有的地方很适合挂条幅，但是四周有人，一位同修说：“要是有雾就好了。”不一会，真的起了大雾，我们又激动，又高兴，边说着：“师父在保护我们呢。”一边挂着条幅。下山到家了，雾也散了，大法的神奇鼓舞了同修们的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去了六个人，把这座山上所有来往人多的地方，挂满了条幅，贴满了标语，放了很多真相资料，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轰动了全城，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还有一次我们在很显眼的地方挂了很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早晨上山人，半城的人都能看得见，一公安副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的往上冲去，一边走一边喊着说：“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直到现在，每逢敏感日，同修们就去挂条幅，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飘在我县的最高处，我们就是要让邪恶知道，师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

進京护法，风雨无阻

我曾几次想進京护法，都没有成功。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我们收到师父发正念的两种手印。我和同修商议，这一次我们要用正念证实大法，冲破邪恶的层层关卡，進京护法，为师父为大法讨回公道。

但是车站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听说不卡小轿车，我们就出高价钱租车。六月十五日我们租好了车，天气很好，计划天黑出发，可是到了下午六点多，我去找同修，忽然狂风大作，随着大雨就象瓢泼一样，不一会大街的水就淹没了膝盖。我冒着大雨找到同修，几个同修都到齐了，大家意志坚定，就是下刀子也去，司机也被感动了，就这样我们冒着大雨，前行着。可是刚走了没一会，看见一个桥上，一个小车一下被大水淹没了，不能走了，这怎么办？我说：“要不今天先回去，找个好天气再去。”弟弟同修说：“不行，‘正法传　万魔拦’[2]，绕道去。”

我们返回来绕了另一条路走，雨越来越大，路变得更加难走，车走的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雨水透过车窗缝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在车上背着师父的法艰难的前行着，最后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的时候终于到了北京。因为大雨过后，天气很是晴朗，我们到达天安门，因听说那里警察太多，不等条幅打开就被绑架了，同修们换了方式，有的用伞，有的用扇子。我带了一个天蓝色的大伞，上面写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同修们商议，先上城楼，喊“法轮大法好”发正念，然后下来打开大伞，绕天安门一周。可是上城楼不让带东西，我就把伞给了同修，先上了城楼，等我下来，就再也找不到同修了，转了几圈还是没找到，心里也挺担心。我就坐在天安门前的玉带桥上，对着邪党魁首的像立掌发正念，不一会，一个人一下子就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了起来，大声喊道：“你干什么的，干什么呢。”我一看是个大个子警察，我就心里发正念，不一会，他就变了口气说：“你是不是旅游团的，去，到那边去。”他放开了我。到了下午我才找到同修们，大家都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很高兴的顺利的返回来了。

回来后，我就问两个孩子，你们敢不敢去北京讲真话，那时我的大孩子，才十几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就说：“妈妈敢，我们也敢。”后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第二天我的两个孩子和几个同修，到北京去证实法，回来后，两个孩子高兴的和我说：“妈妈，我们在城楼上使大劲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从那以后，我就联系没走出来的同修给她们找车，租车到北京证实法去。

接送资料，生死无畏

我第一次到外地接大法真相资料是在二零零一年春。大概是三月份的一天，我到弟弟家，看见他很苦恼的走来走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某市接大法资料没接上，明天还得去，很上火。”我想：从二零零零年七月开始，他就不断的到外地接材料，回来由弟媳分片去发，九月份，弟媳被绑架，弟弟一人还在做着这件事情。我心里很难受，就站起来对弟弟说：“明天我去。”弟弟说：“你行吗？得晚上两点动身到车站，三点坐车，八点才能到，你家离车站那么远，大半夜的你敢走吗！”我说：“敢。”就这样，我回家准备了一包真相资料，第二天坐上车，每到一处我就开始发，车到了，我也发完了，我找到同修接上资料往回走。到家了，心想带着这么多东西别被警察碰着了，先到母亲家呆会。刚站起来，一看背后就坐着一个公安人员，真是害怕就有鬼。

