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我被中共当局多次绑架抄家，多次被非法关进拘留所，几次进看守所，一次进劳教所，一次进洗脑班迫害。直到现在恶人王祥东还在跟踪监控骚扰我。

二零零零年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腊月二十七日半夜十二点过，永宁镇派出所，永宁镇政府来了几车人，包围了我家，强行闯入我家到处乱翻，抢走了整套大法书和经文，一个录音机，师父讲法磁带一套，炼功磁带和师父法像等，几十份真相资料和我写心得体会的笔记本。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法轮功的神奇以及祛病健身的奇效。没想到他们却越来越凶，当晚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恶警李冬用鸡毛帚打我，骂道：全镇六十一个人都把书交了，就你要与我们作对。鸡毛帚打断了又用穿皮鞋的脚狠狠的踩我踹我，直到打累了才罢休。不许睡觉，不许吃饭，我的家人送被子送饭来，还被罗所长骂了一通。腊月三十日我被送到温江拘留所迫害。在拘留所里，在有霜的冬天，洗脸洗头都用冷水，还强制灌食，关押了我十七天。要放回的当天，恶警就先叫我娘家的兄弟俩先签字画押用存款和房屋作抵押保证，不然就不放人。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有俩同修刚到我家，永宁派出所的人员，王春，李冬和李得才还有所长罗某等一二十人，包围了我家并闯入我家，到处乱翻，泡菜缸、厨房米坛等翻个遍，抢走了我的大法书《转法轮》等书籍，炼功磁带，经文和真相资料还有同修带来的所有东西全被抢劫一空，强行把我和同修三人拖上车带到永宁派出所。用手铐把我铐在铁柱上，李冬和李得才对我刑讯逼供，打得我胃非常难受。另一外地同修被关在楼上，两个恶警抽下皮带，轮班暴打他。还一同修走脱。下午我被劫持到拘留所迫害。

我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两天，又被送到看守所。在提审期间，又是刑讯逼供，恶警李冬见我已吃不下饭，而且还在不停的呕吐，关上门专门打我的胃，还说：“打死你！”被看守所的一个干警队长看见了，说他：“到这里来了，你还打？”看守所的干警看我情况不好，叫医生先打一针静脉又送到县医院。李冬强迫照像，挑动看守所的干警仇恨法轮功，他还说：“××党对你们法轮功就是不讲法律，就是要专门抓你打你。”

在看守所关押二十多天后，李冬骗我说：“签个字，放你回家。”我把字签了，李冬和李得才又把我送成都宁夏街四大监区转运站。刚进门，干警借检查衣物，把我刚买不久的皮鞋给拿去了。脱光衣服搜身，衣物检查。在转移站吸毒犯强迫我拿钱给她们，拿零食给她们吃，见我什么都没有，就打我骂我，强迫我打扫厕所，站“鸭儿浮水”“巴壁虎”（狱霸欺负刚来犯人的刑）。我在看守所里用的生活用品有些是犯人不要的，有些是同修给的。我的生活用品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成都双桥子的同修刘莉来了，我和她同用一个碗吃饭，她让我用她的筷子，她用她的叉子，同用一个牙刷（都是她的）。

进劳教所又要搜身查衣物，剪头发；先入严管中队，不许我梳头，刷牙，洗脸洗脚。吸毒犯贺玲是这个所最邪的吸毒犯，特意被恶警调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干警指使她打我踢我踹我，每天打我无数次，叫我面向墙壁手举起来打直脚站军姿，半夜十二点才准睡。我给她讲真相，她对我说：“我想减劳教期早点回家。”

劳教所的干警唆使犯人，打人打的越多越厉害，减教的越快。有一天傍晚六点钟左右，贺玲和包夹王雪把我关进一间小房间，把门窗都关的严严实实的，用预先准备好的臭袜子很脏的抹脚帕塞堵我的嘴，然后把我按倒在地，大打出手。一个按倒打头一个按倒打身，就象暴风雨一样乱打，我感到快要不行了，就象要停止呼吸了一样。

过了几天，劳教所里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转化班来转化我。当时，贺玲来叫我时，我正在解大便，她连拉带拖说：不解了，快走。我赶忙去系裤子，她不要我系，把我裤子的拉锁扯烂了。过后我又给王雪和贺玲讲真相，贺玲有些收敛。隔几天劳教所那个满脸横肉的管教看我还没转化，就找贺玲去谈话，贺玲回来后对我说：“她们（指管教干警）又给我减分了，说我这几天做的不好。我不打你，她们就扣我分，我想早点回家。”真是邪党的流氓本质暴露无遗。迫害的我头脑、神智不清，温江本县和盛镇的蒋才芬和钟素芳又来给我洗脑。之后把我转到八中队。

到八中队，每天二十四小时要和包夹在一起，包夹每天要给管教汇报情况，汇报思想状态。洗脑迫害还在继续，还要选猪毛，有时还要接菜饭，打开水，扫地，打扫门窗等。不久，又把我转到七中队迫害。七中队的队长叫张小芳，三十几岁未结婚，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更恶劣，动不动就用电棍电，长期关禁闭，面壁站军姿，晒太阳，冷冻，用铁链子把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扣在阳台的铁栏杆上不许睡觉，有的长期坐小板凳，有的臀部都坐烂了。

