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后被抓到北京丰台体育馆关了一天。后被车拉到北京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被扔下，自己回家的。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抓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后被河北三河公安局接回。到公安局后就开始搜身，把我身上的钱都搜走了。后直接送到三河看守所关押四十五天。在此期间三河北城派出所的闫建树带人去我家抄家，抄走了一大包书和一个炼功用的坐垫。本来是刑拘三十天，因为当时在开两会，因怕我们上访，又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行政拘留十五天。并且让我签字。我不签。警察说：“不签也是十五天。”放我时还让我丈夫代我写了“不炼功，不上访，不聚集”的保证书。还勒索了一千元钱。

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后关在铁笼子里。后被三河公安局的人接回，第二天送到三河看守所。在看守所绝食五、六天才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五月份，有一次去同修家。无缘无故地被三河北城派出所的闫建树带人抓到北城派出所。先是送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又被拉回北城派出所， 用铐子铐着关在铁笼子里。绝食三天才被放回。

二零零一年夏天，我正在夜市做生意。北城派出所的闫建树带人来抓我。因我不配合，其中有一个警察打了我一拳。到公安局后我就无力的倒在地上。他们害怕承担责任，才让我丈夫把我接回。

二零零一年九月份，北城派出所的闫建树带人到我家来抓我去转化班。我不开门，他们只好走了。之后派出所的人就不断上门骚扰，尤其到他们所谓的敏感人就派便衣在我家楼下监视我。

二零零二年一天早上五点左右，闫建树带人到我家抓我。因我不开门，他们就用万能钥匙开门，因没开开，只好走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份，北城派出所的人半夜到我家砸门要我的身份证，我没给开门。他们就在我家楼下守了一夜，之后在楼下派人监视跟踪我，无论我去哪都有人跟踪。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我去北京平谷看望一个生病的亲戚。到平谷检查站查身份证时，查出我是炼法轮功的（因为在中国大陆凡是炼法轮功的人，身份证都被政府特殊处理过，只要一上网就可查出是炼法轮功的）。当时警察就荷枪实弹地把我坐的长途车都搜查一遍，甚至还带来了狼狗，结果什么也没搜到。之后把我拉到平谷运管站。到那先审问我，然后把我身份证扣留让我走了。下午我去取身份证时，他们就把我看押起来审问，还叫来了我们当地三河公安局的人。当天虽然让我回家了，可是第二天大早起，我老家镇政府的人和我村的治保主任就来了我家，问我“为什么去北京？”还做了笔录。镇政府的人还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两个多月我才要回来。又去我亲戚家去调查我。过两天后镇政府又来两个人问我为什么去北京等等，还说：“主要看看我在不在家？了解一下情况，你要在家我们就放心了。上边要求这样。”从那以后镇政府的人每天打电话骚扰我，看我在不在家？还每天派人跟踪我，看我干什么？一直持续了有半个月左右。北城派出所的人也不断电话骚扰我。看我在不在家。有一次派出所的人要求我丈夫配合要来我家给我作笔录。警察还说：“哪也别去，别给我们找麻烦。”我去平谷看亲戚这件事情直接惊动了北京，河北省政府和县里都受了批评。省里和县里就给镇政府施压，镇里一个领导还被降了级，受了处分。镇政府给上边请客送礼花了四万多元，还大会小会的挨批。

二零一一年，镇政府给我丈夫打电话要把我送到廊坊洗脑班，因我不配合，没有得逞。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北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登记身份证为名来查我的行踪，因我刚刚搬了新家，他们就找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