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为强制洗脑施用各种酷刑
十、不择手段进行“攻坚”
十一、超限“劳动”：既“创收”又被用于“促进转化”
十二、“生活”上盘剥，同时用作诱迫“转化”的手段
十三、被用作“转化”手段的其它方式

九、为强制洗脑施用各种酷刑

长时间不让睡觉、长时时不允许上厕所、长时间罚站、罚蹲及罚“坐”、“军训”、长时间暴晒、长时强制不让穿衣站门外受冷、强迫长时洗冷水澡、毒打、群殴、电击、吊铐、野蛮灌食、钉指（趾）甲、烧男生殖器……何湾劳教所的酷刑，与中国大陆其它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的酷刑一样，五花八门，不应有的也尽有，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种种酷刑：老虎凳、暴打、死人床（抻床，也称五马分尸）、电棍电击、抻床、吊铐、灌食（鼻饲）、铁椅子、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野蛮灌食、电棍殴打等

据悉，刚开始时何湾劳教所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还没有动用酷刑，在2000年6月邪恶的马三家“帮教团”来到何湾传授“经验”之后，那里的警察开始了不让学员家属接见，对学员实行关小号隔离等一系列迫害。其后，何湾劳教所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开始不择手段，从马三家劳教所搬来的酷刑手段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甚至自我标榜“北有马三家，南有何湾”，向上级邀功请赏。何湾劳教所的酷刑种类是很多的，我们在本文中各处都有提及，下面我们再详述几种常见的酷刑。

1、长时间不让睡觉

长时间不让睡觉是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一种最普遍的酷刑虐待，看起来好象不是酷刑，其实不亚于酷刑。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加过这种“酷刑”。

例如，二大队对法轮功学员长期用不让睡觉，高负荷长时间奴役等手段妄图消磨法轮功学员坚定的心，有的几天几夜不让睡，有的甚至一个星期，一个月都没上床，有的因工作任务量太大，长期只能睡二三个小时。

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就用二十四小时车轮战式折磨，不让睡觉，学员若困极出现睡状，相伴而来的是拳打脚踢，高声叫骂。一个新洲籍的学员，几天几夜不能合眼，刚准备休息一下，恶警就令包夹将此学员的被子扔出屋外。

2、长时间罚站

例如：六十多岁的青山法轮功学员张玉芳，2002年被绑架到何湾劳教所八大队，警察黄虹强迫她站十三个日夜，不准睡觉，后来张玉芳眼睛发黑，倒在地上，鼻梁，脸盘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在地上流了很多血。

2005年，法轮功学员卢启奇和王浩分别被二大队恶警罚站八天八夜，十五天不许睡觉，两人的双脚和大腿因长时间站立而浮肿、变粗。

3、毒打

毒打是另一种常见酷刑，而且毒打的方式有很多，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打致伤甚至致死。

警察有时直接动手打法轮功学员，更多时候则是暗中指使劳教犯人毒打学员。表面上不经常看到恶警亲自动手打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但有时候他们也直接动手毒打学员，如有一次，一个名叫张义的管教干警将张远超学员叫到一楼管教干警办公室，关上灯，用力掐学员的脖子，另有干事高君安、X干事也对他拳打脚踢。高君安干事还曾将一名新来的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张家刚的头打了一个小时，打得头皮都红了，还不知羞耻的说：“别人的头是黑的，你的头为什么是红的？”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2001年6月19日法轮功学员刘立、余飞拒绝参加队伍行走，在张培雄（副队长）的指使下，被犯人陈胜强，朱天祥、张望恩、吴凯拖至车间空地暴打，余飞腰部、前胸遭拳打脚踢被打紫，腰部酸痛，睡觉翻身都很吃力，打余飞的犯人有黄武元、余连喜、胡星先（音译）、张伟、邓世雄，当时干部雷迪看了一下就走了。

2001年6月25日，法轮功学员刘立、梅爱平、胥平、余飞不参加队列行走，再次在大队长左燕杰的指使下被犯人拖至暗处空地暴打。刘立被踢倒后按在地上，几个人同时对准腰部猛踢猛踩，嘴被打出血，其他三人也遭拳打脚踢，前胸、腰部等部位遭猛击后，疼痛难忍。当时犯人说：都是坐牢的人，我们也不想打你们，左队长要我们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刘立对在场的干部雷迪说：“你们是在干什么呀？”雷迪哑口无言。还有一个在场的干部郑××在一旁阴笑。打人的犯人有黄武元、张伟、张望恩、吴凯、胡星先（音译）、朱天祥、余连喜等人。

2001年10月份，“严管班”里的法轮功学员一致认为要全面不配合邪恶，于是从10月15日起开始不出工、不出操、不点名、不答到等等。警察于是规定法轮功学员不允许上厕所大小便，只允许在门边马桶中方便，只能在门口洗漱。以劳教人员、班长王义强为代表的“信息员”们在干警背后指使下，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恶警极力制造“信息员”与法轮功学员的矛盾，如延长开饭时间，一班一班的开饭，让最后的班吃冷饭冷菜，点名时法轮功学员不蹲下、“信息员”蹲下就一直让等着，因时间太长，蹲着难受，劳教犯人就迁怒于法轮功学员；因学员不蹲下，恶警就叫几个“信息员”强迫学员蹲下，甚至恶警亲自动手；把学员单个弄到无人处体罚、殴打。

10月16日一班法轮功学员在操场上集体炼功，带队的陈勇队长指使劳教犯人打法轮功学员，第二天被打法轮功学员被调离到三队。18日学员李哲被恶警张浩叫到管教办公室，学员李哲拒绝蹲下，恶警张浩命令“信息员”强制学员蹲下，以冯露为首的三个“信息员”对学员李哲拳打脚踢，先后两次，每人几十拳脚，恶警张浩始终在场，过后被大队长知道，但在干警的包庇下只处罚了其中一个帮凶。

11月3日五班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上8点和中午12点点名时不答到，周厚顺队长同样纵容劳教犯人动手打法轮功学员。

在人人都明白不过的事实面前，幕后凶手周厚顺、陈勇队长却不知羞耻的说：“不准发生打人情况，违反者严惩。”有几个学员都被打伤了，黄世文、陈景辉学员伤后行走困难。警察对于被挨打的当事者，却毫不询问事情过程，这不是故意吗？许多学员都被大量罚分，到期的学员也被拖延，警察还不让不妥协的学员接见家属，以防消息外泄。

4、吊铐

2003年10月7日～11月14日，武汉市“610”与何湾劳教所联合开办“小号子”，将该所二队、六队劫持的6至10名男、女法轮功学员关押在里面强制洗脑，为了迫使他们与法轮功决裂，一个叫明建华的恶警强行将他们双手举起，用手铐吊铐在窗栏上，连续站立3～5天，甚至出现不允许上厕所、吃饭等现象，恶警指使刑教人员发现有睡着的立即打醒。

酷刑演示：吊铐

法轮功学员王劲松（武汉市第三医院主治医师）从“小号子”回队后，双脚浮肿，身体虚弱，需扶墙走路。刘迅春（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学生）从“小号子”回队后，发现双手手腕处有被手铐勒出很深的伤痕，双手及双脚浮肿，面目憔悴。这两位学员虽然遭受严重摧残，但仍然坚信法轮功不动摇。而恶警们却四处散布谣言，称他们已“转化”，更有恶警给学员家属打电话谎称其“转化”，妄图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来蛊惑人心，制造声势。武汉市“610”叫来犹大龚良汉、张全浩等人甚至对王劲松动手，用手打脸，致使鼻部流血。

另有一位亲历者回忆说：

“2003年11月，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何湾劳教所。劳教所的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化洗脑，你要不听她的，就把你包夹，不论上厕所、吃饭、睡觉、洗涮。不让睡觉，要你成天写材料，或用电视放一些假自白、反面教科书，逼我看所谓的雷锋书，看完写心得，用伪善来欺诈你，你要再不听就被吊铐起来，不准大小便，好多大法弟子被吊铐长达一星期，最后脚腿都肿起来，手脚麻木。

“在这种情况下，恶警刘辉（当时的队长）还把武汉所谓转化团的龚良汉等人十几人弄到劳教所做‘转化”，要邪悟人员一步一步逼法轮功学员‘转化’，达不到目地不下铐。

“下了铐后人全身都不能动，再叫劳教所医生给你看，那医生是个兽医，药费比外边高一倍不止，还反过来问我回家会不会把这的情况上网。在那种环境下，我很不情愿地说不上网，现在悟明白了，我要否定这一切的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堂堂正正走修炼之路，揭露迫害，将那里的邪恶曝光。”