在这里每天学习之前，管教都要骂一通，每天要考试，考不好的不能出教室。特别是傅怡彬杀人案，叫我们天天看电视，人人谈认识，还要写感想，采取人人过关。

我绝食抗议，张晓芳叫包夹来阻止我，强行给我输液，不知输的什么，过后解不出大便。吃饭排队时我起疙瘩一天比一天厉害，张晓芳当着全体人员的面咒我，狠狠的用恶言恶语骂我。我给她们写了声明，表示转化是错的，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废，坚定修炼。

关押了十个多月我回了家。二零零二年，我给县公安局局长写了封信，说我在劳教所所写的全部作废，坚定修炼。局长收到信后，永宁派出所就派王春等强行把我绑架到县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绝食抗议，李冬和李得才等强迫我到县医院灌食，他们把我按倒在床上，李冬用肘关节捣我的腿，把我的手用手铐分别铐在床的上沿上，脚用绳子捆牢。一边灌（插胃管）一边输液，输入不明药物。我们永宁镇镇上有个女干部，不知叫什么名，到医院来轮班看守我，我给她讲真相，她不但不听，还气的够呛，对医生说“给她加药”（指损伤中枢神经的药物），我的手被铐得又肿又烂。还有一次在公平医院，这次参与绑架、灌食迫害的除李冬外，还有六一零的杨少兵，杨玉芬，李忠兴。

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睡地铺，背监规，刮铜线，吃的是老黄白菜，老圆根萝卜，还有渣子泥沙。

由于我坚持自己的信仰，在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三年，我多次被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温江县干警冷俊清多次审问我，李冬和派出所人员还有永宁镇的六一零人员多次抢我的书还抢走了许多真相光盘和一套讲法录像带，连我家的黄被面都拿走了，又绑架我，又多次对我野蛮灌食，李冬还扬言：“灌死你！整死你！”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李冬在二零零三年得了喉癌。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三日，我从街上买菜刚回来，永宁镇六一零的杨少兵，杨玉芬，李忠兴，还有果园村书记王桂芬，周斌仑，还有我不认识的六一零人员和跑二派出所把我绑架到新津洗脑班，门上挂着：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

一进洗脑班，殷舜尧（原名殷得才）叫我在接见室站着，不许睡觉，不许打盹，连眼都不能闭一下，不许蹲，不许坐，不许走，脚站得象发面一样，一天比一天肿，穿不上鞋，站了八天八夜。强迫我带“学员牌”，强迫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强迫我听她们读诽谤大法的书。

洗脑班有个邪医叫周琴，是本地人，三十岁左右没有结婚，医科大学毕业的，是专门调来为洗脑班服务的。

洗脑班强制灌食有一张特制的床，就是用一块板子，从板子上面下来十多公分处有两根木条，板子两边各一根，板子最下面有两根铁钉。强制灌食时，把手和臂拉直一起绑在木条上，一只手绑一根，脚分别绑在下面的两根铁钉上。

周琴强制灌我无数次，她用三管（即胃管、尿管、输液管）齐下的手段，就是插上这三管后不取，直到开始吃饭为止。周琴第一次给我灌食时，用不明药物，她把标签扯下来销毁了，那药物是专门用来伤胃的，比辣椒水盐水还要厉害。我当时难受的很，周琴却说：“我要害死你，你知道吗，医生杀人是不拿刀不见血的。”周琴和张姓医生给我注射了无数针伤中枢神经药物，张医生插输液管看不到血管在我身上乱扎，双手扎了又扎脚。

酷刑演示：注射不明药物

周琴给我灌不明药物，还要给我输不明药物，这不明药物输入后头昏眼花想睡的很，醒来后下地无法站立，全身无力。还有一种灌食器具叫“开口器”。周琴用一薄器皿片把我嘴撬开，撬掉两颗门牙。周琴用的薄器皿片上不知有什么药物，一到嘴里难受的很，心翻，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的很。刘容（陪教，本村结婚出去的，农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把我的下颌掰开，周琴就把开口器塞到嘴里，一拧开口器嘴就被撑开。周琴一边拧开口器一边问：“你说××党好还是法轮功好？”我不理她，“说××党好，不然叫你嘴合不拢，再过半小时你嘴就是歪的。”在那木板上接连躺了几天，臀部和腰都烂了。

酷刑演示：用开口器强行灌食

最后永宁镇的主任吴怀英和果园村书记王桂芬，给我十五岁的女儿惠林洗脑，威逼强迫她帮我写了不炼功保证（王书记写的、让她照抄），还写了我的名字，最后她们又强迫用我的手按手印，当时我就不承认这一切。二零零四年腊月我回到家中。

二零零五年，我们果园村和八角村合并后，王祥东就是两个大队的书记。大约六月份，我们队的队长对我说：“县上拨几千块钱下来要准备给你家修房子。”当时我不同意。七月份时要准备开工了，我去给王祥东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受迫害的，大法好，藏字石现天机，劝他退党，他不但不听，还气的够呛，马上给我丈夫打电话：房子不修了。

今年七月份，原八角村的书记王祥东的侄儿王凡，前不久当兵转业回来了。为了王凡能够升官发财，王祥东把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告了，又把本镇以前炼过法轮功的人，挨个去叫他们交书，写保证书，转化书，还亲自到我家来骚扰我。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他已转化了几个人，我给他讲真相，他威胁我说：“你发传单讲真相就要抓你。”过后，王祥东和王凡还在监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