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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蠡县法轮功学员崔小先被迫害经历

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崔小先去北京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真相，遭受蠡县“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环卫局多次骚扰。“610”指使环卫局局长派人到崔小先家监视。并把她骗到单位办所谓的“学习班”，被迫交款1万，后退回。环卫局长何万里还到崔小先家拿走几个炼功垫并恐吓要送崔小先劳教。

2001年，环卫局长何万里、“610”陈贵星把崔小先骗到蠡县招待所迫害14天，昼夜派人看守。并强迫付招待所饭费、住宿费合计3600元。罚款1万元（后又退回）。

2001年，崔小先在北大加油站帮忙，小陈派出所张根、蠡县“610”（其中有一个叫韩红宾）去抓崔小先，由于没有抓到崔小先，他们抄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台、录像机一台和部份大法书，并把崔小先的妹妹和小姑（孩子的姑妈）分别抓到小陈派出所。把崔小先的妹妹转移到东环一个破房子里关了三天三夜。城关派出所没有抓到崔小先，就在北大留路口设岗，拿着照片见人就问崔小先下落。

2001年腊月二十八（阴历） 晚三点15分，蠡县城关派出所十几人闯进崔小先家抄家并大骂崔小先的丈夫为什么不着急开门，蠡县电视台的一个人扛着录像机东张西望，其他恶人翻箱倒柜的大概搜了一个小时。抄家的人员中有一个是610的韩红宾（南忠卫村的）。抢走了镀金纪念章两枚。

2009年9月19日，崔小先在讲真相救人时，被国保王军昌等十几人连推带踢推在车上带走。随后抄家，搜走MP4一个、录音磁带二十多盘（白盘）、《转法轮》书一本、小剪子一个。公检法司狼狈为奸，使用最毒辣的手段进行迫害，互相勾结，伪造证据以权代法，勾结保定中级法院凌驾于法律之上，以破坏法律实施罪为由判崔小先三年，并扣发退休工资。

直接迫害人：吕坤力　宁洪茂　张跃贤　王军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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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北京市东城看守所、劳教调遣处遭受的迫害

2008年6月4日，在北京市东城看守所，晚上七八点钟左右，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开始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等口号”，我们在最右边的十号班，一出门就不断高呼。这时别的班也在高喊。在东城指示犯人给法轮功学员张连英野蛮灌食的恶警张玉芹叫嚷着：“喊什么喊！不许喊！”我们几个不理会她，一直喊到一层，那里聚集很多要被送到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在楼下看到了清华大学的俞平，他们家被迫害的很严重，家里五个人被判刑或者劳教。当时俞平的女儿才一岁多，没有人照顾。就这样邪党却继续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迫害，真是一点人性也没有了。

不到一会儿，恶警叫我们的名字。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中老年居多，恶警开着依维柯汽车，连推带搡地把我们弄上车，俞平不上，恶警就硬推上去，并且给我们都是背铐。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恶警又给俞平戴上了个黑帽子，把他铐得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我们一会就把俞平的帽子弄下来了，让押车的恶警张玉芹很惊讶。

到了劳教人员调遣处，下车就检查身体。当然大家都不配合。虽然过了几个年头了，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打俞平的恶警叫区雷，此人皮肤黝黑，一米七左右。在检查身体时打耳光，脚踹等暴力手段。很多犯人抱头蹲在门口，俞平就站着，有个光头恶警就威胁。我们没有蹲下，有个姓袁的恶警就让我们快走开。当时四个恶警包括叫区雷的恶警，一起用四个电棍到处乱电俞平。俞平高呼“法轮大法好”。

后来我们被分到某大队，进门就穿劳教服，我不穿。这时恶警王明东，还有姓杨和姓袁的叫来吸毒的犯人攻击我。王明东还用书使劲戳我的肚子，甚至掐脖子，之后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

