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安清的家人聘请了北京律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北京律师前往古蔺调查案情，遭到政府，各司法部门百般刁难、阻挠。

一、在看守所受阻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舒安清的律师到达古蔺，立即到看守所依法会见当事人，律师向看守所接待人员出示了所有的证件。接待人说要看守所所长邹强同意。找到邹强，邹说要办案人同意。律师说明，这是依照法律规定和正常的依法会见，不应该有这么多程序。看守所坚持不让见。

二、办案人以“涉密”为由刁难律师

几经周折，律师找到办案人，即国保大队队长张显文，律师给他看了所有的手续和证件，张说，你们下午三点钟来，给你一个答复，见或不见，或我们派人同见。

下午，律师到国保大队，教导员推说张队长（张显文）不在，必须张队长决定才能见。又托人找了张显文。等了一段时间，张回到办公室说，要家属填写“涉密案件聘请律师登记表”，填好拿去批准了才能见。律师再三向张显文解释，这不属涉密，如果是涉密案件，那就把认定涉密的批文拿来看。张显文拿不出批文来，却坚持要填表，无理的坚持这个不合法的程序。

律师反复向张显文阐明法律观点，还对他讲明白了当事人的家境情况，告诉他当事人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母亲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家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祖孙处境非常困难，希望他们不要为难当事人。律师以情以理与张交涉，并反复重申他们这样设阻是违法的，是在剥夺当事人的权利。张显文自知违法，却说：“有人承担责任。”

三、局长个个推脱

律师又找到公安局分管看守所的胡局长，胡说要付（旭）局长和办案人同意才能见，他不能同意。律师去找付，说付出差去了；律师又从纪检书记，胡局长，王副局长，看守所所长等等挨个找了一圈，推来推去，均无结果。

律师打了五、六次电话，找到分管国保的副局长付旭，反复重申办案原则，人性道理，方方面面给付旭说明会见当事人的正当理由。付旭推托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他在外面出差，要三十一号才回来。律师指出他们没有依法办事，付旭却说：错了，我们承担责任。

四、县长推到办案人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上班时间一到，律师去公安局，找局长、书记，均不在。找到公安局易副局长（女），说明来意，易副局长说，还得找付旭签字批准，才能见。律师说，等他回来已经放假了。律师给付旭打电话，请求付旭委托易代签，付旭挂断了电话。

律师又到看守所监管室找人，监管室无人；律师又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得知看守所监管室陈主任的电话后便与陈联系，陈主任认为依法会见是应该。便叫律师找局领导，说局领导协调来的快，他们协调有个过程。局领导已经被律师找遍了，于是律师就去公安局再找分管司法的聂副县长。

公安局层层挡驾，要登记，要预约，说要安排时间才能进。律师见有办公室门开着就准备进去，保安挡驾，把律师架走。律师质问挡驾人：你们违法设阻，不让见当事人，我依法办案，有什么错？岂有此理！律师好不容易见聂副县长，对聂说明来意，聂说过问一下。最后还是叫律师找办案人。当律师再找办案人时，张显文已不见人影，打数个电话均拒接，发信息也不回。

四、层层违法 不计成本

北京律师千里迢迢来到偏远山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令古蔺县政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司法部门人员十分惊恐。正义律师介入此案，古蔺这个地区邪党司法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犯罪事实将被揭穿，曝光天下，所以直接责任人付旭与国保大队长办案人张显文刁难律师会见当事人，阻挠律师依法查案。

从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到达古蔺，直到三十日下午下班，律师从看守所所长、看守所监管室、找到国保大队、公安局长；找了法院、检察院，直到政府的县长，在两天奔波中，律师找了十多个部门及人员，除面谈外，打了数十个电话，跟他们通话的多则八次、五次，少的也有三次。

各部门及人员层层设阻，耽误了两天时间，律师还是没见着当事人。整个过程涉及的单位及人员，他们非常清楚，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是违法的。然而公安局长、县长等人任其违法事件发生，没有人立即制止，加以纠正，从上到下集体犯罪，难怪人说：违法不计成本。此次违法成本太大。

付旭、张显文这两个直接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故意违反，还说什么“有人承担责任”，“错了，我们承担责任”。中共迫害元凶江××及多名中共高官罗干、刘京、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李岚清、贾春旺等，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被告上了国际法庭，被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起诉。正面临末日的审判。这些高官有国家权力作后台，都逃脱不了国际、国内的追查，所犯的罪行已经使他们皆自身难保了，而下面的公安局长、国保队长对谁负责呢？迫害法轮功这天大的罪责他们又如何承担的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