那时候，邪恶的迫害步步升级，电视上，报纸上，广告牌上，都是诬蔑师父和大法的东西，恶警们更加嚣张，抄家抓人，好象是家常便饭。四月份我也被非法抄家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没被带走，但恶人搜出了我自编手写的真相和复写纸，因此，一直对我不断的威胁和恐吓。七月份，六一零的头子带了一车人到我家企图绑架我，我家人大声呵斥着不让他们带走我，我立刻发正念，后来他们灰溜溜的走了，

在这期间，我地有几个同修被骚扰，到了外地，租了房子，也有些没被骚扰的，听说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很多，集中到一起，租了房子，说是象出了家的修炼，我也想去。可同修背回材料都放在我家，还有的回来不敢進家也住我家，因此我没出去。到了秋季，一同修回来说她和那边同修熟，叫把材料送到她家，做了几个月就出事了，又交给了我。那是二零零二年的农历正月十八，恶警绑架了我地几名同修，我也受到骚扰。

后来材料越来越多，有了光盘，明慧期刊，《明慧周刊》，白天不敢整，都是晚上十一点后（这个时候邪恶一般不抄家了）。有孩子和我做，经常是小册子就几百本，《明慧周刊》一百多本，铺的床上满满的。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有好多次和我订小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拿着订书机就已经睡着了。我们每次基本上都是弄到凌晨三、四点，装订好后，再分出各片需要多少份，最后发给各片同修。那时候资料数量很大，形势一紧张有的地方就不拿了。没办法，我只好让孩子背上小书包，装上真相资料，和我一起上山、上楼房里发去。后来一位老同修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和我说：“谁不要，我要，谁不出钱，我出钱，发不出去的，全给我。”她的话还没说完，我便哭了起来，在那艰难的岁月，在恶党红色恐怖下，她能这样做真是太可贵了。从那以后，送不出去的真相都给她，由她包成红包，我们租车到农村发。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走到哪了，下来一问已经到了其它县了，租车发真相资料，走遍了我地的四面八方。

二零零三年春季，非典来临，说路上翻包搜查，其实邪恶就是借机迫害大法弟子。送不到材料了，怎么办呢？有一个同修家里有车，说开上自己的车，由那边的同修骑摩托车送到半路。可是去了一趟，就说不行，因为她被绑架过，怕认出来，说找一个不着眼的。找了几个都不去，问我去不去，我当时没有多想，只说了一句话：“大法弟子以法为大，去！”

我没有车，只好自己租车，找了一个和我有点亲戚关系的，和他说明了情况，他就犹豫了一会儿说：“去吧。”可是走了一会，说什么也不去了，用手指着前面说：“你看看。到处都是警察，那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查车的时候，人全得下来，后备箱都要翻，要是让人家抓住了，真是插翅也难飞。”我只得给人家说好话，加钱，还是不行。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他终于肯开车往前走了。去的时候还好说，警察一会让我们下来，登记姓名，车牌号，喷药，把车里仔细检查一遍。到了目地地，连装材料都很困难，都是同修骑摩托车到后备箱跟前，立即打开车盖，往车里一放，我从车窗里送出一些钱往他们手里一塞就走，连句话都没说过。还有一次，一个警察看见，立即就朝着我们车走来，我们开车就跑，司机很机灵，拐了个弯，看看后面，叹口气说：“幸亏人家没追上来，咱们可是来的容易回的难啊。”回来的路上，不隔几十米就得下车被检查，当警察往车后边一走，我心就跳的咚咚响，真正的体验到了，“关关都得闯　处处都是魔”[3]。过了这一岗，还有那一哨，几百里地赶回来，两边的警察有多少，只要有一个多事的警察把后备箱掀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可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顺利的回来了。

就这样也忘记去了多少次，反正一个礼拜一趟，准时去，没有一次误了大法弟子看材料。而且每一趟租车的钱都是我自己出，因为我想，大法弟子的钱是用来做真相救度众生的，租车是我自己做主自己用，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动做资料的钱。到第二年春天，邪党开什么会，我们又去接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了自己做资料的想法。