在劳教所第一天要写所谓的“保证”，如果不写的话就进行迫害。当时我拒绝写保证书。几个吸毒的犯人就开始迫害我，其中有王芳、李玲、李青等一起上阵，拿着破毛巾堵我的嘴，还掐我的脖子。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斩钉截铁地对恶警杨某说：“你逼着写的都作废！”

7月8日晚上12点左右把我们劫持到湖北劳教所继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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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丹东市农妇刘竹云自述遭受的迫害

我叫刘竹云，家住辽宁省丹东市九连城镇河西甸子村，九七年春在朋友的引导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那时的我才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无论从身体、思想道德等诸多方面，整个一个人彻底变了样，可以说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救度之恩，师尊不图弟子什么，只要弟子一颗纯真向善修炼的心，真是幸福无比。

可是好景不长啊，九九年七月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进行了全面的迫害，那真是铺天盖地，使无数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无论是从身体、精神、经济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那时的我为了讨回我师父的清白、大法的公道，和同修一起走到丹东市锦江山公园集体炼功，记的那时正是阳历12月5日，炼完功之后，我们就跟当地民众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叫人真心向善，做一个好人，对社会、家庭都有利的。在那种情况下，当地的百姓有很多在那里晨练，就非常佩服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佩服之余还为我们担忧，告诉我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咱们没有权力是干不过他们的。还有刘中文市长也在这晨练。当时我们告诉他们：谢谢你们啦，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正的，我们是受迫害的，我们要讨回公道，还我师父清白。那时真的是不怕。

后来锦江山派出所公安人员把我们弄到了派出所逐个登记，做笔录，当时由于没悟到，还不懂怎样不配合他们，觉得应该实话实说，后来他们和我们当地联系后，马市边防派出所就把我们用车拉回了当地派出所。那时的所长叫张文革，政委王路伟，副所长王杰，他们把我们拉回派出所后，逐个将我们审查，做笔录，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是怎样叫人做好人的，讲电视上所宣传的都是造谣，是对我们师父的诬陷，希望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经过我们讲真相后，他们也明白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很佩服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说大法好就在家好好炼，为什么要上天安门、出去炼和政府作对呢？我们说：我们师父是让我们来修炼的，不让我们参与政治，是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将我们这些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到了对立面上进行迫害的，利用国家的宣传工具进行造假陷害。国家法律是允许言论自由的，这么好的功法不让我们炼，我们修正法的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修炼环境呢？这理不反了吗？

经过我们不断的讲真相，他们对大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他们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是他们出于政府的压力，为自己的名利不得不按着邪党的要求，当天晚上八点钟还是将我们送到了拘留所。

这样我们在拘留所里被非法关了15天，那时家里所有的亲人简直是无法忍受，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们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那段时间里，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下，我的亲人身体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我也不理解了，丈夫、孩子就更别说了，孩子整天哭，丈夫也没心思干活，整天喝酒，借酒消磨时间，母亲整天以泪洗面，苦不堪言。

十五天回家后，我所有的亲人都给我施加压力，都不让我炼功，磨难就一个接一个，丈夫就更不用提了：你炼功我就不干活，整天喝酒骂人。当地派出所还几乎是天天到家里骚扰，记得那时的包片民警叫孔庆军，天天来我家，丈夫气得简直快疯了，除了喝酒就是骂人。

记的是二零零零年春阳历三月上旬的一天，由于前段日子丈夫不干活，孩子要上学，没办法我只好出去打工，当时在妹妹家服装厂上班，是干头道工序的，有一天市里一同修给了我一份联名上访信，叫我签名联名上访，因为信访办就是让百姓反映情况的，所以我就在上面签了名，当时还有两名同修也签了名，等同修拿到上尖村签名的时候，被人知道了，告诉了马市边防派出所，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天我正在上班，一公安车开到我妹妹家，找到我妹夫说要叫我去派出所有点事，妹夫告诉我：他们来找你出去有点事，我当时说我不去，他们就死乞白赖地叫我上车，把我带到了马市派出所。

