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史学家誉为唐王朝“开元之治”（713－741年）的盛世。唐玄宗在执政之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但是，他在后期即天宝年间（742－755年），却已成为耽于酒色的人君。吏部尚书李林甫以宗室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把持朝政，监察御史杨国忠，也因堂妹杨玉环得宠，后封为贵妃，而权倾内外。

张九龄痛感奸人当道，朝政日非，多次上书言事，撰写文章。他强调用人必辨忠奸！在《奏封侍中不可赏功》一札中，他沉痛地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为此，他以刚正耿直，著称于朝廷，但却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怨恨和诽谤。

张九龄认为，忠奸是可以辨别出来的，“奸佞与忠良之臣，形相似而心不同也。”谄媚乖巧之徒，表面上效忠于朝廷，而实际上却有奸宄之心。刚正耿直的人，虽然言辞直白，实出于安邦报国之诚。作为贤明的人君，要亲贤臣而远佞臣。他说：“相贤则国家平治，相佞则父子不保。”又说：“佞尤必去也，而贤乃可保。”（均见《远佞第二章》）。像这类确具远见卓识的言论，掷地真有金石声！

张九龄在《亲贤第一章》中，对于如何才能做到亲贤这个议题，也是泾渭分明的。他说：“苟欲亲贤良，不可不去谗媚也”；“苟欲亲贤明，不可不去宠幸也”。这些表章奏疏，都是直指权奸，专门针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而发的。他不仅有识见，尤其有勇义！

另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说：张九龄见朝廷文武僚属，都趋附于杨国忠，冀求得到富贵。而他呢？却从不登杨家府门，致使杨国忠对他十分不满。张九龄并不介意，他对好朋友严挺之等人，私下议论说：“今时之朝彦，皆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意思是说，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象乞丐一样，有朝一日，是要大祸临头的。那时，这群附势之徒，不仅祸国，也必害己。果然，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安史之乱”爆发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都身败名裂。至于杨国忠，则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被士兵杀死。有不少的人，甚至于被灭族。为此，该文作者王仁裕接着说：“（张）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

张九龄是唐代的名相，他刚正廉明，忠于职守，主张不循资格用人，又设十道采访使，以整顿吏治。后来，因受权奸李林甫所谮而罢相。但他恪守情操，不更名节。他在被贬谪以后曾作《感遇诗》十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兰叶春葳蕤，
桂华秋皎洁，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此诗借春兰、秋桂，欣欣向荣的本性，和高洁的志行，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求得某些权贵者的赏识。

他的《曲江集》中的许多诗文，均可作为从政的参考。至今读来，犹令人满口流香，心志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