有个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在邪恶的迫害下，大法弟子在高墙内高喊‘法轮大法好’，就被单独关禁闭，铐铐子。在阴森的劳教所里，所有坚持正信、不向邪恶低头的大法弟子被长期关在禁闭室（包房）里与世隔绝，不见天日，有的手长期被吊铐，手变了形，关节不能弯曲……

2004年，钱有云被六大队警察黄虹吊铐七天，昏死过去几次，人成了昏迷状态，后来钱有云的手、身子疼的没感觉了，人清醒过来之后，只感觉全身发冷发抖，口里的脓痰吐个不停。

2005年10月初至11月中旬，法轮功学员朱汉龙每天被吊铐在严管室的铁栏杆上，头顶墙，面朝下，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半悬铐在铁栏杆上，双手反背吊铐。铁铐子深深陷入手腕肌肉内，疼痛难忍，如稍动一动，便惨遭以游中波为首的劳教犯人的毒打。朱汉龙的前胸、后背、腰部、两肋全部伤痕累累，往往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每天游中波、刘军、胡佑林等劳教犯人在雷昌文和陈宏新等恶警的暗中指使下，变换各种方式毒打折磨朱汉龙，有时持续拳打脚踢达三个小时之久，无论白天黑夜，惨叫声不绝于耳。

酷刑演示：双手反背吊铐的一种，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吊起，让受刑者十分痛苦。

5、野蛮灌食

当法轮功学员绝食抵制强加的各种精神折磨和酷刑虐待时，劳教所则以野蛮灌食加重迫害。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在这种非人的待遇下，大法学员连绝食的自由都没有。只要绝食，就会遭到惨无人道的灌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1）连劳教犯人都于心不忍的野蛮灌食

以下是一个因偷盗被劳教的目击者写下的发生在何湾劳教所二大队的一幕，他曾受减刑的诱惑而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灌食——

2002年4月中旬一天的中午，当时轮值的是管教干事高军安。他比电影中审讯江姐的国民党特务还要凶狠得多。他披着制服，嘴里叼着烟，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根小指般粗的竹棍，口里骂个不停：“××党不叫打人，没有不准老子整人。反正整了法轮功不违法。状都告不进，政府规定法轮功的案子不受理。今天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硬。你们都赤手空拳有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他要我们将一位50多岁的法轮功的头、膀子、腿分别向五个方向拉着，由他来灌食，他插进去，抽出来，再插再抽，往返无数次，理由是没插好，直到食管上带有血迹他才说插好了。灌了约10cc米饭和水捣成的糊糊，高军安要我们打这位老法轮功，我们五个人没有动。一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年纪比较大，二来我们看到他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样他的眼睛都不闭一下。所以我们没听高军安的指挥。此时高军安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竹棍子乱打我们中的二个，可是我们还是不动手。高军安只得亲自动手，他说：“老家伙几天没吃，消化不好就会出危险，搔痒可助消化。”他的双手在老法轮功学员的腰子处猛力向内抠，并拢五指从两边在腰子部位狠命地向里插。这里常叫“下腰子”。他至少折磨了老法轮功学员十五分钟。高军安好象气还没消完，要我们又把老法轮功学员按坐在地上，高军安骑坐在老头的大腿上，并拢五指有节奏的在老法轮功学员的腋下用最大的力一顶一顶的，慢慢的高军安由满头大汗到衣服湿透方才停手。好长时间，老法轮功很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后，高军安洋洋得意地问：“你们看见我打人了吗？”我们哪敢说真话，否则，我们也会遭到一个或几个警察的暴打，所以只能说没有打人。高军安得意地大声说：“对呀，我们××党的警察不打人嘛！”

2002年7月上旬的一天，灌食的轮值干警是李靖。他要求每一个被灌的人一次要将二三个干大蒜头、半根黄瓜、三棵小白菜混合捣成浆，加生水稀释后全部灌进去。我们其中有人说法轮功的人胃里是空的，这样会受不了的，李靖却恶狠狠地吼道“受不了活该，整死他们都没有关系。”我们谁也不敢吱声，李靖暗示一定要按他说的办之后就离开了现场，不与法轮功见面。第一个送进来的是20多岁的小伙子，灌了后不多久，这位小伙子双手捂着胃，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只见他脸色苍白，头、脸都渗出豆大的汗珠。我看见小伙子非常难受的样子，我的心开始软了，后悔自己上了贼船，不自觉地当了迫害法轮功的凶残的刽子手。我开始冷静，反思，对照当前政府歌颂自己是依法治国，歌颂××党领导的中国是人权状况最佳时期的宣传，真有一种被欺骗后的耻辱感。

月中的一天又是李靖轮值，他要我们除按上次的办法外，还另外要把辣椒粉加在里面。我一听就暗地里骂李靖是狼心狗肺，这一招比上一次的还要狠毒，我再也不忍心看到悲惨的场面，内心里默默地叫着：法轮功你们停止绝食吧。我在李靖不注意时偷偷溜出了民管会。

（2）法轮功学员的见证

明慧网2002年9月8日报道：被非法关押在武汉何湾劳教所二大队的众多法轮功修炼者，今年4月相继开始绝食抵制迫害，而恶警为阻止法轮功学员继续绝食，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折磨。

如在灌食中，恶警高若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亲自动手给法轮功学员挠痒痒，说是灌食前应“好好放松”，实则用手猛挠其两腋、身体两侧、腹、两腿，自己累了就让四五个犯人上来挠，犯人不肯挠就用竹条猛抽犯人。插管时特意支走医生，让犯人强行将法轮功学员放倒在地上强行插管，并亲自把胃管往学员鼻孔猛插，有的被插出血至发炎。插完后灌2～3注射器水，然后让犯人扶着法轮功学员踱圈子，说是踱一踱“以助消化”。胃管在鼻孔中动来动去非常难受，并且在有学员跟他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是有仇、有怨吗？他却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就要这样，××党没有说不许折磨人，那我就折磨。

有法轮功学员被灌食后，被他把胃管另一端夹在耳朵上长达一个小时之久，感觉难受至极。7月又一大法学员绝食，在被强行灌食中，灌入的却是自来水、生黄瓜和生大蒜头，灌完不几分钟，胃部疼痛难忍，并反复呕吐。

有的干警故意挑起犯人的仇恨，干警借此指责、责难法轮功学员，以此为借口加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的干警公开讲：“信息员（被唆使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要是被法轮功学员变好了，就是没“尽职尽责”，法轮功学员要说你不好，那你的工作就非常到位。”不怪许多人讲劳教所的干警有许多是心理变态。

（3）野蛮灌食的“操作”过程

据亲历者回忆——

灌食时，警察要找5-6个膘肥体壮的打手，每个打手分工明确，一人坐在腿上，二人按住手臂，一人抓头发，一人拿铁片撬牙齿，一人拿老虎钳撑着又粗又硬的管子（不是普通医用的软管），总之，他们要让法轮功学员痛不欲生，受尽折磨。有许许多多的被强行灌食的法轮功学员都受过这样的“待遇”！有的学员被灌食竟达7个多月，食道已被插管插得稀烂；有的学员由于坚决抵制灌食，导致全身浮肿100多天，内脏剧烈疼痛一个星期。不仅如此，他们在经济上还要进行盘剥：每灌食一次，收取灌食费30元。这正是他们在实现对法轮功学员“在政治上搞臭，在经济上搞垮，在肉体上消灭”的卑劣目的。

（4）把灌食用作酷刑来整人

有人把这种灌食称作“玷污医德的野蛮灌食”——

灌食本是一种救死扶伤的医疗手段，而今天在中国大陆，在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却完全被玷污了。许多迫害案例显示，中国劳教所对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灌食不是出于人道目的，而是明明白白的折磨、酷刑。采取的手段包括：

特意用粗管子、特别是脏管子给法轮功学员灌食，并反复使用，管子故意不涂润滑油或润滑粉，多次插管，从一个鼻孔插入抽出，又从另一个鼻孔插入，过程中，故意反复抽拉皮管，导致绝食者剧痛，恶心、呕吐、剧烈咳嗽。

撬嘴直接灌食，强行将学员捆绑起，在试图掰开嘴唇和撬开牙的过程中，受害者的嘴被撕裂、牙被撬掉、喉头严重受伤。这种野蛮灌食方式，很容易将水、食物等强行灌入气管，造成肺部损伤。有的法轮功学员当场被灌死。

