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顺利，于九九年一月一日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受益很大，特别是静脉曲张，导致小腿长期溃烂，下肢肿，修炼法轮功后，腿不肿了，烂着的部位长好了。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村书记刘桂堂指使村会计刘殿草，带领乡政法委书记王丹，一行四人开三辆车去保定大世界，绑架正在做生意的我，他们把我绑架回派出所，前江城乡党委书记钱喜元的连襟临时工黄涛手拿《转法轮》照我脸就打过去说：你还在炼这个。接着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十来个人围上来，把我打了个一脸黑，派出所打手李纪用小木棍打手。傍晚他们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我十五天，逼我放弃修炼。当时腊月天气，路上全是水，到十三天他们去拘留所问我还炼不炼，要炼就再加十五天，不炼就回家。从那以后他们天天到我家看我在不在家，一天见一次面，不见人不行，怕我去北京。我把生意搬到高开区，那几天晚上，政法书记王丹每天开车见我一次，到年底生意做不了了。二零零一年，乡政府政法书记换了张爱臣，更是邪恶，一到敏感日，每天跑几次，有时半夜十二点带人去看我在不在家。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六上午，我去北京证实法，在金水桥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恶警强行推上中巴车拉到前门分局，被关押在用钢筋封的一个小屋里，不让大小便。当时被关的有几十个同修。警察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不说，傍晚就用警车把我们拉到郊外分到各派出所（每派出所两个）。我和另一同修分到北京顺义区南彩派出所。还是问地址，我不说，两个警察、两个临时工把我扒光，光着脚推到外面，后又把我拉回，给我头上戴了个头盔，不让睡觉，拿小棍打脑袋，用电棍电脚面，电腰。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第二天傍晚，他们把我推到外面，双手背铐在外面的铁柱子上，在我脖子后面、腰上两边各放一块冰块，把我衣服拉锁拉开，用塑料桶给我脖子里灌了两桶冷水，上身、毛衣都冻上了，我把嘴咬出血。过了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屋里，用电棍电。当时冻的我全身哆嗦，一恶警三次用脚踩到手铐上，第三天又换两恶警，一恶警说要不是信仰你不说我打死你，下午用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一个同修送顺义看守所，傍晚他们又去一次问地址，我没说，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刑事犯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黑河宾馆。在这里两个晚上，每晚半夜有人认是不是本地人。我想我得走，第三天上午，我跟着看守所老大说我已经九天没吃没喝了，他跟警察说了，警察让他们把我扶到办公室，给我冲了一饭缸奶粉，让我喝，我不喝，他们就用中巴警车把我拉到一个小医院，五个人把我抬到地上，过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给我往鼻孔里插管子，管子插到嘴里了，我用牙咬住，他们让我松开，说不灌你了，我没松，一直咬住管子，他们说：知道你是辽宁的，你走吧。最后他们把我拉到廊坊车站。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再一次进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前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在广场两个同修被恶警放了几个跟头，被绑架到前门分局，问地址没说，保定驻京办把我们接走，在办事处双手被铐在铁管子上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把我们送蠡县公安局，傍晚被城关派出所接走，在城关派出所问地址，没说，打耳光，让摆一个骑摩托车姿势，我没配合他们，说拿铁锹把他们拉出去埋了，他们用吉普车把我们拉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前后很多平房，把我俩锁在一个屋里，当地有几个同修被铐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又要我摆一个骑摩托车姿势，我没配合，一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起胶皮棍照我后背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打那一个去，他们上那屋去了，我这里他们没锁门，也没留人，我就走了，走出院子，我想跑，没底气，两腿不好使，因为几天没吃饭了。

