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劫持在武汉市武昌区杨园洗脑班已一个多月，承受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苦难的坚韧女子，名叫彭燕。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大哥彭亮又遭绑架，彭燕千里迢迢赶回武汉进行营救，向有关部门反映她家的情况，向有关责任人要求无条件释放她的大哥彭亮。从过年前开始，每天都有人来她家假借关心之名骚扰她，有时甚至一天来好几趟，还安排人在她家外监视，严重的干扰了她家的正常生活。武昌区粮道街办事处的吴主任和居委会的人以帮助解决困难为名还要求彭燕将家里的房子租给他们，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在门外对着彭家装了摄像头，甚至彭燕外出还有人跟踪。

二零一一年初，彭燕在营救大哥过程中，发现很多部门都不予以接见，根本不听她反映情况，于是彭燕就写了《无条件释放我哥哥彭亮》的公开信递给有关部门。武汉市武昌区“六一零办公室”的陈传全和他的一个手下曾去彭家，威胁彭燕说：“别为了这事（营救彭亮）再把自己也搭进去”。彭燕说：“我要请律师打官司”。陈说：“你不知道对法轮功是不正常的吗？！”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彭燕已经为彭亮请了律师出庭辩护，同时也拿到了彭亮委托彭燕出庭辩护的委托书，却遭到了武昌区粮道街派出所的绑架，说是怕她生事，关几天就放回家。但彭燕一直被劫持至今，她在杨园洗脑班高喊“法轮大法好”、“放我出去”！

这是彭燕第三次遭劫持迫害。彭燕二零零零年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历经酷刑折磨。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恶警两次强迫她睡“死人床”共长达三十九天。有一次睡“死人床”，朱梅玲、海涛（男）等三个所长巡监到她们监号，逼彭燕写“保证”便可下镣，但彭燕态度很坚决，朱梅玲便令她们监号一个刑事犯用拖鞋底抽打彭燕的脸，那个刑事犯不愿意，朱梅玲就威胁：“你不打她，我就要‘外劳’打你。”那个刑事犯被逼哭了，彭燕看不过，就对她说：“你打吧，我不怪你。”那个刑事犯边哭边打彭燕的脸，所长还在旁边不断地吼叫，直到抽打了几十下，恶警所长才罢休。

酷刑演示：死人床

之后，彭燕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了更加惨烈的折磨，本文后附有彭燕自诉。

彭燕曾在《无条件释放我哥哥彭亮》的公开信中写道：“一个正常的政府，要抓，就应该把那些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盗窃、抢劫、坑蒙拐骗的坏人抓起来。却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抓起来？！这样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难道不怕天惩吗？！”

追随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好人的人员，确须扪心自问：真的“不怕天惩吗？！”

关于彭燕及其家人遭遇的部份报道：

明慧网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武汉大法弟子彭燕的故事》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无条件释放我哥哥彭亮》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回忆我的母亲和小哥》

彭燕自诉遭武汉女子监狱非人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我自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后被转到武汉女子监狱。在入监队待了一日，次日被转到喷织中队。进喷织中队当天，我就因为拒绝监规不认罪，而被以张彩虹指导员（当时为队长）、程瑶管教为主的恶警采取各种方式迫害。

恶警指使犯人二十四小时对我包夹监控，寸步不离，就连上厕所亦在旁边，晚上睡觉时包夹坐在床边，对我的一言一行，所有情况每班包夹都做详细记录，甚至连我睡着时的梦话也详细报告给管教。包夹分作三个班，每班三人，多时一天可达十二人，包夹的犯人有刘英（杀人犯被判无期），山林（杀人犯被判无期，后于二零零二年释放，共坐牢十一年九个月），程琪（贩毒，被判五年），陈红珍（绑架，被判十年），黄琼（经济案，五年），易芬辉（经济案，被判无期），王××（杀人犯，被判无期）等等，前后多达四十人。