建资料点，广救众生

二零零四年我们开始组建自己的资料点，我们先买了打印机，由外地同修送底稿，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同修几百里给我们送底稿，除了危险，路费也很贵。这时和我配合发真相的老同修找到我说：“要建资料点在我家吧，我家方便。”我当时考虑，几年来，她一直很精進，心性很高，于是我们决定在她家做好，然后带到我家发往各片。后来一个同修从劳教所回来了，这样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小整体。

想建资料点，谈何容易，既没资金，也没有技术，有谁知道我们流了多少泪，遭了多少难，多少个彻夜不眠，弄的满脸都是黑，也做不了几张资料，怎么能够救人呢。后来，外地同修来帮助我们，又给了我们一些设备，又手把手的教技术。我们由做《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到做《九评共产党》及各种大法的书，除了外地同修帮助，以后我们缺什么就自己到省城去买，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转。一些精進的同修也参与進来了，大家除了做资料，有的时候还一起学法，唱大法的歌。同修们互相圆容，配合默契。

揭露邪恶，整体提高

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份师父的关于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文章发表后，我们就想师父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因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们这里的公安，恶警，六一零在江氏集团的指使下，对我地的大法弟子進行了无数次的抄家绑架，骚扰和掠夺钱财，我们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将这些邪恶曝光。于是我们就将几个受迫害严重的同修的迫害经历整理出来，编成小册子，向当地大量散发，紧接着又写了给本地父老乡亲的劝善信，和对六一零公安警察以及各级官员的劝善信。我们主要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目地，刚做了一部份，就听到一些人反映说：“过去发的材料人们总是撕，一看是本地的，人们都捡起来看”。我们听了很受启发，要彻底揭露当地邪恶的恶行，让民众明白真相，必须多散发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可是由于邪党的疯狂迫害，敢于走出来发真相的同修还是很少，这时，我想起外地一个经常给我们送资料的同修说的一句话──要整体提高，怎么办呢？

老同修和刚回来的同修，我们三个人切磋。刚被劳教回来的同修说：“有一个地方，离城很远，那里有一个同修和我一起被劳教，说她们那有七、八十个同修，在迫害中大概都不修了，我们先去那看看。”就这样，她骑摩托车带我出发了。那是二零零三年的深秋，人们正在浇小麦，山路弯弯曲曲，我们不是爬山就是过河，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找到一个熟悉的同修，让他给我们联系一下过去的那个负责人，可是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来，我们只好返回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这次去我们在同修家里住了一晚，可还是没有等来那个同修。为了不麻烦同修，我们又返回来，我们一连去了三次，才见到那位负责人。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同修）一起来了，他妻子拽着他的胳膊，眼看着就想把他拽回去，我们抓紧时间和同修切磋，隔壁的几个同修也来了。经过切磋，才知道他们已经把书都埋起来了，根本就不炼了，但是心里还想着这事情，没有放下，一直在等消息。我们说：“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我们来了，师父不想落下你们。”并和他们一起学习了师父的近期讲法，同时交流当前的正法進程，这时没有人再想走了，从思想状态上有了转变。交流完后我们往回走，心情舒畅极了，摩托车也快了，我们高兴的唱着大法歌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那位负责人来到我家高兴的说：“你们和我们交流了以后，我们那的学员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尤其是我家属，今天她非来拿材料，想为大法做点事，我先来了，我让她下次再来。”我很高兴，赶紧给他收拾了一些资料带回去。后来我们又去了几次，这个地方的同修基本都走出来了，而且很精進，因此我们很受启发，紧接着我和同修开始了一个村一个村的找同修交流，哪怕这个村有一两个人，我们都要找到他们，把他们组织到一起学习交流，使他们走入整体，跟上正法進程。

为了鼓励同修们跟上正法進程，我们看到网上外国大法弟子举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全球公审江泽民”，并成立审江大联盟。又看到明慧网上有的同修搞踩江。我们想，这几年同修们受的迫害，对江氏深恶痛绝，为了帮同修更快的走出来，我们开始了审江踩江，先在城内做，然后再到农村，每到一处，先画上江的丑像，让同修们揭露他的恶行。有一个村的同修因害怕，不敢让我们進家，也不让我们進村，我们就在大河滩里，在一个大石头上画上江的丑像，同修们一看这场景，哭的哭、讲的讲。这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害的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有多少人生活在红色恐怖中，同修们义愤填膺，都开始揭露江的罪行，一轮审江交流法会下来，同修们的怕心小多了，随师正法的心迫切了。紧接着我们做了江的丑像，凡是本地同修一同行动，一晚上贴满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让这个罪大恶极的大魔头，千人踏，万车压，当时的心理状态，还是有些常人的情。

