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虽然一直没有被“转化”，但却也没有能够象很多坚定的同修那样坚决不配合邪恶，还是被迫穿了号服，带了所谓“胸卡”。这三年期间，我一直在二大队一分队被迫害，做奴工。

在那里，干活时如果谁完不成任务，恶警就非打即骂。有的吸毒的、卖淫的、盗窃犯，如果她们的家人一年给恶警交一万或一万多元钱，就可以当四防或带工头不干活了，就可以任意打骂犯人，把多下来的活强加到法轮功学员身上。法轮大法学员不会给恶警钱，完不成恶警分派的超工作量时，就会被恶警拽到车间的库房里面打。为此我们多次反迫害。第一次我们整体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就给我们每个人加期五天。后来谁再喊就被“上大挂”、遭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酷刑演示：“上大挂”吊床

但他们还是寻找其它借口对我施暴。一次恶警张宇、王树征和新来的小警察，逼我在月考核上签字，我不签，他们一面一个按住我的胳膊，揪住头发，张宇抓着我的手签字，然后就谎说是我签的。

有一次，他们在我身上搜到了《转法轮》，王树征和裴凤把我叫到车间的库房里面，叫我签加期的所谓“考核”，我不签，裴凤扇了我几个嘴巴，随后王树征也使尽全力扇我一个嘴巴，我被打的眼冒金星，往后退了好几步，差一点倒在地上，接着上来好几个人抓着我的胳膊，揪住头发，按住手强迫我签字。

强行按手印

有一回恶警强迫我剪头发，一个“四防”（受恶警信任，帮助警察管犯人的犯人）故意把我的头发剪的特别短且很难看，以此丑化大法弟子。我当时就让剪头发的人给我道歉，并告诉她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这个“四防”就去警察那里告状。恶警把我叫到车间库房里打我，说什么我让“四防”给我道歉就是让警察给我道歉之类。后来那个“四防”在食堂里找到我真给我道歉了。她可能认识到对大法弟子行恶是错的，说明她对大法真相有了某些了解。不管怎样，她这样做对她是有好处的。

二零零九年“四二五”前夕，为了反迫害，纪念“四二五”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同修们集体喊了：“法轮大法好！”当时是我先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都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随后我又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警察说是我带的头，丹东吸毒犯郑丹玉追到监舍里就打我，被两个大法弟子拦着，她没打几下就不打了。后来恶警又把我叫去打了我几拳！

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同修们又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有的普教、吸毒、卖淫的和上访的知道是我组织大家整体喊的，大连那个因为上访被劳教的刘玉玲想讨好警方，就到警察那恶意举报我。我被叫到警察办公室，教育科的王树征、任怀平对我又打又骂，让我承认是我组织的。他们说：你不敢承认是吗？当时我就在心里说：“你们这些邪恶警察所做的一切才是不被我们师父与大法所承认的呢！”马上就感觉到到处都是法轮在漫天漫地的转，身体被能量包容着。接着恶警就拽着我要去给我“上大挂”。刚走到门口，忽然他们接到电话说我家里人来接见我了，恶警们只好说：“行了，今天先不给你上大挂了！” 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使我免受了一次酷刑。

北京大法弟子卢琳，是一名护士。她不配合恶警，拒绝干奴工活。一大队的恶警就多次给她上大挂，两个手都已经被酷刑折磨的残废了，肿的象面包一样，手耷拉着，上厕所的时候双手已经不能提裤子。即使这样，恶警还经常打她骂她。

抚顺的大法弟子田少颜，五十多岁，曾经在马三被迫害过两年。她第二次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由于长期干粘花的活，长期吸进粘花用的有毒胶水释放出的毒气，导致她的腿一块块发黑，浑身没有力气，一闻到任何有化学药品的味道就会晕倒，警察还说她是“装的”，并给她上了两次大挂！不知上了多长时间，两三天后见到她时，她的手就废了，大拇指整个就耷拉下来了，饭也不能吃，上厕所不能提裤子，只能由普教给她喂饭。普教很恶毒，喂饭时故意把她的舌头弄的失去功能了，不会动了，也不能说话了。最后田少颜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便在裤子里，走路都得两个人搀扶着。到放她回家的时候，她人就剩下一副骷髅架子。

大连的常学玲，锦州的段军，抚顺的王金凤，大连的高福玲、吴月菊，北京的毛桂芝、郎东月等都是多次被迫害，遭受过“上大挂”这种酷刑折磨的！

在网上我看见好多记者多次去过马三家，却未能找到那个“东岗”——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蹲小号”、施酷刑的小屋，在此把我知道的情况公布出来。

东岗的位置：从宿舍楼的中间门进去，左拐，走到头，里面有一个可以直接往楼上走的小铁门（经常是关着的），顺着楼梯走到二楼，到了二楼就是一个单独的小屋，就是所谓的“东岗”的小号！

另外一个迫害大法弟子逼“蹲小号”的地方是在食堂的楼上。一楼是食堂和接见室，和接见室相连接的地方，顺着楼梯走到四楼，在楼道的尽头就是“蹲小号”的地方！

马三家的罪恶还在继续，所有遭受过中共马三家这个邪恶黑窝迫害过的同修们，一定要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一定要制止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善良的人们，请分清是与非，善与恶，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