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邹淑兰，家住东港孤山镇。我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当时我身患很多疾病，有胃病、胆囊炎、脑神经衰弱、全身关节疼痛等等。得法修炼后，我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但身体上的病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好了。法轮大法帮我去掉了那些不好的思想，改掉了不好的习惯等，家人从我身体和思想的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神奇，都说：“法轮大法真好！”我两个女儿和我的亲人们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非常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江泽民团伙开始铺天盖地的造谣与污蔑法轮功，残酷的镇压法轮功，全国上下笼罩在恐怖之中。面对法轮大法与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无辜迫害，我受益于法轮大法，决不能坐等家里看着他们污蔑师父，七月二十三日我和女儿王大新去北京说明法轮大法好。到了北京之后，看到北京到处都是恶党安插的便衣、国安特务，天安门广场布满了便衣警察，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广场上，警车呼叫，不一会就劫持走一大车法轮功学员。我被恶警跟踪绑架到北京一家旅店，这里是东港恶警在北京蹲坑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窝点儿，他们自己叫什么“办事处”。我们被他们绑架到那儿非法逼供。一位东港去那儿的女恶警，一见到我就蛮横的说：“如果你不说实话，就直接影响到你女儿上大学的问题。”

我女儿王大新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是有目共睹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迫害开始时，正赶在我女儿高考录取的当口，我和女儿去北京时，我女儿刚参加完高考，录取通知书还没有下来。就这样，我和女儿被他们拉回东港关进东港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早晨，东港市公安部门大批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孤山公安分局恶警倾巢出动，到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有的是在山上抓的，有的是在家里抓的。当天上午约十点钟左右，孤山公安分局的恶警周远伟一人闯进我家里，骗我说：“我们局长要跟你们说几句话，说完就让你们回来。”就这样，将我和女儿骗到孤山公安分局。当时被恶警用这种办法欺骗的法轮功学员，我知道的就有十七、八人，都被关进东港拘留所。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中共恶党政府人员是这样耍流氓！

更可耻、更荒唐的是，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的借口是 “妨碍交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拘留证上就这么明摆着写的。第一，谁开车不在公路上行驶，往山尖上开？到去山顶上散步会妨碍谁交通？住在大孤山山下的人一直都有早晨爬山锻炼身体的习惯，而且山路很陡。这里的人从没听说过早晨爬山会“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这一说；第二，恶警是闯进我们家里绑架我们娘俩。我和女儿呆在自己的家里，怎么会 “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呢？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就到了如此荒唐、流氓的程度！而能被中共恶党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也恰恰都是流氓痞子，社会渣子！有德行、有修养、有良知的好人是干不出这种缺德事的，也说不出这种缺德话。

在拘留所非法关押期间，恶警逼着我写什么 “保证书” ，不让我们炼法轮功。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国家。这么好的大法，凭什么不让炼？我们不写，他们就把我们拘留十五天后又转到东港看守所关押。非法关押四十三天的时候，恶警又来威逼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威胁我们说：“如果不写，就把你们送到黑龙江监狱去。”我当时想已经被关押这么长时间了，我女儿被他们关在这里再要不放，就要耽误女儿上学了。我们怕女儿失去升学的机会，就违心地顺从了他们。可是，我还不知道女儿的录取档案早已经被他们给扣押了。

我和女儿被非法关押期间，东港市公安局局长宋小河、政保科长王盛乙伙同东港市教委（当时教委书记兼局长刘春树）将我女儿的大学录取档案给扣下了。我女儿上大学的权利就这样被他们非法剥夺了。

回家以后，孤山镇政府、公安分局、街道的人多次上门骚扰，镇长戚淑华、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邹本国，还有许德栋、李丙山等搅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并且到处宣扬说我女儿因为了炼法轮功而不去上大学念书。为了澄清事实，同年腊月二十八，我和女儿以及另一名同修到孤山镇政府去找他们讲明事实真相。当时只有邹本国在，我们善意的向他说明情况：不是我女儿不想念书，是你们知法犯法，私自扣押了我女儿的升学录取档案，反而颠倒是非，污蔑我女儿炼法轮功不上大学。

二零零零年的正月，综合治理办公室邹本国恶意构陷我们，孤山公安分局的四个恶警把警车开到我家门口，闯进我家，强硬的逼着我和女儿到公安局去走一趟。我知道他们又要作恶。我质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法，叫我们到公安局去走一趟？我们不去。”恶警周远伟冲我跟前，抓住我的手腕强行往外拖我。我女儿抓住周远伟的手腕大声说：“你放开我妈妈！我妈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大白天闯进我家里来抓人？你们统统都出去！”这时周远伟一边拖着我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是武警出身，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