酷刑演示：撬嘴灌食

灌高浓度盐水、粘稠玉米糊、辣椒水等。有的因胶管插入气管窒息而死。

在全国，野蛮灌食致死案例频发。明慧网2003年11月19日报道：在四年的迫害中，江××一伙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洗脑和肉体摧残时使用的酷刑至少在四十种以上，甚至不惜玷污医德来残害法轮功学员，如注射破坏脑神经药物、野蛮灌食等。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0月22日的报导，已被证实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805名法轮功学员中，有78名法轮功学员在野蛮灌食中丧生。这还只是2003年前的不完全统计。

由于江××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同时以层层下压的伎俩，以政治前途、经济利益、株连九族等要挟，确保这一灭绝政策的实施。使得这种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摧残被全国劳教所普遍使用。

何湾劳教所的野蛮灌食也异常普遍：

许春芝于2000年7月被判2年劳教，被关到六大队，由于不妥协，被严管隔离，被强行灌食，致使胃部、食道被严重损伤、生命垂危。劳教所严密封锁消息，不许她与任何人接触。

2002年7月10日，法轮功学员刘文平因不接受邪恶的洗脑，绝食以示抗议，恶警竟将绝食七天的他强行灌辣椒水，造成刘难以忍受的痛苦。法轮功学员田超、欧阳海文在二大队被强制灌食达数月之久。

5、为强制“转化”，各种酷刑被“综合运用”

（1）一个经受各种酷刑的法轮功学员的自述——

2003年10月8日，我走出了魔窟，可没几天××党即将召开十六大预备会时，邪恶又将我从家中绑架而且无任何理由地将我又判劳教一年。

一進何湾劳教所8队，即令面壁而立，墙壁涂满了污蔑大法的话，让你站着看，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站到凌晨2点以后，一站就是三个多月。后来邪恶干脆一分钟也不让我睡，连续站立13个昼夜，其间，只要看到我闭一下眼睛，恶警便抬腿猛踢，特别是恶警胡凯踢得最狠。我双腿被踢肿了，踢破了，两条毛裤被踢烂了，血顺着双腿往下淌……

第十四天早晨7点左右，周围并无一人，忽然一股重力将我推倒于地，当即满脸是血，口、鼻不住地往外淌血……

连续十三个昼夜的折磨，整整312个小时不让睡！312个小时啊！这在医学史上可是奇迹！而我连续站立13个昼夜没让睡觉！

这之后，8队将我转送至更邪恶的6队。交接时8队人说：“此人（指我）从2000年以来未被转化过，现在交给你们。”

一進6队，即令念监规、写保证，并用优厚条件诱惑我，要让我承认修炼是错误。我回答：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接下来的是拳打脚踢，且又是7个昼夜不让睡，还每天派好多人来做转化（有恶警、犹大）。面对邪恶，我心如磐石，……邪恶无机可乘，一切都是徒劳。

6月份，正值盛夏，又是“非典”高峰期，他们的“转化”手段又升级了，将我转至2队一处废弃几十年未用的禁闭室，那里杂草丛生臭气熏天，蚊子苍蝇满天飞；室内低矮，潮湿、阴暗；蚊子多得直往鼻孔、眼睛、耳朵里飞，不停地挥动双手驱赶也无济于事。

禁闭室内面积约三平方米，墙上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一张小床（光板），铁门上锁。来此之前，曾让我购买了蚊帐、被单，可是他们却扣下不给。一连三昼夜，我在蚊子的包围中度过了，全身被咬得奇痒，人也咬得肿变了样。

直到第四天，他们才假惺惺地将蚊帐被单送来。可蚊帐又小又矮（矮得只能趴着進去），这样，很多蚊子都钻了進来，还是无法睡。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地与蚊子处了二十三天，那蚊帐上、被子上布满了斑斑点点血迹，已经分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这二十三昼夜的摧残的确十分残酷，但我并无丝毫的恨，更无丝毫的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深山修炼时风餐露宿，不但有蚊虫，更有毒蛇猛兽都未曾动摇过……

第二十四天，恶警刘辉（副队长）带着几名恶警冲進禁闭室，女警黄宏（音）抓住我的手强迫写转化。（我坚决抵制）邪恶一无所获，尽管手被抓破、抓紫……

“非典”过后，我又被送回到6队做手工，每天从早晨7点做到凌晨2点以后，恶警还常常找茬故意令你拆了重做，如不服，立马遭打。我每天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监室，刚想休息又被那些吸毒女拳打脚踢。说是上边交待的：只管打，打死算自杀，谁打得狠谁就能减刑。

（2）一个劳教人员的见证——

我是一个外地人，因偷盗，在武汉何湾劳教所二大队劳教一年半。因我表现好，提前四个月释放。到何湾二大队不久，我被分配到一分队当信息员，具体任务是专门监控法轮功人员的一举一动。当时二大队长韩毓龙、副队长陈勇、雷昌文，他们三人把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对付法轮功人员的身上。一分队长李靖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指使我们不准法轮功[学员]讲话，不让法轮功活动，每天将法轮功情况详细地记在本子上，他暗示：如果法轮功闹事，对他们动作过大些都是可以的，否则与劳教期挂钩。动作过大的意思是可以打，与劳教期挂钩是指不然的话就给我们加期。

我是偏远山区的人，家里很穷，父母不可能给钱给我买减期（花一千元钱以学美容美发和学电脑为名，就可各减一个月）。队领导和分队长经常训示我们信息员，只有听他们话，按他们说的办，就是在向政府靠拢，就能享受减高档期，突出的每月还可按宽管另减五天，特别突出的还可以暗地里减一个月或两个月。我是个穷孩子，面对优厚的待遇，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副队长雷昌文叫我们发现法轮功的“不良行为”就及时汇报，汇报的次数他都会写在本子上，以作为减期凭据。为此我只得向政府靠拢，昧着良心地参加了迫害法轮功的行列。下面谈一下我印象最深的三次事例。

二大队关押120多名法轮功，去年初，他们为抵制迫害，逐渐地开始绝食，后来发展到80%以上的法轮功参与。首先是我们一分队的开始的，时间长了，队领导及干警表面上很镇静，其实都慌了神。绝食就灌，我成了灌食的主力军，从早上八点钟开始要灌到晚上十一点多。2002年四月中旬一天的中午，给一位50多岁的法轮功灌食，当时轮值的是管教干事高军安。他比电影中审讯江姐的国民党特务还要凶狠得多。他披着制服，嘴里叼着烟，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根小指般粗的竹棍，口里骂个不停：“共产党不叫打人，没有不准老子整人。反正整了法轮功不违法。状都告不进，政府规定法轮功的案子不受理。今天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硬。你们都赤手空拳有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他要我们将这位老法轮功学员的头、膀子、腿分别向五个方向拉着，由他来灌食，他插进去，抽出来，再插再抽，往返无数次，理由是没插好，直到食管上带有血迹他才说插好了。灌了约10cc米饭和水捣成的糊糊，高军安要我们打这位老法轮功，我们五个人没有动。一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年纪比较大，二来我们看到他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样他的眼睛都不闭一下。所以我们没听高军安的指挥。此时高军安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竹子乱打我们中的二个，可是我们还是不动手。高军安只得亲自动手，他说：“老家伙几天没吃，消化不好就会出危险，搔痒可助消化。”他的双手在老法轮功学员的腰子处猛力向内抠，并拢五指从两边在腰子部位狠命地向里插。这里常叫“下腰子”。他至少折磨了老法轮功学员十五分钟。高军安好象气还没消完，要我们又把老法轮功学员按坐在地上，高军安骑坐在老头的大腿上，并拢五指有节奏的在老法轮功学员的腋下用最大的力一顶一顶的，慢慢的高军安由满头大汗到衣服湿透方才停手。好长时间，老法轮功很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后，高军安洋洋得意地问：“你们看见我打人了吗？”我们哪敢说真话，否则，我们也会遭到一个或几个警察的暴打，所以只能说没有打人。高军安得意的大声地说：“对呀，我们共产党的警察不打人嘛！”

2002年7月上旬的一天，灌食的轮值干警是李靖。他要求每一个被灌的人一次要将二三个干大蒜头、半根黄瓜、三棵小白菜混合捣成浆，加生水稀释后全部灌进去。我们其中有人说法轮功的人胃里是空的，这样会受不了的，李靖却恶狠狠地吼道“受不了活该，整死他们都没有关系。”我们谁也不敢吱声，李靖暗示一定要按他说的办之后就离开了现场，不与法轮功见面。第一个送进来的是20多岁的小伙子，灌了后不多久，这位小伙子双手捂着胃，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只见他脸色苍白，头、脸都渗出豆大的汗珠。我看见小伙子非常难受的样子，我的心开始软了，后悔自己上了贼船，不自觉地当了迫害法轮功的凶残的刽子手。我开始冷静，反思，对照当前政府歌颂自己是依法治国，歌颂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人权状况最佳时期的宣传，真有一种被欺骗后的耻辱感。