酷刑演示：老虎凳

刚到家，我母亲说派出所和乡政府来好几回了，我想：走不走，上哪去？我就给乡长刘艳宾打了电话，说我在家，结果派出所黄涛和乡政法书记张爱臣等三人开吉普车来我家，黄涛说到乡里去一下，我没吱声，他们就把我抓走了。车刚到乡政府派出所一个院门口，我看到几十人在门口等着，一看车来了就围上来，把我从车上拽下来，几十人一下把我的脑袋打开花了，脸打成了黑紫，然后我就被上老虎凳，人被背铐双手，铐下入砖，人一下就晕过去了。黄涛用一米来长大铁锹棍在我左脚踝骨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下，我的左腿肿的老粗，他们说怎么这人这么经打，然后把我铐到柱子上。后来在乡政府会议室大厅，十几个人又把我打昏，然后把我铐在铁管子上，我躺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宿，穿着背心有两个人看着我。第二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冯继英、展金燕（后被打死）劫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关押十六天后，他们又把我劫持到大马坊东尹庄小学校的洗脑班，里面没水，雇一老头往里送水，每桶三元，里面有新市区610主任刘建平，刘曾、高朋，有一姓张的部队营长和十几个保定四八二转业军人。在洗脑班，每天逼走操，逼看诽谤大法的书，邪悟者做“帮教”，不转化就打。有一天一个军人在外面用手指我，他以为我搬腿，乡政府看着我的小地痞进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有一次小地痞叫我念报纸，我不念，他上来就给我两耳光。还有一次，610刘增、高朋、乡政府小痞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刘增打嘴巴子，高朋和小痞子用胶皮棍打臀部，几十下把臀部打成青紫。十五天后我违心写了不修炼的保证。村书记刘桂堂领张爱臣到我家向老人要在大马坊洗脑班的饭费每天一百元，要走八百元。下午一洗脑班让我拿三千元饭费，我没给，第二天刘桂堂领政法委书记张爱臣又找我，我向他们借了二千元他们才送我回家，回家后我父亲才告诉我村书记刘桂堂领张爱臣要走八百元饭费。我回家后，他们又叫村里其他人去洗脑班，每天一百元，三天不去拿三百元也行。

七月份的一天，保定市新市区又搞签字，张爱臣和派出所的人把村里炼法轮功的都叫到村委会叫签字，张爱臣问我你还炼吗，我说炼，你上北京吗，我说没想去，他说签字吧，我就签了，从此后我离家出走，写了声明，从此流离失所，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我上网，河北省网上通缉我，他们到处找我。

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前夕，我在村里找了十几年没人住的平房，每天很晚了才回家。有一天从满城回来，没进村我就把车灯熄灭，推着车走，小路刚进迎面来一骑自行车小伙子，他望我，我很小心，一进村觉的不对劲，我就出来了，从邻村往家走，刚到吴庄村南口有五个人在那呆着，我往北走，到村北想进村，又有五个人在村口，他们看我，我往东骑到外环吴庄路口，又有五人一辆车在那停着，我感觉不对劲了，我想这么晚了上哪去呀？从北边回家吧。从西外环往北走到十字路口，呀，怎么这么晚了这么多车呀，没想到往西一拐，七辆车打着警报就追过来了，我往南一拐也不敢踩刹车，一踩刹车尾灯就亮，我也忘了前刹车，车滑一公里到吴庄大桥，后边七辆车也停在大桥上，车上下来好多人，拉着警报，我慌了，吓的我把车扔了，没车我上哪去？我又把摩托车抬起，这时我想起了师父，我双手合十，求师父给我打开智慧。我往东走几步，发现往北有一小路，我终于走脱了。

二零零四年腊月二十三下午，回家送年货，被村书记安排的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十几分钟，乡政府和派出所代理所长王卫军等六人赶到，从屋里连推带搡到外面，我的腰带被扯断一条，裤腿撕开，我被拉到派出所。村书记刘桂堂到派出所时，保定市新市区国保大队张长林和另一头目黑小子已等在那里，张长林用打火机烫我手。晚上我被送进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到十一天，看守所医生给我抽血，我不让抽，医生说我抽血是化验，血稠叫派出所接人。到十三天晚上九点多，派出所叫我所有家人到看守所看我，我当时已从体重二百三十斤降到皮包骨。十五天晚上九点半从看守所打车回家。回家后隔一天，包村片警和一司机看我一次。