为了帮同修们更快的走入整体，跟上正法進程，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和城内各片及农村的同修交流，一遍跑下来，差不多得一个月。到农村几乎都是晚上，我们都是下午走，因农村同修忙，九点多还到不齐，再交流一会，我们每次回来差不多都是晚上十二点多。有时刮风有时下雨，有寒风凛冽的冬天，有酷热难耐的夏天，有陡峭的山岭，也有崎岖的小路，有的时候摔跟头，有时候因夜太黑了，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来。

有一次在一个岸边，我听的清清楚楚，一个女人在哭，好象就到跟前了，摩托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我估计就是晚上十二点的时候，那真是吓得毛骨悚然，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我不敢告诉同修，怕她以后再走到这里害怕。

还有一个地方离城里七八十里路，一路上都是拉煤车，晚上回来，那煤拉的高的象山一样，把我们夹在中间，同修带着哭声喊了一句：“好怕啊。”

还有一次，回家路上，看见路边一个地方灯火通明，我告诉同修，往跟前走走，放点真相，到跟前一看是个死人，后来听说那人才二十多岁是被电死的。半夜三更就我们两个女人，回家还有几十里路，要不是修了大法绝对不敢走。我们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要求自己不在同修家住宿，也不吃饭，夜多深也要往回走，有的时候一天跑好几个村，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在村外等一等，等吃饭时间过了，我们再去。我和同修饿了就背师父的法“辟谷”我们每次交流的内容，就是紧跟师父正法進程，学好法，提高心性，重视发正念和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众生。就这样我地的大法弟子凝聚力越来越强，记得二零零三年师父生日那天，大家聚在一起，有二十多人，到二零零四年这一天就有七八十人。到二零零五年给师父过生日，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人，而且还有外地的同修，我们挂上师父的大法像，放上水果鲜花，有的跪在师父像前磕头，哭的抬不起头来，几年的残酷迫害，同修们的心是何等的凄苦，看师父的法像又高高的，堂堂正正的挂在正面墙上，那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救度众生，神在人中

二零零四年九月份师父发表了“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新经文。这时候我地大法弟子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真相标语贴满了各个路上的电线杆，标牌上都写着法轮大法好，大法横幅条幅到处飘扬。还有的大法弟子用刻石头的工具把“法轮大法好”刻到路边的石头上。这时候，邪恶的嚣张气焰好象是一下子消失了，我们的资料点也成熟了，就是偶尔有个做事不慎被绑架的，很快就放回来了。同修们说：“我们好象又回到了七二零以前的修炼环境了。”

虽然是这样，可是离师父说的“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4]还相差很远，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于是找了一份我们本地的地图，我们跪在床上，用小刀轻轻的一个乡一个乡的剜下来，再从电脑上放大，制成一篇一篇的小地图。这样一看，有好多小村庄我们根本不知道，而且过去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个乡镇，有多少个村庄，若不是师父的指导，很可能这些地方的众生就得不到救度。我们又开始组织开交流会，认真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然后将地图发下去，同修们组合包片，这样就避免了真相发重复和漏村漏户的现象。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由邻近的大法弟子做，哪怕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也要把真相送到。其中有一个同修主动承担了一个大乡镇，有二十五个自然村做真相的责任，大法弟子啊，为了救度众生，正是一当十，十当百。

我和几个同修承担了一个离城最远最偏僻的乡镇，听说那里山很高，还有狼。我心想，晚上发传单的时候带个什么武器呢！我们从上午八点租了个车，一边走一遍发材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才回来，发了几千份真相，贴了上千份的标语，遇到一些人，我们给他们讲真相，递传单，他们说：“你们真是太辛苦了，谢谢你们。”