在二大队有三个地方是对法轮功行刑的地方：后围（小院）、心理治疗室、民管会。早先他们动不动就把法轮功学员推到以上的三个地方，用大衣或被套往头上一罩，不问青红皂白死打一通，然后拖出来将被打的人单独隔离，并封锁消息，不允许我们吐露消息给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指使我们打人的警察有张义、张蕾、张浩、高军安，他们有时不打，有时亲自动手。李靖比他们阴险些，他只用话暗示我们打，并用语言威胁我们，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办，后果是很惨的，然后他就走人。

月中的一天又是李靖轮值，他要我们除按上次的办法外，还另外要把辣椒粉加在里面。我一听就暗地里骂李靖是狼心狗肺，这一招比上一次的还要狠毒，我再也不忍心看到悲惨的场面，内心里默默地叫着：法轮功你们停止绝食吧。我在李靖不注意时偷偷溜出了民管会。

我们的行恶行为是被动的。这段时间韩毓龙、陈勇、雷昌文很忙，经常关起门开会，说是研究当前法轮功动向的对策。他们最怕将他们整法轮功的事曝光。特别是韩毓龙，只要明慧网上有何湾劳教所二大队警察行恶的材料，他就极力否认，满院子骂街，那样子和社会上最下等的混混相比没有二样，这种人还经常得到上级的表彰。

我是2002年秋到何湾二大队的，十来个月的一幕幕，使我心惊肉跳，在二大队对法轮功的情况我们心里十分清楚，但谁也不敢说一个字。当时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离开这人间地狱后，一定要找到能上网的法轮功学员，将当今政府对法轮功的情况向世界公布，让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了解一下，当今中国的司法现状和人权情况。（明慧网2003年11月5日《何湾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内幕》）

十、不择手段进行“攻坚”

当警察把一切手段都用完后，法轮功学员还不同意“转化”，那么劳教所就会集中最强大的“火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最后的“攻坚”，这是整个“转化”过程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个环节。

1、二大队的严管班——“魔鬼班”七班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严管班”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01年6月21日以前的老“严管班”，一个是之后的新“严管班”。

（1）老严管班

老严管班是2000年底成立的，法轮功学员称其为“魔鬼班”。恶警张义曾得意地讲，“七班是人间地狱，不放弃修炼的就上去试一试。”

2000年底，何湾劳教所为了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二大队开始在四楼内里的拐角处成立一个七班，也叫“严管班”（）。在“严管班”门口设有一个大铁门。这个班是怎么对待被关押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的？二大队的狱警人人都心照不宣。

这个队的分队长，一个叫张义，另一个叫苏镇江。张义，看上去总是带着一副笑脸。他任命了一个叫才斌的嫖娼流氓劳教犯当班长。班长是由劳教人员中选出来替狱警管劳教人员的，是劳教所狱警为了自己方便而培养的“牢头狱霸”，是狱警的心腹。实际上这种做法是违反国家那个“劳教条例”的。才斌对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讲：老子有八大金刚，十六大管事，三十二个打手，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你们看不出来，你们跟其他劳教人员不一样？你们没看到门口这几个大铁门就是把你们跟其他劳教人员隔绝开的？在这里面打死你们外面听不到。

这个严管班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其他都是所谓“信息员”。信息员是狱警指定的劳教人员或吸毒人员，让他们看管、监督法轮功学员的，如同恶警的警犬。因为“信息员”可以得到减期。尽管这种做法在劳教所内部都是违反规定、不允许的，但在迫害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无所顾忌。“信息员”看到恶警让他们看管法轮功学员，显然，最起码在狱警那里，他们的“地位”比法轮功学员高。察言观色，他们就知道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待法轮功学员。

其实那所谓的“八大金刚”都是恶警挑选的。一般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打人一次、两次、三次，他不会愿意持久的这样打下去，而这所谓的“八大金刚”之类，都是心狠手辣之徒，长期在这种场所混的，下手狠毒，对各种折磨人的手段运用自如。在这里打人、折磨人是司空见惯的，每天如此。某“信息员”曾得意的说，每天熬到睡觉就算你们这一天熬到头了，一年365天就是这样数着过。劳教人员自己都说“度日如年”。

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被两个“信息员”看着，二十四小时都被监控，连上厕所要向“信息员”报告，被批准才能去。过去，这些人自身是被劳教的犯人，有事要向狱警报告，见到狱警就要赶紧蹲下的，此时他们也想享受一下狱警整别人的滋味，体会一下做“狱警”的心理。因为有中共上层的迫害政策，在狱警唆使、暗示下，劳教所规定的不允许折磨、体罚、打骂等等，在迫害法轮功上都被允许且大行其道。

2001年1月23日这一天是中国除夕。劳教所里面虽然不能象社会上那样过年，但也比往常有些不同，张义拿着酒来到“严管班”，劳教犯们一下兴奋起来，因为酒在劳教所是禁止喝的，只有有钱有地位的劳教犯才能私下从狱警手上花高价买。当时社会上一瓶3元多钱的沱牌酒在这个黑窝里被狱警私下卖到100元一瓶。只要有钱别说酒，毒品都能买到。张义亲自给才斌等人倒酒。伴随午夜十二点除夕的鞭炮声，张义握着才斌、李奇忠、杨威等的手说：辛苦你们，快点把他们“转化”了。在张义的暗示下，这些劳教犯就使出在这里面所学到的各种手段折磨、虐待、毒打法轮功学员，甚至以此来取乐。才斌为能够更好地完成张义交给的“任务”，把这些劳教犯分成几个组，让他们轮流看住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即使睡，天不亮就被他们叫起来，在冰冷的地上坐着。每个人只能有一块60公分见方的地方，按照他们规定的姿势坐。这种坐姿本身就是折磨人的，不准闭眼，不准抬头、不许说话。如果违反上述要求，或身体略有晃动、或谁出了指定的那个60公分的范围，就会招来毒打。白天他们逼法轮功学员去接受转化，或去参加军训走操。说是走操，其实就是折磨人。才斌让李奇忠喊操，他们把军姿动作分解，让你一个动作做半个小时。你站不住晃动了，就会招来一阵打骂，稍有抵触或不配合他们，他们就一哄而上，拳打脚踢。每天晚上点完名，他们就开始以折磨法轮功学员取乐。新关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头几天都要遭毒打。李奇忠每天把法轮功学员汪俊当沙袋练拳脚，其他劳教犯在一旁起哄助威，直至他们自己玩累了为止。

另有亲历者回忆说——

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关押到这个严管班，在七班，没有没挨过打的法轮功学员。

“严管班”每天处于极度紧张气氛中。在2001年头几个月，情况极为恶劣，暴徒方斌及其手下每天都找法轮功学员的碴，任何不合他们心意的事情都是他们整人的理由。打人时经常蜂拥而上，暴徒方斌经常带头打，拳打脚踢肘拐膝顶，还有专打腰、掌砍喉咙等，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在地上滚，长达1小时。被打最多的是汪俊学员，几乎没断过，还有朱帮福、钱昌胜、周培、张伟杰、曾祥刚（四川广安人 ）等学员也是经常挨打，学员钱昌胜曾被打断一根肋骨。

暴徒除殴打外，还使用体罚等手段。如逼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蹲军姿态（腰必须挺直），一蹲就是半天，换脚步须向暴徒方斌打报告，同意后才行。另外也常罚站。还有，如“三步顶墙”（面墙；距墙三脚长，手背在身后脚不动，以头撞墙，保持身体倾斜头顶墙姿势长时间不动）或“顶床柱”，“蝙蝠”（一只脚站立，一只脚侧抬平，双臂张开，全身长时间贴墙）等等；上百次连续蹲下起立；几十次连续向后转，或以手支地，全身绕此点转，直到晕眩倒地。暴徒方斌逼迫朱帮福学员（已60岁）仰着头举着抄写了“劳教人员三十条”（法轮功学员不认为自己是犯人，拒绝背诵）的信纸背诵，在他下巴下面点一根烟，如果背不会，头不准低下来。（不能背诵“三十条”的法轮功学员，往往转钟12点以后才让睡觉）