正月二十六那天，他们俩上午十点到我家，一看身体恢复很快就走了，下午四点派出所黄涛带四个临时工到我家，车放在大街上，黄涛说：分局领导找你谈话，走一趟。我不去，黄涛让四个人抬起我就走。我闭着眼睛，车左拐右拐到保定劳教所，黄涛让我下车，我不理，黄涛让人把我抬下来，我坐在地上不动，劳教所从里边叫四个人来抬，推去检查，他们把我抬进去量血压，摸脉，量心脏，鼓捣半天后说哪儿来的送哪儿去。他们把我抬回，把我装到面包车后边，拉回派出所。黄涛打开后盖意思想让我回去，我没动，大概二十多分钟黄涛从派出所出来，把我送回家。回家后我想我得走，晚上不能动明早走。早上六点我刚走，七点他们就来了。我走了又流离失所了。

到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我在租住地，又被棉纺厂派出所绑架，抄家，抄走4600元，复印机一台，A4纸一箱子一百八十元，两个放音机，没用过新的mp3一个所有“七二零”后的大法书、《转法轮》一本，碳粉七百多元，大米，白面，现金七百多元，《九评》书说不清多少本。在棉纺厂派出所我不配合，所长曹巨光，他让两个人打我。有北京安全局两人开猎豹汽车打背铐把我拉到南沟头东一个秘密地方，头上戴纸袋，想让我说点什么，当特务等，说我们跟了你一个多月，你们全军覆没了。两天后一看没希望，就送看守所，送看守所两次，看守所就是不收。最后曹巨光亲自开车托人找朋友的妹妹拿二医院公章，因没二医院证明看守所不收，到看守所托姓郭的一所长把我留住。在看守所呆了二十七天后送劳教所，劳教所不收，又送保定市公安局，从公安局又送新市区。新市区610主任刘建平开专车送棉纺厂小白楼洗脑班，让我写保定，想判我五年，乡里拿二千元钱给小白楼做饭费，江城乡政府每天派一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着我。第十天我逃出小白楼，又流离失所。

到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村里又派人盯着我。有一天，七月初，我想回家，一下公路摩托车就灭火了，我明白这是师父不让我回家。我想：到家看一眼就走。我刚到家，我母亲说：我谁也不想，谁也别回来。我马上就走。我前脚刚走，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就来了，在附近找我，他们没想到我走的这么快。

七月十七日，我到丽景蓝湾小区串门，结果同修家人被跟踪，把我和同修绑架。新市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陈贺伙同颉庄派出所副所长蔺洪恩和李军等五人抢走腰带、钥匙、钱包、现金四百九十多元。到颉庄派出所给我带上有三个大铁疙瘩的脚镣手铐，代理所长吕红军还吓唬我说：把李顺利活埋了。两次送看守所不收，送劳教所三次，最后劳教所收了。五天后，劳教所又把我送回颉庄派出所，派出所送新市区610，从610送小白楼那天江城乡没人来，又把我送回江城乡政府。那天是八月七日晚上，天气最热，他们把门窗关上，把灯熄灭，让蚊子咬我。派出所郭占民带几个人气势汹汹到我跟前说：你要说你不是李顺利我就放了你，然后照我脸上踢一脚就走了，当时我的嘴就流血了。他们把我铐到沙发上，手铐脚镣。第二天乡政府两人用面包车把我送到小白楼。他们怕我走脱，一天二十四小时把我铐在床头上，不让吃饱，每顿两个馒头，一直铐到九月二十一日奥运会结束，洗脑班都没人了，最后才把我送回乡政府，我就回家了。从那以后，终于我结束了八年流离失所的生活。

然而他们抢走的大太子牌、七千多元的摩托车，八成新，在新市区国保大队陈贺手里，找国保要了一年，最后陈贺说你找××要吧，我一听就走了。直到现在摩托车和四百九十元现金都没给，其他的这几年抢走的东西都没给。二零零一年我的身份证被乡政府白主任扣押到现在都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