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农历六月中旬，当时我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我与同修甲在乡政府（当时不知）门口的石阶上休息，看起大法书来。不一会儿从石阶上来了一名中年男子，看我们捧着金黄色封面的书就抢过去，拿起来就往上面走，边走边说要我们跟他一起上去。进到办公室后，我们被非法审讯、恐吓、没收了我们的大法书籍。然后我们被送往派出所，继续审问，在派出所里我们还被逼迫签字。下午，被非法送往公安局审问后又被送往鹤城区拘留所，接着在拘留所内被非法拘留一个星期。

从拘留所出来，有一次我在井边洗完衣服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怀有孩子）。一辆小车突然从后方开来停到了我的前面，紧接着从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问我：“是否炼法轮功。”我正面回答了他们：“我炼”，接着他们又说不准你去北京上访、是不是和什么人联系串通之类的话，我义正词严指出了他们的错误认识，并告诉他们了真相。

在儿子出生后的一段日子里，人称李干司的一名中年男子到我家里来监视我，看我是否在家，还向我询问了另一名同修的去向；又过了几个月，乡政府及派出所的四名男子（其中二人是李干司、曾凡贵，原在派出所工作）闯入我家非法翻开衣柜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后扬长而去。又过了些时日，李干司又到我家来监视我是否在家。

我的丈夫二零零四年因为工作事故意外去世，这对我那当时十三岁的女儿精神上打击很大。加上中共人员的骚扰等迫害，女儿精神有些不正常。

二零零七年夏天，曾凡贵与另外两名男子到我家骚扰，说省里要办学习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要我去参加。我劝善后，他们打消了念头。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的一个晚上，曾凡贵与另一名男子到我正在上班的地方说是要看我，我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没等他们说出来，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们想说的指了出来，他们立马改口，说：“只是为了关心关心我”等话。过了几天，他俩与另外两名乡政府工作人员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监视我。我此时心中非常冷静，只觉得他们很可悲，就这样被中共邪党利用来迫害修大法的人。

二零零九年，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五名男子来到我家骚扰，一进屋便向我问起我女儿，谈话间他们偷偷拍照。我立刻制止他们的邪恶行径，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案”的种种疑点，以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和现在三退大潮的出现，劝他们不要再对大法弟子犯错后，他们才哑口无言的离去。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我与一位同修在乡集市上向世人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后我们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后又被“六一零”雷姓和韩姓及另外两名恶警一行，非法强制押往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审问、照相，并抢走了我的手机。他们还问我的姓名、住址。但我不配合他们犯罪，他们就利用我的手机给我女儿发短信，想通过骗取我的身份证号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过后发现的）。期间我曾几次听到我手机收到信息时的铃声，我要求他们将我的手机还给我，却遭到了他们拒绝，后来在准备离开公安局时才将我的手机还给我。

下午，我与同修被劫持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刚到那，我就接到了我侄女的电话，可刚刚接通就被恶警将手机抢走。非法拘留期间，他们共向我家人索要了三百九十元生活费，出来前两天，我被国保大队周姓、雷姓恶警强迫照相、验血、再次非法审问。释放的那天又要我打扫卫生，然后签署出拘留所的文件后才将我释放。

我从拘留所回到家后，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女儿和儿子去拘留所后，恶警逼迫他们给我交生活费的纸条，从内容上看，他们可能受到过恐吓，我在拘留所中曾看见过他们姐弟俩痛哭时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此时是多么想要我回家！因此，我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为我担心，并告诫儿子要象平时妈妈在家时一样安心的学习，按时完成作业，他点了点头。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人曾多次要求释放但都无结果。 由于我被非法拘留，家里只留下十九岁的女儿和十一岁的儿子在家，他们无依无靠，为此我女儿精神上再次受到了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失常，跑出去一个多月，真不知道当时她在外面四处游荡时的处境如何（现在回来了）！

以上的一点点、一滴滴记录了这十年我所遭遇的迫害经历，这些迫害给我和我的家人精神和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负担，但这些点滴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来说也许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终将验证善恶有报，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天理。希望还存有良知的世人赶快清醒，选择正义，摒弃邪恶，不要去做恶党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