酷刑演示：一种面壁形式，被称之为“蝙蝠”。

一次上床休息时暴徒方斌数“1，2，3”，法轮功学员就必须从地上睡在床上（高低床上铺），三声之内上不去就重来。每天早上4、5点起床，打扫卫生都是法轮功学员做，洗漱，就在固定位置坐在地上，早饭后开始走操，（没有休息，总是打骂而且经常叫学员长时间保持踢正步姿势，走到午饭前，坐到1点多，又走操到晚饭前，又回来坐到睡觉。

这些打人折磨人的情况，恶警张义都知道。学员向其反映后，他都是敷衍了事，各打五十大板，或不闻不问。有的事情他推不过，就轻微惩罚责任人，以后以其它理由补奖。他一面当着法轮功学员的面说不许打骂，一面在背后夸奖“班长”、“信息员”做得好。

对那些打人的凶手，二队也是采取奖励的方法（提升，奖分，减期）。暴徒方斌被减期最多，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某班“班长”，其它打人凶手也是一样（打人最狠的暴徒李奇忠遭了恶报，另外恶警张义也9月份住院半月，听说是骑摩托摔伤了；以前在武汉新洲县洗脑班，有一个经常打人的凶手，在用棍打了学员60多下之后，骑摩托车摔死了），如劳教人员、打人凶手彭思伟现在是安全班“班长”（他曾宣称所有整人的馊主意都是他出的），劳教人员、打人凶手杨威、沈斌、段少刚和潘启陀被提为“三员”。

（2）新严管班

2001年6月份，成立了“新严管班”（也叫七班）。“新严管班”有四个管教干警（王珉干事，张浩及另二个干警）。因有“不许打骂法轮功学员”的政策，他们怕担责任，表面上不敢这样做，却使用了更卑鄙的“精神折磨”。恶警王珉等制定了一个有步骤的实行精神迫害的计划，他给每个法轮功学员安排三个“信息员”（有时四个），开会时他说：“不许打不许骂，但要‘帮’好、‘陪’好，炼功就‘帮助’拉开，说不该说的就‘帮助’捂上嘴，帮助过程中‘冲撞’是难以避免的，这不是打……，严管班任务就是每天学习……”恶警王珉给每个法轮功学员准备一个记录本，每天任何举动要被“信息员”详详细细记录下来，作为以后“处罚”的“依据”。恶警的所谓“学习”，就是强制法轮功学员观看播放恶毒攻击法轮功师父与法轮功的录像，听“信息员”读诽谤法轮功师父与法轮功的材料，试图从精神上摧垮学员。此种迫害在学员们强烈的抵制下方逐渐缓和。期间李哲学员因用手捂耳朵，同时不配合“信息员”的强行扭开，被罚1000分。

另外，除让“信息员”严格控制迫害学员外，还在食物方面加以限制，如不能买吃的食物，3个多月学员不能买吃的东西（如腌萝卜、榨菜、小炒），只有份菜。买生活用品也必须写报告批准（其他人都可以随意买），还有随时被搜身搜床。

期间有学员吴克学和张家刚被“信息员”毒打的事件，反映到干警那里，干警仅仅取消了多次打人的凶手周超的减期资格，未作任何其他处罚。

刘宁学员从二月份强送进二队后一直不配合二队的任何安排，如起床、吃饭，出操、出工、点名、排队、喊报告等，管教干警安排了四个“信息员”控制他，经常强制罚刘宁站，从早上直到晚上，或其他手段作弄，如掐身上任何地方，用力扳手指、扭手臂、踩脚趾，推来转去。学员刘宁3、4月份，每天坚持炼三次功，或迟或早被“信息员”发现，更是把刘宁整来弄去。有一段时间，学员刘宁左臂全部粗肿、僵死，不能动，都是被掐、扭的。衣服也是扯裂多件。学员刘宁以绝食抗议，断续二个月，第二次灌食时，邪恶的高君安干事指挥“信息员”将灌食管插上，从中午到晚上不取。

后学员刘宁被送进了“新严管班”，邪恶的王珉干事规定法轮功学员不喊“报告”不准出门（此前无此规定）。门有两道，一道寝室木门，再走几步一道铁门。学员刘宁不配合，不能出铁门，邪恶的管教干警在木门外放了一只马桶，要求只能在门外大小便，学员刘宁为集体卫生只有随集体活动时才能方便，经常是一天只解一次小便。后来恶警张浩看没难倒刘宁，又规定“不喊报告木门也不能出，集体活动也要喊‘报告’”，把马桶拿进寝室，刘宁二天半没有小便，十余天没有大便，最后大便解不出，撕裂了肛门才解出，每次都要流很多血。在这种情况下，才允许他不打报告出门。后来，学员刘宁被单独关在禁闭室，由关禁闭的其他劳教人员看管。

后来，又组成了更新的严管班，气氛十分恶劣，“信息员”无故惩罚、侮辱、呵骂、作弄学员的情况加剧，周培学员又被罚站、挨打；同时又重演不喊报告不准出门大小便、洗漱的流氓手段。

（3）何湾劳教所“牢中牢”的暴虐

何湾劳教所建立的“严管班”实际上是一套严密的“牢中牢”系统。“牢中牢”长期不间断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选用恶警张义、高君安作为骨干，不断变换角色和手段疯狂迫害；利用恶毒的惯犯充当其助手（班长）；精选一帮打手到值班室；挑选一些劳教人员“包夹”监控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两到四个犯人监控。而且定期更换监控犯人，迫害程度达不到恶警要求的班长、劳教人员立即更换。经常单独给犯人开会传授“整人”的伎俩，公开用加期、减期胁迫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行恶。

1、无论白天、夜晚每个班上24小时有两名犯人值班，楼层门口有值班室打手守着，严禁法轮功学员出门，24小时犯人把法轮功学员“包夹”隔离。

2、禁止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说话，连传递一些生活用品都必须要监视的犯人传递。禁止谈论教人做好人的话题，连“真、善、忍”三个字都不能说。恶警公开怂恿犯人谈论污秽下流的内容，多下流都行。

3、不准法轮功学员单独上厕所，洗漱、洗衣等日常活动，连在门口打扫卫生都必须有犯人在身边盯着，强迫大法弟子集体上厕所、洗澡。犯人可以随时、随意对法轮功学员搜查、搜身，百般谩骂和侮辱，经常以各种理由不让大法弟子上厕所，许多法轮功学员为了减少小便次数，把稀饭的水倒掉，尽量不喝水。

4、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在烟熏中长期坐小凳，坐地上，每天坐小凳长达十几个小时，臀部皮肤大面积坏死，就象烧黑、烧焦一样。夏天短裤整天被汗水泡着，只准晚上才冲一次冷水澡，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上长脓泡疮、疥疮。

5、强迫法轮功学员晚上上厕所向值班犯人报告，否则被拖回整夜不让小便。新班上、下楼喊报告，报数，稍慢半拍犯人班长就一拳打在腰上。

6、经常操控犯人“画地为牢”，强迫大法弟子坐着不能靠床，不能超过两块砖的宽度，否则犯人就拳打脚踢。

2、“包房”是另一类的“攻坚”

警察对每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用两个吸毒犯包夹，并隔离于一小房间里（劳教所里称“包房”，八大队有，六大队也有），二十四小时监控，连上厕所也得申请打报告，并由包夹跟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恶警每天带上“犹大”，分蹲各包房，往往从上午八点到深夜一、二点，其间对法轮功学员辱骂、挖苦、怒吼……，夏天有时高达四十度高温时，也不许洗澡。

3、在劳教所内办“强化洗脑班”进行“攻坚”

2002年夏天，何湾劳教所的恶警去沙洋劳教所“学习”，学了很多邪恶的招数回来，搞所谓“攻坚”，在2002年就搞了两次。

2002年12月17日明慧网报道：何湾劳教所所部及“610”办公室办的强化洗脑班仍在继续，已经近4个月了，每期约40天，以何湾劳教所专管队二大队的警察为主，成立了所谓的攻坚小组，其成员有：二大队队长韩毓龙，副大队长：陈勇（现调入三大队），副大队长雷昌文（阴险）。干警有：张义、李劲松、李靖、王为民、刘彤钰（极邪恶）、明干警（洗脑班分队长，应是明建华），同时配上“610”办公室的李主任、郑主任两人。他们利用“犹大”，以威逼、恐吓、欺骗、体罚、限制睡觉时间（一天才睡2--3小时）等诸如此类的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