为了不耽误同修们做好三件事，我们一下做了十万份真相传单，还有小册子，光盘，同修们背着真相，背着方便面，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手把手的送传单。还有一个地方经常堵车，当地人就做小饼卖给司机，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也做小饼，别人卖一元，他们卖五角，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讲真相，救世人。

我们这里有一个邪党的纪念馆，同修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是邪恶的黑窝，于是整体配合到那里发正念，讲真相。一次一个邪党的头子要到这里视察，大法弟子做了很多的标语和条幅，准备贴在邪恶头子路过的地方，可是邪党怕大法弟子贴标语，每个电线杆跟前花五十元钱雇一个人看着，而且还来了许多外地的警察连本地的警察几乎布满了大路的两旁，气氛恐怖紧张。我们整体交流了一下，要大家时刻牢记师父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5]。并集体背诵师父的《心自明》：“生死非是说大话　能行不行见真相”[6]。其中留下一部份学员在家发正念，去做的大法弟子理智、智慧，绕路从公路两边的山道上去，巧妙的把条幅都挂在了马路两边的树枝上。邪恶以为胜利了，没看见大法弟子的踪影，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大路两旁的山上到处飘扬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同修的整体提高让邪恶很震惊害怕，一次，一个参与迫害的人说：“就咱这的法轮功到底有多少人，一晚上撒的传单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另一个人说：“有一万人”，这个人吃惊的回答：“一万也多，真是遍地开花，越打越旺。”

由于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我地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从来不敢出来的同修也出来了，七二零后不炼的又从新出来炼功了，同时也有新学员不断的走進来。

突遭迫害，有家难归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点多，几十名警察突然闯進我家，恶狠狠的吼着：“已经抓了你们好几个人了，什么都说了，你这里很重要，把前门后门都堵住，开始抄家。”他们抢走了我的电脑，两台打印机，录音机，师父法像，录音带和大法的书，还有香炉和花瓶，价值一万多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正念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离家出走后，邪恶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天天骚扰我的家人，逼我的家人说出我的去处，并到学校威胁我的女儿。

那时我女儿还不到十二周岁，被恶人恐吓的两腿哆嗦着站立不住，老师看着孩子挺可怜，站在一旁说：“别害怕，别着急。”警察逼着孩子说出我的去处，说出别的同修，并吓唬孩子说：“你知道你妈犯的什么罪，可比杀人放火都厉害，杀人放火是刑事罪，你妈妈犯的是政治罪，杀人放火花点钱就能出来，你妈这事花钱也别想出来。”还威胁说，“你想考好大学，考军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还不断的传我丈夫到公安局，最后写好封条要封我家的门。丈夫被逼得走投无路，觉得没法活了，就说：“反正我也不能活了，我躺下你们用刀砍了我，要不你们躺下，我拿刀砍了你们。”警察们一看这情景，没敢再封我家的门。但是邪恶把我定为本地迫害重点，对我的家人说：“告诉你，只要是抓住了弄死你象玩一样，别人谁都没事，就她不行。”并让家人看一些资料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因此对我上网通缉，定为在逃犯，拿着相片到处找我，还时常威胁我的家人说：“再不回来，就起诉她，让她赶快回来。”

我被逼的四处奔逃，一方面承受着邪恶追捕的压力，一方面承受着离别家人的凄苦，特别是我幼小的女儿，生离死别啊。再一方面担忧着邪恶对我本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会加重，因为他们知道了许多事。痛定思痛，我认真向内找，由于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后，环境宽松了，我们因此起了欢喜心，再因为忙于做事，放松了学法、发正念，也不太注意安全的问题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上，整体配合做真相，一新学员被绑架，第二天晚上，资料点被抄，负责资料点的老同修被迫害，正念走脱，负责印资料的同修夫妻二人被绑架；还有一些农村主要负责的同修也被骚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的压力很大，几乎承受不住，这时邪恶一直在追找我，不断的骚扰我的家人，家里的电话被监听，我只好用公用电话打到女儿同学家。女儿哭的泣不成声，告诉我走的越远越好。我居无定所，有的时候身无分文，有的时候天黑了也找不到住处。由于经济的窘迫，我由三顿饭改成两顿，又由两顿减到一顿饭，因为在逃难，求人帮忙都很难，其中遭遇到的讥讽、挖苦和欺辱，更使我痛不欲生，几乎精神崩溃。我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几个月我就头发骤白，牙齿脱落，体重由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了九十多斤。在那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一次我就剩下一百元钱，花了煤气费，我就没钱了，当我去拿钱的时候一看成了二百元。在那种情况下，钱是数不错的，可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又有一次，又只剩下一百元，心想要是再有一百就好了，清清楚楚的刚将一百元放在床上，一会去拿，又变成了二百，我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佛恩浩荡，唯有精進，正念正行，报师恩。