这时，我家门口来了好多邻居，恶警怕曝光，都跑到大门外躲着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姓宋姓的警察走进屋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想问一问你们，年前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镇政府那里去。”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邹本国搞出的事。既然是这样，那正好是我要给他们讲清真相的机会，让这些生命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把他们挽救出来。我毫不顾虑地和女儿一同去了公安分局。我把我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情况讲给他们听。我说：我修大法不但身体一身轻，什么疾病都没有了，还时时刻刻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修炼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一个好人，处处做好事为别人。法轮大法教导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好人，大法有什么错呢？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又有什么错？同时被他们绑架的还有一名同修，也给他们讲，听完后他们都乐了，说：“那你们都回去吧。”同时把在北京扣押我们的身份证和钱也还给了我们。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一天，恶警周远伟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还叫我到公安局去一趟，我接过电话说我不去。放下电话，马上收拾好东西，就和女儿搭车到了乡下亲戚家。我们前脚刚走，后脚恶警就开着警车撵到我家。恶警逼着我丈夫把我和女儿交出来，我丈夫没有配合他们。接下来的几天，警察多次到我家来骚扰，逼着我丈夫交出人来。丈夫没有办法，只好关掉唯一维持我们全家生计的小电话亭，离开了家。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开始了在外流离失所的日子。

孤山镇邪党委书记李丙山、东港公安局政保科长王润龙到我大哥家去逼着我大哥交人；又多次骚扰我七十多岁的父母亲，我母亲严厉警告他们：“你跟我要人？我还要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女儿出现任何危险我就找你算账！”

直到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家里打电话说，镇长戚淑华和书记李丙山让我回家去，并且保证不再抓我们，只要我们回来，在家可以随便炼。欺骗是恶党的本性，我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圈套。但我确实不想继续在外边流离失所，因为流离失所不是我们师父安排的，法轮功学员要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们应该回到正常的修炼环境中修炼。另外，我们在外面只靠积蓄维持生活，经济也很紧张，我就回到家中。

回家的第三天，孤山镇政府、孤山公安分局的人陆续到我家来骚扰，我没有怕他们，我继续跟他们讲真相。几天后，东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润龙和丹东政法委两人来到孤山公安分局，派人来我家叫我到他们那儿去一趟。我想，我们法轮功学员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什么害怕你们呢？就和丈夫一起去了公安分局。王润龙手里拿了一摞子信件，问是不是我写的。其实我并不知道是谁写的信，但是，他要用它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就不答应。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就是不想让其他同修再遭到迫害，所以就承认那些信是我写的（我没做到“真”），并在上面签了我的名字。可是我的做法恰恰上了邪恶圈套。他们把我关在那儿，不放我。晚上我继续给公安分局的人讲真相，讲完了我就打坐、炼功。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放回家。

回家刚两天，孤山镇政府和公安分局又来抓我进洗脑班。早上七点镇政府就派两人来我家看着我，怕我知道信息再离开家。利用这个机会我就向这两个人揭露这几年来中共恶党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事实，他们听后还觉的很吃惊。大约上午八点钟，孤山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邹本国带着七个人闯进我家，逼我跟他们到镇政府去。我严厉地回答他们：“我不去！你们一次次的迫害我，这一次谁敢动我，我就再次去北京告你们！”他们害怕自己的丑闻被人听见，叫我别喊、小声点儿。但是他们人多，最后我还是被他们挟持到孤山镇政府。到了镇政府，我质问他们：“你们不是保证我回来没事的吗？”当时在场的还有丹东市政法委来六一零来的人，我给他们讲述了我被迫害的经过不修炼的丈夫也在一旁补充。我说：“你们反反复复的迫害我，我丈夫已经被你们给吓出心脏病了。我把他给你们送到政府来，你们做饭给他吃吧。”

当时孤山镇政府副镇长宁成亮说；“你能不能保证进洗脑班后不说话，不讲大法好？”我坚定地回答：“做不到。只许你们迫害好人，却不许我们说话？我一定要讲。”听后他说：“那你回家吧。”

二零一一年十月，东港市六一零操控孤山镇街道的人又打电话来骚扰我和家人。

“善恶有报”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谁都抗拒不了的宇宙真理。十二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不断的在给这些迫害者讲这个天理。但是，这些被共产邪灵控制、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他们却不相信他们作恶、迫害法轮功学员会遭到上天的报应，一直把法轮功学员对他们善意的规劝和警告当耳旁风，为所欲为。为了中共恶党的那点眼前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与家人的未来，出卖自己的良知与道德，等待这些人的下场是最可悲的。

我把我们一家人遭受邪党迫害的事实写出来，将他们的罪行曝光，为的是让更多的民众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它的一切组织，远离这个恶魔，逃离大劫难，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希望那些还在被邪党利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能早一天醒悟，不要等到最后为它做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