他们为了消息不暴露出去，就采取了措施，把刑期较长的法轮功学员弄去洗脑，而刑期只有1--2月的就不进行洗脑，封锁一切消息。他们利用何湾劳教所的警备室（小号子）2楼进行单独隔离封闭式一人一房进行洗脑，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配两名刑事犯，这些刑事犯被称为“劳教学员”，又称为所谓的“信息员”（实际的监控员）。法轮功学员吃饭、睡觉、上厕所他们都形影不离，24小时监控，不能和任何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

警备室2楼共有9间房子，第一间是干警办公室，另有一间是所谓中午休息时用的，其余的几间都是法轮功学员与监控员住的，他们之间的门都是关闭的，只要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所有房间的门都得关上，不能互相看一眼（人权何在？！）严禁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见面，他们采用的手段更加阴险、狡猾。他们不打人，但暗地里折磨、整人，要“劳教学员”（监控员）整大法弟子。然后干警们出来做好人。有一个监控员说：“警察装好人，表面上对法轮功学员非常好，却叫我们出面做恶人，强行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和各种人身权利。”

干警利用“犹大”与法轮功学员进行针对性“交流”，一直“交流”到深夜2-3点钟，才让休息。早晨6点不到就把你叫醒，以疲劳战术加上胡言、蛮缠，进行一段时间的所谓攻坚，那些胡言乱语明显神志不清，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妥协完全是因为残暴的洗脑使他们失去了思考能力，是由于在高压下产生了恐惧。

亲历者用《恶人“攻坚” 》一文来陈述当时的情况——

“攻坚”就是在劳教所内找一处房子，与其它队隔离开来，一个学员一间房子，日夜不停的做“工作”。第一批好象是10个人，有胥平（市煤气公司），黄义勤，李克俭（东西湖），小刘（东北凌源），张立党（东西湖），等等。第二批有叶浩、李侗、万凯等等。张文元也被弄过去了……

胥平的父亲是湖北省监察厅的副厅长，他姐夫是湖北省公安厅的，好象听到了什么风声，特意通过关系把他弄到第一批“攻坚”。他被强制九天不许睡觉，头脑混了，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转化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就“转化”了，事后他后悔极了，找到劳教所“610”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转化”是错误的，我撤销；如果等我出去了再告诉你，那我是小人。

在“攻坚”中，对于不屈服的学员，恶警折磨的很厉害。例如，尹浩（家在余家头）手被吊铐，出劳教所这么几年了，痕迹都没有消退。

有的学员发现，恶人竟然在食物中放了药物，他吃了饭后感觉头昏。

可以肯定的说，“攻坚”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

4、在禁闭室内关“小号”搞“攻坚”

随着何湾劳教所的暴行一点点曝光，警察们又改头换面，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劫持到“法西斯集中营”洗脑——关小监牢。

酷刑演示：双手被吊铐在铁窗上

2003年10月间，何湾劳教所在禁闭室里办了一个洗脑班。禁闭室是一个与各大队隔离的一个地方，一座二层楼的房子加一个全封闭的操场，一楼是小号，小号是一个只有七八个平方的小房，一个小窗布满了铁丝网，成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劳教所恶警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送进禁闭室。到了禁闭室，如果不屈服，恶警马上就把法轮功学员铐在小号里，学员双手被吊铐在铁窗上，不让大小便，更谈不上睡觉，一吊就是几天几夜，由两个信息员喂饭吃。信息员说得不好听就是干部的打手。一些有良知的信息员，每每看到法轮功学员被吊铐得极度痛苦时，都是敢怒不敢言，说这“太残忍了！”这样的洗脑班在所里至少办了二期。

几平方米的小监牢摆上一张高低床，几乎没有活动空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尺见方的洞口透气，终日见不到一丝阳光。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单独关押在这阴森恐怖的“魔窟”，吃喝拉全在里面。每天恶警、劳教犯人、“犹大”轮换给法轮功学员洗脑，不让睡觉，强迫学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下攻击法轮功的文字。

有发明专利的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义元，身在狱中还在考虑为民谋福，使一项解决能源问题的发明变得更加完美。他被关进小号洗脑，每天只睡两小时，刚睡下，门口值班的人就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大声说话，人还没睡暖和过来，就被拖起来开始新的一天洗脑。恶警张义还恶狠狠地威胁：“你今晚要么转化，要么就枪毙！”张义元曾要求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他的发明，二大队的恶警答复是：要反映你的发明，必须先“转化”。在这里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剥夺通讯权，也相应剥夺了国家职能部门的知情权。警察们不择手段要让人放弃、背离“真、善、忍”。连续洗脑九天不见效果，就把他关在严管班（七班）进一步迫害。其他年轻一些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小号”洗脑的时间更长，迫害更加严重。

5、受害者自述受“严管”经历

明慧网2006年1月29日报道——

我是武汉大法学员，2004年11月份被绑架到红山派出所，在南湖非法行政拘留了15天后，又将我转至江汉区洗脑班。一个多月后，片警私自找门路将我劳教一年。见证武汉何湾劳教所的黑暗。

到了何湾劳教所，我绝食抵制迫害，又被关进严管室。到了严管室，狱警不准随便讲话。我刚说了一句“人长嘴就是要说话的”，就跑上来一个包夹重重的打了我一拳，扇了我一巴掌。当时我耳朵感到一阵轰鸣，到第二天耳朵就听不见声音了。后来他们又连续两天对我拳脚相加，甚至抓住头往铁栅栏上撞，口鼻全被打出血，还把我踩在地上。就因为我要求洗漱和拒绝参加集体点名而招致拳脚相加。当时我就找了值班干警义正词严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当值干警比较客观公正的处理了这件事情。有些干警是明白真相的。少数恶警也气数将尽了。我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只是想把恶人的施暴行径给揭露出来，把严管室的黑暗给捅破，不准恶人继续行恶，迫害同修。

严管室还有一位同修是在我之前被关进来的。她刚关进来的时候就被吊铐了三天三夜，脚肿的像馒头。不仅如此，包夹们还经常对她拳打脚踢，弄的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包夹随便动用她的私人用品。下流无耻的包夹们甚至还经常使劲的揉、掐她的乳房。这些都是我来了以后这位同修告诉我的。每次听她讲这些，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痛楚无以言表，她才二十多岁啊。

我们坚持要炼功，他们就每天24小时的吊铐我们，中途只准上两三次厕所，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不解开手铐。他们还变着法的折磨我们，经常是我们想上厕所的时候却不让上，让我们憋着，有意刁难。我们不参加点名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是大法学员，不是劳教人员，我们更不是犯人。所以我们一切都不配合，他们就铐住我们往外拖。

当时我们已经绝食两三个月了，骨瘦如柴，他们却视而不见，残酷的折磨我们。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对无理迫害我们的人没有丝毫的怨恨和仇视，只是劝善，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奉劝他们不要干坏事。由于那位同修坚持绝食抵制，最后狱警就把她给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又关进来一位同修。她喜欢唱大法的歌曲。她一唱，包夹就打她，吊铐她，拿鞋使劲扇她的嘴巴，整天折磨她。这位同修身上也出了很多的血，脸肿的很大。他们还变着花样的折磨同修，比如在吊同修的时候，让她站在板凳上，然后突然的把板凳一抽，同修因为重力，猛的往下沉，痛的她大汗淋漓；有的时候，他们会把她吊的很高，然后一个包夹上到她的身上抱住她往下拽，一双被铐住的手同时承受两个人的体重，其疼痛之剧烈常使她大喊，几乎晕过去了，肉深深的嵌进手铐里面，惨不忍睹。

以上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实，从这些亲身经历可以见证恶党邪灵之残暴和凶残。那些所谓的什么“春风化雨”、“帮教”之说全是遮人耳目的谎言和表面现象。在此，我们也警告那些行恶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弃恶从善才有希望，助纣为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施暴者名单：

龚建新：拿鞋扇大法学员的嘴，口里鲜血直流，脸肿的很大。

杨彪：狠掐、揉大法学员的胸、乳房，青紫一片。

胡佑林：把学员高高吊起，抱住大法学员腾空往下拽。

刘军：把大法学员高高吊起，叫其站在板凳上，然后突然抽掉板凳。

狱警明建华、雷昌文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十一、超限“劳动”：既“创收”又被用于“促进转化”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何湾劳教所早已没有了多少“政治觉悟”，而早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在六大队临街的大门上就挂着××服装厂的牌子。高墙内，你看到的何湾劳教所简直就象是一家高效运作的企业，这里的“工人”常常平均每天“上班”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个小时。