罚站折磨五十四天，生不如死

每天早晨5：00到深夜2：00后，被罚站，站不好，就被反铐在两床相连的床柱子上，或被铐在大厅与管教办公室之间的栅栏上。具体细节如下：

一、刚开始时管教程瑶要求包夹犯人将监规读给我听，后干脆她自己把监规录音机反复播放，逼着我听，她们还说“不肯背，就站好”，若是认为我站不好，就将我反铐到床柱子上。

二、张彩虹把我反铐在床柱子上，指使恶警王欢以及其它管教，包括她自己，非常恶毒的对大法、对师父谩骂，并且在我睡的床板上写上对师父极为不敬的话，当我好言制止时却更为恶劣，不仅不停止谩骂，还命令包夹犯人用宽胶布将我的嘴贴上，用绳子将我的腿系上。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我用尽力气去砸铐在我手上手铐，如此之后她们才离开，将我铐到晚上。由于我开始发烧，这才将我放下来，可仍要我罚站。

三、恶警闻孙当班时，认为我没站好，就将我反铐到高低床的上部铁架上，我想要站到下面床上，却将我拉下，在折磨我好一阵后，就又将我反铐在铁床柱子上，这样折磨我实在是残忍，又将我铐一晚上不许睡觉。

四、恶警周××队长，当班时，那是夜晚，就找借口说“别人干活，就你不干活，就把你铐上”于是将我铐到铁栅栏上，包夹将我的双手反拉到背后，反铐到铁栅栏之间的横杆上。由于横杆太高，我的身体无法站直，就只能向下弯着，而且脚还不能完全着地，只能踮着脚尖，又由于长时间的罚站，脚本身就非常疼，整整一晚上，其痛苦可想而知，第二天放下后仍继续站。

五、喷织中队有几十个管教，以张彩虹为首每个管教都有一套她自己的折磨人的花样，每个当班的管教都会来折磨我，只是因人不同，程度不同而已。如李冉、李艳等人稍好些，并不主动将我挂铐。也有管教，不许我睡觉，让包夹看着我整晚罚站，稍有闭眼时，就会又是掐有是拉的，推的，拉眼皮，动手打我。一次将我推倒时，由于这样长期的罚站，反吊铐，不准睡觉，很痛苦，头晕，头痛，浑身无力，非常的疲惫，已无力从地上爬起来，就说我在耍赖，包夹刘英拿拖鞋打我，管教假装不知。一次不准我去上厕所，逼得我不得不说：“再不准我上厕所，我就拿自己的盆子，尿到盆子里，否则就尿到裤子里就会尿到地上”，这样才让我去上厕所。

六、由于点名时不答“到”，管教就命所有参与点名的犯人，一起罚站，致使犯人们对我非常大的意见，因为犯人们是三班倒，点名在早7：00和晚7：00。

七、由于身体越发沉重，对于这样的折磨越来越无法忍受，我于是炼功，可是刚开始炼，就被包夹按住，叫来管教就将我反铐在床柱子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每次都会铐我一天或一晚。

这样直接残酷的折磨从八月八日一直持续到九月三十日，由于十一放假，值班警察少才停止，由负责监号内加工活的管教队长安排我每日拿着竹棒子搓橡皮筋。

得知母兄死讯悲痛难抑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放了有关我家的事，虽说是诽谤，可此时我方知道母亲李莹秀也同小哥彭敏一样被迫害离世。面对这样的惨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悲伤。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我的亲戚来监狱看我，监狱许多领导都来了，教导员程菊辉骗我亲戚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欺负我。悲伤的我号啕大哭，说“她们长期不让我睡觉，罚站，每天至少要站二十个小时。”于是接见也就早早结束。