到了那里他们将上访信拿给我看，他们以为这是证据来威胁我问这东西是哪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说你不说不要紧有叫你说话的。当时有一个恶警不知叫什么名，就打我两个嘴巴子，还骂我：你不说你往外看看院子里是什么。我往下一看院子里一台车里抓来了十几位法轮功学员。他们说你说不说都是一样的，我就是不说。然后当天晚上他们不让我们回家，在派出所里看着我们，第二天将我与另两名同修送进了看守所。其他同修每人扣押五百元钱放回了家。

我与另两名同修在看守所里受到了精神及身体上的摧残，整天让我们缝手套干活，几天后经同修切磋，我们就绝食不吃饭，四天后管教让我们吃，我们就不吃，他们告诉马市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长王杰和一干警叫杜刚的去看守所，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吃饭，想死啊？我们说我们不想死，而且还要好好的活。他们说想活为什么不吃饭，我们说不吃饭是因为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受迫害，我们是无罪的，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出去。我们再一次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后都没说什么，这样我们三名同修又被非法关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我们家人再一次受到了精神上的迫害，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因为那时市公安局吓唬我家人说这下我的事闹大了，弄不好得判三年，家里人害怕了，父母就拿钱找人疏通关系，花掉两千元，经济上受到损失。一个月后马市派出所将我们接回当地派出所，逼迫我们写保证书，不上访、不串联。我就不写，妹妹气得哭喊要让我父母来跪在我面前叫我写，我当时眼泪下来了，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就这样僵持不下，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丈夫劝我：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我当时很伤心，我说怎么不要，我做好人没有错，都是他们把咱们家害成这个样子的，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现在我修大法变好了，可现在却受迫害，还害了我们全家。当时他一句话都没说，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不写保证他们又不让回家，这时候我就告诉丈夫：你去问一下所长，只要写了字就让回家吗？所长说对，不管你写什么都行，只要写了就让你回家，这时我拿起了笔，给派出所写了一封短信，写了我得大法后身心的变化，给家人带来的好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等，王杰所长看了看，我让他念给其他人听，他不念笑了，说你可以回家了。当时扣押1千元作抵押，将我放回了家（后来一千元钱如数偿还给了我）。紧接着回家后，包片民警几乎是天天骚扰。

还有一次记的是二零零零年的夏季，一天民警孔庆军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办点事，当时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弄车上拉到马市派出所，告诉我俩今天去丹东电视台说是让我们看什么气功表演，当时我们不去，硬是把我们弄上车拉到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让我们看所谓的“气功表演”，这边“表演”，那边批判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妄想用此方法来给我们洗脑。那些小把戏当时就被我们识破了，我们要求孔庆军我们要回家，不看这些坏东西。他们的阴谋再一次破灭了。

还有一次记的是零一年正月初九那天，一个不识字的老年同修捡了一个真相传单叫我念给她听，当时在家我就给她念了，念完后我就给她念了一篇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还没等念完马市所长王杰带领两名警员来到我家看到我们俩在一起，弄上车拉到派出所，问我们这东西是哪来的，我们没有答复，就说是捡的，他们看了看手上师父的经文，又看了看传单说要向上级反映情况，这时我们知道坚决不配合他们，没办法他们只好让我们回家了。可一次次的打击使我丈夫承受不了，就气急败坏的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我父母，我又让派出所弄去了，特意让父母不得安宁。都是他们害的我们家亲人反目为仇，父母那时对我丈夫真是又气又恨，搅得我们家人一塌糊涂的。后来我们地区包片民警换了一个叫侯爽的，在邪党的压力下也不断在我地区乱窜，搞得我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都不得安宁。丈夫和孩子为了我都承受很大的痛苦，一次次的打击丈夫再也承受不住了，就打电话给我妹妹，让她们把我接回娘家。我妹妹们接电话后，来我家又是哭又是劝，说只要你不炼功，姐夫说了什么活都不用你干，你天天看电视、玩他都不管。我当时真是伤心，我修炼了，学好了，她们不但不理解反而这么说，真是苦不堪言啊！我说这个大法我修定了，一修到底永不回头。当时她们气得走了。她们走后我想了好久，就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孩子上中学，他也不干活，孩子上学还需要钱哪！就这样我再三考虑还是出去工作吧！谁知从此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

