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学了短短几天之后，真切地感受到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原本在家病休的我，只炼了一个星期就恢复上班了，一身的病痛非常神奇地消失了。后来知道是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感恩的心油然而生。从此我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身心非常愉悦。那段时间我也到处去洪法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可是，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开始了。记得那天我正在上班，单位保卫科的人来通知我去看电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没有思想准备，就看到电视里在诬蔑法轮功，我边看边说：“不是这样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没有错。”当时也没有人反对，看完我就想为法轮功讨个公道。可是没有地方可说，过后听人说可以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我就请假去了。可还没到天安门就被抓了，然后被送到成都驻京办看管起来。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单位和地址，两天后就被单位保卫科的人带回了成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就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回家后，工作单位逼我表态放弃修炼大法。我不同意。当时邪党书记陈新伙同跳灯河派出所的李姓户籍警察又反复关押了我三次，一次十五天，一次十天，一次三十天，其实三次中间都是回家洗个澡，就又被警车拉回到看守所，没在家里呆上一个晚上。并且，单位和解放北路派出所一起还连续抄我两次家，把我的大法书籍和资料、钱物等东西全部抄走，也不给收条，也没有出示搜查证，完全是非法的，简直就像一群土匪。

由于“上面”的高压，单位顶不住了就开始编造谎言，明明是单位伙同派出所非法关押我四次共七十天，还说我旷工七十天，要开除我，我就这样被无理由地开除了。同时，他们还要我承担他们到北京来抓我回成都的全部差旅费共计六千多元，才肯给我缴纳我在职期间的社保费。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我被单位正式开除，从此便失去了工作。

回到家后，他们也没有消停过。解放北路派出所又把我强行送往金牛区公安局在营门口派出所办的“学习班”（实质是洗脑班）。记得当时在那里被关起来学习的大法弟子有二十多人，每天由派出所派车接送，强行洗脑，并且每月还要交三百多元的午餐费。我去了二十多天后觉得不对，修炼没有错，做好人也没有错。我就不愿再配合他们，接下来第二天就没有去了。结果派出所的一位刘姓管理户籍的警察就撵到家里来，非叫我去不可。但我态度坚决，表示不配合，他们也找不到强迫我去的理由，才灰溜溜地走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去成都南郊公园和同修们切磋，当时可能有两百人吧，我们切磋中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将我们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离开。随后我们被统统拉到警车上。就这样中共警察又一次非法把我关押在看守所十五天。事后才知是市公安局的阴谋。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又一次去北京上访被抓，因为不报姓名，被关在北京西铁站公安分局看守所十天。那里每天吃的是连猪狗都不吃的食物，每天只给一个玉米窝窝头。然后我又被送回了成都，关押在派出所。在派出所一同被关押的同修的帮助下，我逃了出来，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一年五月的一天，我正在住处，晚上八点左右，突然九里堤派出所来了一群人，破门而入，不说明任何理由，强行将我绑架。其中一个胖女恶警还把我从四楼一直掀到楼底。当别人提醒她，我身上还有车祸腿骨断裂的新伤，她好象没听见似的，照样对我行恶。在九里堤派出所，恶警们把我们像抓到的坏人一样对待，把手铐在楼梯的栏杆上动弹不得。随后他们也不通知家属，就非法劳教我一年半。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关押在资中楠木寺劳教所遭受迫害。每天由两名普犯二十四小时包夹，不准外出，不准炼功，只能坐小板凳面壁。后来因家人要求我才得以保外就医，过了四个多月才被放出来，回家后拍X光片我伤口的骨痂还没有形成。

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我因坚持信仰，为了做好人，又被曹家巷派出所和驷马桥六一零办事处主任绑架，与我一同被绑架的还有另外两名同修。恶人再一次非法抄了我家，抢走了所有大法书籍和资料，还有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在派出所里，我双手被手铐铐起，并且在我制止恶人殴打另一位大法弟子时，六一零的恶人蒋东涛对我大打出手，我顿时鼻血长流，我还是善意地跟他讲真相。就这样，我又一次被非法判决劳改三年，扣发我三年的社保退休金，使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

综上所述，十三年来，我一共被关押七次，一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五次拘留，其间被派出所关押次数就数不清了，遭受了严重的迫害，邪党真是邪恶至极。但是我始终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真善忍无罪，有师在就有法在，邪恶无论怎么样也动摇不了我的正念，我决心坚修到底。

在此，我也奉劝那些曾经参与绑架过我的恶人，你们赶快醒悟。知道吗，你们是在知法犯法，你们才是真正的在破坏法律实施，是真正的犯罪。大法慈悲，还在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必须停止迫害大法，立即停止迫害大法弟子，我善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摆放好你们自己的位置，弃恶从善，选择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