由于心情沉重，面对惨况，无法释怀。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到二零零二年四月，管教对我的迫害也并未因我的心情而改变。每次她们找出各种借口迫害我时，我感到难以忍受，曾有过过激行为，自己被逼无奈而撞墙，换来的也是反铐在床柱子上，只是这种情况比起之前要少了许多。（注：法轮功学员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不能自伤自残，要坚强面对邪恶，揭露恶人恶行。）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时，监狱要求做体检，我不肯做，狱警指使包夹犯人强行按住我抽血，满满的一大管子。

监狱的“转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监狱专门成立一套班子来“转化”我，有政委韩汉云、副政委周琼、科长王××、教育科科长、教导员程菊辉、教导员蒋春、副指导员张彩虹、管教孙思思、管教黎君，管教媛X、管教李冉，队长陈智、队长孙X红等。

从二零零二年五月开始，由张彩虹安排的，在包夹的夹控下时常将我带到拘留室内强迫观看诽谤法轮功与师父的各种录像，甚至还要其他法门如净空法师所讲的那一套，完全是强迫式精神洗脑。

他们注意我的一言一行，这班人有唱黑脸的，如蒋春、孙X红、张彩虹，有唱红脸的，如陈智，孙思思，周琼，韩汉云等，但大部份则时而对你关心，时而举起鞭子。

开始时正好监狱做彩灯，于是张彩虹、程菊辉就安排我做加工活，说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做多少你就得做多少。开始时，要我拉灯线边子，每天要做四千八百个头，第一天我就因为无法完成而不准许我睡觉，管教让包夹盯着我，不准他们帮我做，在天快亮时才做完。可是，随后就涨到五千七百个头，再后来到六千四百个头……这期间，还被要求做穿灯泡，每天六袋，打包每天四十个，手指都被打肿，手无法握紧。一直换工种或加任务，这样加码的用劳动来迫害，持续到八月。

监狱里除了之前安排的这些固定班子里的管教们每日与我谈话，就有许多别的监区的管教或外面来的，如华中理工大学的教授、什么退休的老干部，与我谈话。在这一切不如他们意时，张彩虹、蒋春，将我关进禁闭室，先将我反铐在铁栅栏上三天，我的腿肿的非常厉害，连血管都爆出。三天后用手铐将我反铐，并要我对墙站着。在长期的迫害下，身体的承受也更为艰难，在一周真感艰难、痛苦与悲伤。这之后回到监室后，谈话也更为频繁，被安排上午，下午，晚上，会有不同的人来找我谈话。

九月初，程菊辉、陈智、张新虹、蒋春说不用我干活了，让我和他们专门谈，将我关进监狱的接见楼，将接见楼空出，不许犯人们接见。监狱安排有七名固定狱警二十四小时守着，四名犯人包夹。七名狱警为：教导员蒋春、队长陈智、队长孙*红、管教黎君、管教孙思思、管教李冉。四名犯人有：易芬辉（经济犯、无期）、一名杀人犯、一名经济犯、一名盗窃犯。这十一人与我同吃、同住，除了打饭时间由管教去监狱食堂拿来盒饭外，不准外出。从早上6：00起来到晚上12：00，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谈话的对象一波一波的，有先前所一直谈话的监狱狱警，有外面进来的，到半个月后又有龚良汉带领的班教团。谈时，我若不理她们，更会对我厉声叫喊、责骂，说我没有礼貌，让我罚站，甚至威胁说要再将我送进禁闭室，这多为蒋春所为。

逼我每日休息前必须写好当天的日记，否则不准休息。她们直接告诉我说她们都在研究心理学，每天她们都在不断的开会，每天监狱的领导都会来。有监狱长、周琼、政委韩汉云、教育科王科长、科长黎亮等等许多人来，人多开大会，人少开小会，不断的看到他们在开会，甚至晚上我已睡下，她们仍在总结，安排下一步，会开到深夜二－三点。而我只感到自己身体在急剧的下滑，越来越沉重，到后来腿也肿起来，坐都坐不住，头痛欲裂，胸口、心脏部位更是痛的使人发疯，身体也极度疲惫。自进入接见楼所办的洗脑班以来，我没有一天能睡着，在我休息时旁边就坐着两名包夹犯人，队长孙*红还拿手来摸我的头，盯着看了好一会，然后叫旁边的人看好。