我找到一个工作，服装厂的活儿，住进了妹妹的家里，丈夫、孩子也没人照顾，实在太可怜了，就这样丹东市公安局、分局马市边防派出所，还不断的骚扰我的家人，有时蹲坑，在我家附近进行骚扰，片警侯爽到处打听我的去处，说是上边要找我办什么学习班，总之是不让我家人有一天好日子过的。就在我工作三个月的一天，我突然觉得闹心，活儿也干不了，找到经理讲明了情况，辞去了工作，又回家去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妹妹突然来娘家告诉我们孩子在学校开冬运会把腿摔坏啦，在学校卫生所让我去照顾照顾，当时我和父母也没多想就跟妹妹坐车走了，在车上妹妹又给二妹妹打电话说孩子出事了，我当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问了一下小妹孩子到底怎么啦？她没回答我，我觉得事情不妙，转眼车到了地方，我一看是丹东市第二医院，下了车后又迷糊又恶心，她们把我扶到了孩子的病床前，我一看孩子正在打氧气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家人将我扶下去，醒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母亲不在家，父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整天喝酒不干活，孩子承受不住压力，精神、身体受到了摧残，在接力赛中倒下了，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十六岁，正是青春年华。眼前的现实我是无法忍受的，都是邪恶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害的，使我们的这个好好的一个家庭弄得家破人亡。

孩子走后，我在娘家一住就是将近三年，那个阶段全家人由于我被中共邪党迫害进了两次监狱，再加上失去了我全家人最心爱的孩子，使我们全家人都承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对大法也产生了误解，对我也失去了信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恶人还不断地进行骚扰，那时是零一至零二年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马市派出所又换了一个叫孙海的所长，领着当时不知姓名的两个警察又去我娘家进行骚扰，父母也受了惊吓，他们不让我与外人接触，整天看着我。从我身上他们知道了大法好，但就是害怕，因为他们经历了历次运动，都是被中共邪党搞怕的。

回到家后，方方面面还是不断干扰，记的那是零四年七月十五那天，九连城镇政法委、“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协同河西甸子村党支部书记尹向风等好几个人来我家进行骚扰，我予以抵制，给他（她）们讲真相，告诉他（她）们我绝不背叛师父和大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头顶蓝天，脚踩大地，良心长在中间，我是不会写“保证书”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丈夫的大哥，让他劝我，我也坚决抵制，给他讲了大法带给我的好处，在你们家怎样做人的道理，如果怕影响你的工作前程，你可以声明与我脱离亲属关系，不影响你。（他是元宝区水利局副局长）他当时看我坚决的样子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知道我在这个家族中能按大法要求做人，他很佩服我，所以就不再说什么了。

还记得那是零九年三月份一天，突然马市派出所所长蔡俊杰，带领两名干警闯入我家，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就翻起来了，我当时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他们拿出搜查证晃了一下说这是搜查证，当时没让我看，我说你们这是知法犯法。他们不说什么继续翻，当时拿走了一本《转法轮》、两个光盘，还有几本小册子、周报等，后来把我拉到了派出所，告诉我丈夫调查点事一会就回来。到了派出所，他们拿我的鞋子看，逼迫我写字，按手印，照相，我不让他们照。当时管我们的片警叫王海洋，还有两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当时挺凶的，后来经过我讲真相后，他们不再说什么了。我说要找所长，我要回家，丈夫肯定着急了。他们为了拖延时间就让我写字，我就写我是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的变化，邪党怎样迫害我，孩子已没了，家庭险些破裂，要不是修大法我们就是家破人亡。他们看完后都夸我字写得好，水平高，说看了我写的信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当时王海洋就说你们那儿我再也不去了，说我真了不起，老百姓看我们都害怕，你们为什么不害怕。我说我们是修大法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说真佩服你们，我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的，当时他们也挺愿意和我唠的，所长那时把鞋子照完相后送到了市公安分局做检验。后来才听说我是被举报的，说传单是我贴的，共产邪党实在是太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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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港法轮功学员葛仁凤被迫害事实