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7]我一下清醒了，于是我就开始背法，坚持每个正点发正念，流离失所的第一年，就背了七遍《转法轮》。

后来到了我儿子上大学的地方，心想要让这些大学生知道真相。一次学生们去旅游，我也跟着去了，路上和一个学生一讲，那学生就说：“哎呀，你吓死我了。”讲了两个都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太难了。到了旅游景点，進了一个洞里面，有一些佛像的东西，学生们就开始照相，并拉着我也照。第二天把照片放在电脑上看，我的头顶上悬着一个大法轮，身边还有几个小的，图案似显非显，让学生们看，他们都说不可思议。我拿书上的法轮比较让他们看，他们都觉得太神奇了，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开始听了，而且每个人都做了三退。之后，我们就包上饺子，做好吃的，让儿子将他认识的老师和学生请来，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朵“小花”，一边讲真相，一边发材料，我们做了《江泽民其人》和几本《九评共产党》，送给学生们，他们看了后都说好，有的还用打印机复印。后来邪恶要查户口，房东不让住了，我只好离开了。但是，无论怎样艰难，我都坚持做好三件事。

奥运之前，我又回家了，但是从来没有露面。想到奥运之前，邪恶要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因看网上，其它地方有很多同修被绑架，我和同修商议，我们走一圈和同修交流一下，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刚走两个地方，邪恶对我就有了动静，警车堵住了路口，我走不出去了，就到了一个亲戚家。有一天，亲戚和我说：“大队书记看见了我，说一个法轮功份子窝藏在你这里，说大队有照片。”亲戚不敢留我了，就到另一个亲戚家，问敢不敢留，那个亲戚也不敢留，我只好到附近的山上。一次，快下雨了，我走進一个可能圈过羊的房子，我刚走到跟前，主人就来了，我又赶紧离开。晚上没人的时候，我就到河滩上，背书，打坐，发正念，正是夏季，地上很潮，虫子很多，便起了一身疥疮，痒起来坐立不安，真的是如坐针毡。

恶人每天骚扰我的家人，开始说让我回家自首，后来说，办个取保候审就行。家人和我商议，我说：“什么也不办，我才回去。”他们答应了，因为马上面临奥运，他们怕我再去北京踢了他们的饭碗。回家后，第二天国保大队就来到我家，印好了“取保候审”的手续，让我签字，我不签，家人怕我被带走，代签了。

从此，结束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活，紧接着是单位的正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四个人轮流坐在我家里监视，他们看到我瘦得皮包骨和身上的疥疮，也很同情。我写了几句话给他们：“流离失所三年整，尝遍五谷和杂陈。共产邪党把我追，邪恶小人将我侮，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步步都是沥血路，字字都是泪写成。”他们看完都眼睛湿润了，都说共产党不对，也都做了“三退”。奥运过后，因好多学员被带动，我们又开始到每片和同修交流，希望大家建立起学法小组，坚持发正念，整体配合，救度众生讲真相，并唤回昔日的同修，还将学法小组的人员進行搭配，让那些不识字的同修都能听《明慧周刊》和师父讲法，从而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

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同修们都能稳步的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同修们也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也和同修一样，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用慈悲去唤回常人的良知。

十几年随师正法的历程，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师父高深法理的指导下走过来的，我们只有学好法，保持强大的正念，坚定的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处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也想参与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虽然我修的不好，写作水准不高，但这是我实实在在的修炼经历，我把它写出来，向师父交一份答卷。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2]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新生〉
[3]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苦其心志〉
[4]李洪志师父经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5]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理性〉
[6]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心自明 〉
[7]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