1、何湾劳教所为了赚钱，什么产品都做

左图的这个“小狗”身上穿的毛衣是何湾劳教所八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劳教人员生产的产品，每人每天要打好几件，有的劳教人员每天要打八件至十件。

右图的这个衣服上的小花也是何湾劳教所八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劳教人员生产的产品，每人每天要做几十朵，一朵才几分钱人民币。还有婚纱上的各种小花，劳教人员每天要做很多朵这样的花，而且很繁琐，对眼睛伤害很大，没有工资，还要自己掏钱买菜，商家为了减少成本总是拿到劳教所做这些活，因为劳教所里有廉价的劳动力，有时赶货，还要延长劳动时间，每天完不成任务还要被延长劳教期。

何湾劳教所还做过拆纱、包装产品、刮页子等等。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钱赚的活，劳教所都接，因为劳教所的“劳动力”是免费使用的，“损坏”了也不用负责任的。

二大队做过爱帝针织内衣的包装盒，每人每天做100个。有个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劳教所干的活很杂，都是手工活。例如：做麦当劳的纸盒子；做的手提袋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是由李湘做代言人的。还做一种出口产品的包装；还有家里装修用的走电线（明线）的那种带钉子的扣子，等等。”

何湾劳教所还生产、加工、包装伪劣调料品——烧卤王，把二楼教室作为车间，那些上了霉的原料仍在进行包装，无任何证照，无任何机构能监督，产品严重危害百姓身体健康。

更骇人听闻的是，劳教所还与不法商户勾结，利用这里的场地（避风港的优势）加工黄色卡通画和其它淫秽书籍，使之流入社会，毒害青少年，赚黑心钱。所谓“刮页子”大多数都是在装订黄色淫秽书籍。

2、何湾劳教所视法轮功学员为“优质劳动力”

多数劳教人员都是好逸恶劳者，而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是修炼“真、善、忍”的，心性高，工作勤奋，任劳任怨，精益求精，是劳教所求之不得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共上层迫害法轮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判处劳教，正好为劳教所平添了一大批“优质”的劳动力，这是劳教所梦寐以求的“好事”。

劳教所警察一方面要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以获得高额奖金，因而他们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学习”，从而“牺牲”“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这些警察极其希望法轮功学员尽快“转化”，好专心为他们从事奴工劳动，“创造经济效益”。几乎每一个受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能清晰感受到劳教所警察的这种唯利是图、一味向钱看的心态。这种恶劣心态使他们认为不“转化”的学员阻碍了他们“发财”，好象这些学员直接从他们钱包里拿了钱似的，警察因此而对法轮功学员生出恨意，这些都是他们不断加剧迫害的原因。

强制劳工产品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统进一步对被劳教人员的迫害。一些大陆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 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

十一年多来，全国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监狱中制造了大量的廉价“劳工产品”，养肥了中共的警察，也引起了国际公愤。

3、劳教警察同时把超限劳动当作强制“转化”的手段

警察一方面以“减轻劳动任务”利诱法轮功学员“转化”，让那些“犹大”减轻劳动甚至不用劳动；另一方面则以加重劳动任务、不许别人帮助完成任务、不完成劳动任务不准休息甚至加期关押等恶性规定来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 例如，张玉芳、乐雪松、胡慧文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实行严管，每天拆纱十几小时，完不成定量晚上10点以前不能休息，警察还规定其他学员不能帮忙，发现帮拆一块，罚二两。恶警甚至要求其他学员不准在生活上关心她们，妄图用这种手段达到“转化”的目的。

在警察的恶意之下，法轮功学员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列几则亲历者的控诉：

在何湾劳教所，我们被逼无休止地超强度劳作，每天从早晨7点开始在昏暗潮湿的库房里拆纱至第二天凌晨2点以后才能稍睡一会。夏天，屋内无比闷热蒸人，脚下蚊子又多，双脚被咬肿、咬烂，还得日复一日地劳作，不停地拆纱、拆纱，就这样还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就不让睡，24小时地拆。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被摧残得精疲力竭……

劳教所每天早上6：20起床（冬天为6：30），洗漱后就一直在车间（包括吃饭、上厕所）。劳动的内容以“拆纱”为主。车间里拆纱时灰尘四扬，每天身上（特别是头上和肩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灰，按规定下班时间为晚上9：00，但因劳动量大，大多数学员做不完。对于完不成当天任务的，她们在拥挤的洗脸间稍稍洗漱后就必须到车间加班。11点做不完12点接着做，有时做到凌晨2、3点钟。大多数特别是年纪大的学员自从进去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2003年，从何湾劳教所期满出来的一个刑事犯，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何湾劳教所把女八队合到六大队，法轮功学员整天没饭吃，警察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昏倒撞墙，还要挨打，打完后，继续叫她们站。法轮功学员遭毒打，有的还被迫劳动直至深夜，警察还要对她们进行骚扰，从半夜骚扰到凌晨，以达到折磨的目的。她们休息一会接着干活，吃的菜连泥沙都没洗干净，干活计分，差1分扣一百元。该刑事犯叙述此事愤愤不平，说她自己扣分累计要了几千元才释放，否则加期关押。

有的学员还要从事每天十几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早上7：00～晚上11：00～12：00），有的女学员累得节育环自行脱落，引起大量出血……。

十二、“生活”上盘剥，同时用作诱迫“转化”的手段

1、劳教所对关押人员的生活盘剥

（1）从伙食中盘剥

何湾劳教所的劳教人员把自己的伙食戏称为“漂”，意思是只有几片不生不熟的菜叶和着没有油盐的汤，劳教人员为了能生活就要“打油”（自己花高价钱买炒的菜）。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在生活上，劳教人员吃的是无油少盐老烂冬瓜、白萝卜、包菜，连普通的大白菜也很难吃上几口，大米是吃发霉发黄变质米，就是冬瓜，萝卜，恶警也不给法轮功学员吃，只给打小半瓢，剩下的全都喂猪，逼着学员去买它们五元一瓢的无油少盐的所谓‘小炒’，以达到增加队里收入的目的。”

被关押在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说“伙食极差”：早餐从来都是剩饭煮水，见不到几粒米饭，外加一个馒头；中、晚餐都是水煮烂菜叶子，见不到油星，而菜谱上却写着很好听的名字（听说来检查的官员也知道劳教所在伙食上尽做假）。

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受到心灵摧残，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警察却大声说：“这算什么，沙洋农场比这整的还厉害！”

（2）从日常用品中盘剥

劳教所里面卖的生活物品，价格比外面要高好几倍，但何湾劳教所规定：家属只准送衣服、被子、钱等劳教所里没有的东西，而劳教所里有的生活日用品、副食品等一律不准送，有送来的，一律退回，只准在劳教所买。一位法轮功学员写道：“劳教所里的物品质量低劣，价格高昂。例如，市场价几角钱一双的袜子卖两元多，8角钱一包的快餐面卖2元，3元钱一瓶的冰红茶卖6元多，等等。有一次，“五一”节前，所里要大家预定苹果等食品，却不告知价格，说是不会多要钱的，哪知市场价40元左右的一箱苹果，却卖到了160元的高价。我所到过的武汉市所有的拘留所、劳教所、看守所都是这样以高昂的垄断价格卖给在押人员以牟取暴利的。不知这所谓的劳动教养是为了教育人重新做一个好人呢，还是为了教育那些在押的刑事犯以后到社会上也这样疯狂敛财呢？亦不知这些干警们是自己非法妄为呢，还是在上级领导的授意下所为？记得有一次（在我没被关押之前，去看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我们问一个小卖部的工作人员：‘你们卖这样贵，难道没有工商、税务来查你们吗？’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麻木地说：‘反正我也没得一分钱，都交上去了。’”

何湾劳教所干警肆意敛财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因一部份法轮功学员从六大队被分到八大队，严管分队长黄某、王华借机扣押法轮功学员的钱，说是六大队“看单、看被”的钱，其实六大队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而到八大队还要重买一次；同样原在六大队的开水瓶，离开时，无条件没收，到八大队再买一次。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被单本来是被人用的，但这里的床单、床被叫“看单”、“看被”，是只能看，而不能用的，平时用的都是家人带进来的床单、床被，而这里一而再花钱买来的不能用的“看单、看被”只是个“装饰品”，例如上级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或者是国际组织来参观的时候摆设的。同样的还有牢服（干警们叫校服），春夏两套，也是强制在押人员买，平时不能穿，只有接见家属和大检查时才能穿，而且走时不准带走，因为干警们还要卖给后进来的人，以循环获利。有了“看单、看被、看服”，外界看到的永远是光洁如新、干净整齐的外表，卑鄙地掩盖了劳教所恶劣的生活环境条件和盘剥的秘密。