龚良汉带队的班教团，成员有刘卓莉、李*平、王丽、里文兰等许多人。里文兰说她们应该将我铐上，说还没整好。她们每日轮流上阵，完全是车轮战。

我由于身体的承受到了极限，精神也出现恍惚。九月二十四日，我违心的妥协，做出了背叛大法与师父的行为，作出了有违大法弟子称号的事。接下来她们要求我写揭批材料，可是我实在写不出，就在她们给的书中抄了一些。当犯了严重错误后，一连串的放任就不可收拾，配合着她们所做的一切将我拖进深渊。身体的严重不适并未有所好转，时常头昏、头痛心慌、疲惫，站不住，也坐不住。还在接见楼时，她们曾将我带出去转了一圈，坐在车上看看外面，没多会回来后便是吐的厉害。

十月中央电视台来做采访，她们叫我换了衣服出去，开始我并不知道去哪儿，后被带到杨园洗脑班，我也不知道此时正在对我父亲彭维圣、大哥彭亮采访。由于晕车，我被关到楼下的小号内，身体的不适，让我吐的难受，随后被带到二楼的会议室内，边上坐着许多人，采访的记者正是焦点访谈自焚伪案中的那个恶人。她一直是用他们那套诽谤大法的套话问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你相信彭敏是自己搞的吗？对这事你怎么看？”竟诽谤彭敏是自残！我说彭敏的死是因为“如果不修法轮功，就不会进监狱，不进监狱就不会出事，也就不会死”。对我所说的话，她们未采用，但是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直接指出他们的罪恶。这些也是由于自己自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被非法关押以来，对自己家里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竟然在他们害死我母亲的当天，武昌区检察院给我送来了起诉书，半个月开庭，半个月判下来，说是给我找个地方待一阵。

采访后回监狱，张彩虹仍安排包夹犯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我，只是人数上大减，改为每班二人，后在我强烈的反抗下，就剩下二人，但直到我出监狱一直都有包夹，仍然每日做着记录。相对要宽松了些，可以坐在大厅里。那时又被利用去给别的同修做洗脑工作，虽然我并未说什么，可是那种附和行为，也让我深感痛悔。我的身体状况并未好转，到出监狱时以及回到家后很长时间，腿都站不住，走不动，精神极差，无法入睡，右侧腹部疼痛，稍动就痛得站不起身，虚汗如雨，衣服从里湿到外，顺着衣服往下淌，时常发着低烧，身体也肿起来。

出狱后的遭遇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非法判刑三年到期，监狱将我送到杨园洗脑班，当时武昌区委“六一零”、武昌区粮道街派出所、武昌分局、武昌粮道街办事所都准备将我留在杨园洗脑班，我一再要求让我姐姐接我回家。当时我父亲彭维圣、大哥彭亮也关在那儿，在我全家三人的强烈要求下，下午他们才同意我由家里亲戚姑妈家的大姐将我接到她家，要求她负责看守我。

二零零三年三、四月间，我去杨园洗脑班看被非法关押在那儿的父亲和大哥时，见到了中共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刘京，他看到我家三人并未和我们说什么，只是见了个面。

二零零三年三月，街道说给我安排工作，实际上是叫我扫马路，并且还安排了一个人跟着我，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没有去做。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去南京的亲戚家，刚到，武昌分局的一名公安和武昌六一零的陈传全科长，就到了，要带我回武汉，威胁我的亲戚不准她们收留我，说若留下我，她们要负责，若我跑了她们得承担责任，并且安排了派出所、甚至南京市委的人介入。我的亲戚们无奈不敢留我，叫他们将我带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