我叫葛仁凤，今年六十六岁，退休教师。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修大法之前，身体患有偏头痛、高血压、宫颈癌等多种疾病。医院已经判了我死刑。那时，我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心里的痛苦和压力真是无法形容。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身上所有的病一扫而光。整个换了一个人。通过修炼法轮功，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无论在单位，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我牢记大法师父的教诲，时时处处做一个好人。

以前，家务活儿都是我丈夫和儿女们做，修炼后，所有的家务活儿我一个人全包下来，而且身体轻飘飘的，一点都不觉得累。法轮大法给我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也使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我们伟大师父的无限感恩！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造福于全人类的高德大法，中共恶党却要残酷的打击迫害，亿万信仰“真、善、忍”，修心向善的好人遭受恶党的无辜迫害。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恶警绑架迫害。以下是我被绑架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正准备带外孙子出门，突然门铃响了，小外孙忙把门打开，进来的是三个便衣警察，还有一个是我家西楼梯口的大个子男人。他们不出任何证件、证明，就开始抄家。我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抄家？”

接着我严厉地制止他们说：“你们没有证件，不许抄家！”被我制止后，一个警察说：“你是炼法轮功的。”说着就掏出手机给一个人打电话，向对方讲我不让他们抄家的事。对方在电话中回答说：“照样抄，不管她。”放下电话恶警就开始抄家。

这三个恶警中有一个是我教过的学生的家长。恶警在发现了四包复印纸，就有打电话给什么人，不一会儿，东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润龙带着潘宝昌闯进我家，和先前的几名恶警一起抄家。我家所有的地方都被他们翻遍了，连冰箱的每个抽屉都打开一个一个翻，衣柜里也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他们什么也没翻到。随后，他们又打电话，把我丈夫和我女儿找了回来。要带我走，我严词拒绝。他们说带我到派出所去核实一下就回来。之后恶警将我强行带走。走到楼下，恶警又逼着我丈夫把我家的披屋门打开，又把我家披屋翻了个底朝天，家中的大法书籍和大法师父法像被抢走。后来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本也被他们给抄去了。

我被绑架到大东镇花园派出所后不久，看到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当晚恶警叫我在他们列的清单上签字。约八点以后，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修送进东港市看守所。

第二天一大早，来了两名警察（当时没有记清他们的名字）提审我，他们问我什么我都拒绝回答。相隔三天，他们拿着我的电话号码本又来提审我。他们逐个指着电话号码本上的名字，逼着我说出他们都是谁？我质问他们：“你们家都没有电话本吗？难道我的亲朋好友是谁都得告诉你们吗？记电话号码还犯法吗？”

一招儿不行，他们又来一招儿。逼我出卖两名同修就放我。他们的卑鄙行为再一次被我严词拒绝。他们走了再没来过。

东港市公安局和花园派出所以捏造的事实和罪名，将我和另外两名被关押的同修非法劳教。同年十二月一日晨，将我和另外两名被关押的同修送押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事先既不通知我们，也不告诉家属。

当日下午一点，我和同修被拉到马三家劳教所，押送我们的恶警和马三家劳教所强行给我们检查身体。我想这些人都被恶党的谎言欺骗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毁掉了自己却不知，心里很难过。我就抓紧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从大法祛病健身给我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讲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讲到我遭受的非法迫害。医生一边检查，我一边讲。医生测量我的血压是高压230，劳教所不收。就这样我又被拉了回来。

他们把我拉到花园派出所，强迫我的家人交两千元的“保证金”。为了救我回家，家人没办法，只好交给他们两千元钱。最后我被他们以“取保候审”的罪名放回家。两千元的“保证金”后来被我家人给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