不仅如此，何湾劳教所对刚被送入所的法轮功学员，一开始就扣去二百五、六十元钱。

何湾劳教所还勒索家属。在何湾劳教所，家属探视，每人每次要交5元钱的进门费，不交就不让见面。美其名为“进餐券”，其实根本无餐可进。仅六大队就非法关押了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每月15日接见时，每个学员家少则二人，多则八、九人来接见，甚至连小孩都要交钱。请问这几千元的接见费落入了谁的腰包？

2、劳教所警察利用“生活”来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

警察一方面从这些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另一方面，为了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和屈服，又将法轮功学员“严管”，并限制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起码权利，或纵容劳教犯人侵占法轮功学员的钱物，例如，警察规定不放弃信仰的学员不许出“包房”买东西、打饭，全由包夹办，这样这些包夹可以随意的用学员的钱买自己的东西，而恶警对此视而不见，有意纵容，以这种方式给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

警察从逼迫法轮功学员购买“小炒”中牟取暴利，但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转化”，对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又不让其“打油”，后来，则发展到不准给法轮功学员上帐，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送去了钱，狱警就说帐上的钱还没有用完，不需要加钱上。以此来剥夺法轮功学员维持起码生活的权利。

例如，2005年，法轮功学员王浩的父亲给王浩送去了三百元，经过四个月时间，恶警大队长雷昌文及小队长明建华还不给王浩菜吃，哪怕是猪都不吃的菜兜子，什么都不给王浩吃。最可怕的是，恶警连盐都不给王浩吃，他们一向用此方式折磨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众所周知，人长期不进食盐和微量元素，会给人的机体带来不可预料的巨大损害。比如：在医疗临床症状上会表现出：病人会全身发重，头会感到沉重、身子却发飘，浑身无力，久而久之连走路都不会走了；更可怕的是肌肉会萎缩，还会得败血症以及其它的一些并发症……这三百元钱是不是被何湾劳教所贪污了呢？

一位法轮功学员写道：“由于不让见家人、不让打电话、写信，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甚至没有牙膏、手纸等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有的家人送来了钱，狱警得知后会叮嘱犯人班长、‘信息员’不准法轮功学员改善生活。劳教所生活很艰辛，恶狱警除了剥夺学员劳动所得，甚至还从学员家人给学员的生活费中扣除他们自己的伙食费。劳教人员每天干活，平时都是水煮菜，每餐每个人分几片半生不熟的菜，既没有油也没有盐。显然，劳教制度阴魂不散，劳教所的存在违反宪法却还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除了能为残暴政权非法关押迫害好人提供场所，还养活了一大批超低水平的恶警。这批恶警因为这个迫害场所而拿到工资直至优厚的退休金，还能通过获取被劳教人员的财物（包括有些社会犯罪分子被关押后为达到减期或略微优惠的待遇而对有权势的恶警的行贿）来补贴他们，劳教场所以各种名目举办各类工厂，无偿占有劳教人员劳动成果。”

十三、被用作“转化”手段的其它方式

何湾劳教所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转化”的目的，凡是能制约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一律对法轮功学员加以限制，例如：限制与亲属接见，限制与家里通信，等等。

1、处处限制法轮功学员

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不准打电话，通信不自由，写信必须在管教干部监视下写，而且只准写带什么东西，其他一概不准写。写了划掉。发信被拖很长时间，甚至1－2个月不发。家人来信有时被私藏不给本人看或拖延一段时间再给看，看完后由干部保管。

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不能减期，甚至要延期关押；而劳教犯人可以减期，包夹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员”减期优先。

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有纸和笔，若有人给学员提供纸笔，一旦发现便以加期相威胁。2001年7月法轮功学员梅爱平遭迫害的情况写信由犯人和工人帮忙代发，后被公安查截，大队把工人李某开除，把犯人关进严管室一个月，出来后又加期一个月。

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甚至不允许说话。每位法轮功学员给配二位信息员，24小时跟踪监督，信息员每天作记录。

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正手段还有许多，其目的都是想从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着手，加大各方面压力，妄图迫使学员放弃修炼。如为了封锁真相，半年不让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班”的法轮功学员接见亲属，不让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传送物品，不能传送食物，任何生活物品传送都要细细检查，连洗衣粉都要倒出来，牙膏也要挤出一些，卫生纸全部抽开。

法轮功学员还被剥夺了申诉的权利。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依法不断申诉，但恶警们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地迫害，使学员的基本权利长期受到侵害。对于不断通过正常程序申诉和表示坚定修炼的学员，劳教所则实施“调队”，换一个环境进行进一步迫害。

2、违反规定剥夺家属探视权利

2011年7月份许多法轮功学员不让接见家属，家属们担心学员的生命安全，连劳教所的铁栅门都被冲坏了，后来防暴警察来了许多，武汉市公安局长也来了，最后让接见了，才平息这件事。

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被剥夺每月一次同家人见面的权利，甚至连千里之外来的家属也不例外。警察最经常使用的说法是法轮功学员“不服从”他们狱警，所以拒绝家人探视。

何湾六队对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违法规定：家属是法轮功学员的不让接见里面的法轮功学员。

剥夺家人探视的权利和学员的通信权利，目的很明确，一是想用此逼迫法轮功学员妥协转化；二是怕把劳教所内的邪恶行径曝光于社会。

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劳教所里与世隔绝，却又长期不让与亲属见面，可代表政府做“转化”工作的人却说法轮功学员自私自利、不顾亲人、没有感情。

2010年6月10日是何湾女子劳教所六队接见日。硚口区法轮功学员杨维芳的母亲（70多岁）大清早赶到何湾排上头队，仙桃法轮功学员王玉洁的母亲拿着送给女儿夏天换洗的衣服也赶到何湾接见处，可是何湾六队的警察却不让她们见自己的亲人，说她们在里面表现不好，也就是不配合他们，抵制他们的洗脑转化。听说劳教所还体罚杨维芳和王玉洁，让她们长时间罚站，只让她们睡几个小时。当天武汉“六一零”的工作人员穿着便装，挂着胸牌拿着摄像机在接见处的巷道口盘问过往行人，看似法轮功学员的他们就非法拦截。（责任人：何湾女子六队的队长：刘辉，警察：胡芳 吴玉珍等）

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于2009年8月19日被何湾劳教所关押迫害已经七个多月了，2010年3月19日，是李菊华与家人所谓的接见日，然而，已久盼见妹妹一面的同胞姐姐和小姑子却被警察无理挡在监狱大铁门外，不准相见。当李菊华被警察押着走过劳教所大铁门口时，向站在铁门外翘首盼望她的亲人招了招手，却也遭到一男看守恶警的训斥。由此可见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严重成度。

法轮功学员王浩、孙君奇、张洪伟、徐火臣、朱汉龙、田超和欧阳海文都曾经被禁止与家人接见。

按该劳教所规定，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五是二大队的接见日，为了对外界封锁消息，2005年底，二大队在队长雷昌文及小队长明建华的指挥下，竟欺骗家属。你要是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该接见了，他们就说还没有决定日期；你要是说他们违反自己定的规矩，想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他们就说谁不让你见了，而后把这个月的接见日混过去，以这种方式剥夺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探视权。对那些所谓“转化了”的人也不再通知其家属，害怕劳教所的恶行暴露出来。

2006年10月6日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也是何湾劳教所的接见日，然而所长雷昌文继续不准法轮功的家人见亲人。法轮功学员不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在法定接见日里都不能和亲人短暂相聚。

何湾劳教所甚至连过年都不让家属探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2006年过年前，有的法轮功学员几年都没有和自己的亲人见过面，都盼着过年期间能和自己的亲人见见面。可是连这做人最低的要求都被剥夺了。何湾劳教所二大队不通知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而暗地的通知劳教犯人家属，但是世上的善良人同情法轮功的遭遇，打电话告诉了法轮功学员王浩和卢启奇的家属去接见。王浩的家属去了之后，要求见本人。胡××和另一名临时到何湾劳教所的“610”头头（五十岁左右，脸庞方形），大耍流氓，逼问王浩家属是谁告诉今天是接见日，他们连其他老百姓都想加害，真是流氓到家了。最后王浩家属连棉衣也不准送进去。王浩曾被非法关押达八次之多，2005年8月16日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其时关押在何湾劳教所已半年之久。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卢启奇的妻子，无论怎样要求见丈夫一面，最后还是不准接见。他们夫妻已被活活拆散几年了，妻子现在一个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艰难度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