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和一同修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们刚到广场外坐着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便衣（穿了清洁工的衣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同修告诉他说：“我们听说，天安门广场太恐怖，每天都有抓、打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只想告诉这里的警察，他们都是好人，不要打他们。”

一会就来了一辆警车，原来是那便衣叫来的，把我们带到广场派出所后，又把我们带到当地驻京办事处，把我和同修铐在了暖气管子上，在地上坐了一宿。第二天我县公安局原副局长艾永忠和我场的原党委副书记刘东川把我从北京接到了县公安局。后来被我当地派出所所长张顺带到派出所关押两天。在派出所时我的父老乡亲都来看我，我给他们讲了真相，说了我得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他们也都说：就这世道，好就在家炼，别去北京了。我说：“师父是冤枉的，法轮大法不是电视宣传的那样。”

当地派出所所长张顺和齐向春，把我劫持到了县看守所，一关就是五个月，并抄了我的家，还勒索了我丈夫五千元现金，说一年后，如果不去北京就退回。开了一张白条，没有收据。到一年后我跟张顺、艾永忠去要钱，个个都否认说上边不让给。五千元现金至今没有退还。

在看守所那五个月里，人们难以想象那里的生活，简直猪狗不如，不把我们当人对待。夏天吃着生着虫子的棒子面馒头，菜汤里没有一滴油，汤面上飘着一层小腻虫。大小便都在屋里，有一次我拉肚子，当时值班的是孙荣昌，不让我去厕所，我憋不住拉了一裤子。

当时我家人给我送的食物，也让看守所的警察给扣下他们吃了。到我出来的时候，我家给我在看守所存的钱，管账的刘增领给扣下不给我。公安局刘金忠还向我丈夫勒索两千元现金。回家后，齐向春经常带人到我家骚扰，闹的我家孩子大人吃不好，睡不好，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二零零二年四月，农场党委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书记李东山跟我丈夫说，县公安局想把我送洗脑班去转化。我当时想做好人，学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做真诚、善良、忍让、宽容的好人还转化，转化成什么人？我出走了。派出所所长张顺指使派出所的协警监视我的家。李东山带人到我家及各亲戚家去骚扰，企图绑架我。他们怀疑家住唐山的妹妹把我藏起来了，不分昼夜的监视、跟踪我妹妹上班，串亲戚也在后面跟踪，数天后无果。当时把我们全家闹得整天不得安宁，对我家孩子、老人伤害极大。还有刘庄子村书记刘焕平，时常夜晚去我妈家、姐家去听声，真是草木皆兵。

二零零四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料理自家的小菜园，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居委会主任陈永义与派出所一个叫雷子的警察。我很有礼貌的问他们干啥，陈永义说没事，是找我家邻居的。我信以为真，也没有多想。一会当地派出所所长赵洪峰及指导员陈晓光，带县公安局侯建树及居委会的几个人，从我家前门后门两路闯入我家，骗我说去派出所一趟，有公安局原政保科科长孙太忠跟我了解一下思想情况。我跟他们讲了真相，并说我家孩子快放学了，我得做饭，没有时间。所长赵洪峰他们说去一下就回来，不耽误做饭，我想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有啥不相信的，就跟他们去了。

到了派出所后才知是一场骗局。李太忠与赵洪峰带人抄了我的家，大法书都给抢走了。居委会的人监控着我，陈晓光厉声说：“刘建荣，你算聪明，你来了，如果你不来的话，抬也把你抬来。”就这样，齐向春、李太忠、侯建树把我绑架到唐海县公安局。

李太忠与侯建树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齐向春闭目躺在床上。只因我不说话，李太忠给我上手铐，我就与他论理，他却狠狠的打了我两个耳光。再加上我被这些“执法人员”所骗，心里特别难受；我冲出门外，侯建树猛追，三楼走廊尽头，在我心情恐惧、不知所措的情况下顺势从三楼跳了下去，当时昏死过去，一无所知。后来得知，当我昏死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做了检查，发现人不行了，需要转院。

转到唐山骨科医院，急诊检查急需四项大手术：脾摔裂、骨盆粉碎性骨折、左大腿骨骨跟粉碎性骨折、左胳膊肘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再晚到五分钟人就没救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通知了我的家属。当时，脾摘除手术后；腹部紧裹着绷带；大腿骨根部粉碎性骨折；骨头里下上了钉子；骨盆用骨盆兜兜着；左腿吊着牵引；左胳膊肘手术后打着石膏；手术后大小便都很困难。

可想而知，我遭受痛苦有多大，家里老人、丈夫、孩子在精神上、心灵上受到多大的伤害。这全是这个邪党把好人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