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地下了一场大雪，雪又被压成冰，我们夫妻骑摩托车出门，在加油站附近的拐弯处一滑，我被甩出了四、五米远，我迅速站起来，什么事儿没有。要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九八年春，我要去外地参加法会。因为我原来晕车很厉害，坐车不出十五里就呕吐不止，就说：“我要准备点儿晕车药。”同修瞅我一笑，我一下悟到不对，因为师父说：“放下常人心 得法即是神”（《洪吟》）神怎么会晕车呢？好坏出自一念，结果行车一百六十里，根本没有任何身体不适，从此再没晕过车。这也使我的父母体会到了佛法的超常。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局里把我们系统内所有法轮功学员召集在一起，强迫看诽谤大法与师父的电视，那种阵势仿佛“文革”再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惧不怕，冲出各级领导的包围圈，走出会场，他们追出来，问我：“为什么不看？”我说：“那都是栽赃陷害。”接着给他们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和祛病健身的奇效，他们连续出来几拨人，都无言以对。我平时胆小怕事，尤其怕见当官，但因我想证实法，师父就给了我勇气和智慧。

一九九九年十月，因我不放弃修炼，单位把我从县城调到偏远的山区工作，那里交通不便，还没有通县城的班车，只能在单位住宿，参与迫害的人叫嚣：“让她炼，看她咋回家？”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行四十里路，来到异地工作，晚上不能回家学法，就反复背诵《洪吟》和《精進要旨》中的部份经文。几天后，同事告诉我：“你真命好！刚新开了一趟去县城的班车，要过咱们单位门口，你晚上可以回家了。”我在心里说：“师父啊，您太慈悲了，是您怕弟子不能学法而为我安排的车呀！”这样彻底解体了邪恶不让我回家学法、炼功的阴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身体受到很大干扰，右脸神经麻痹，嘴歪斜，喝点水嘴角直漏，眼睛视物不清，丈夫说：“就你这个形象，咋上班儿去？多给大法丢脸啊！赶快看看去吧！（其实是他当时悟性差，有些动摇）”我也没坚定，去了医院，医生说：“就你这么严重，至少也要扎四十五天针。”我扎了一天没见效，第二天，扎着针躺在病床上，心想：“修炼人无脉无穴，扎针管啥用啊！这点关你还过不去吗？”回家后我的眼睛更看不清东西了，但唯有大法书上的字能看。于是，我决定不再扎针，开始看《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录像，看讲法录像时，我明显感到法轮在飞速的调整我的脸部，三天后，一切恢复正常。家人和同事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我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我始终不忘自己的身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使那里的同事和很多百姓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刚发表，我就顺利的劝退了那里的几位同事与家属。

二零零五年，我悟到必须回城工作，这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也是向世人证实法，我多学法，依靠强大的正念，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多次找局里领导调动工作，我系统内当时已有几位同修遭受劳教、判刑、拘留等迫害，但调动期间，无一人问及我的炼功情况。我守住一念：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任何人不配、也不许问我。最后，邪恶败了，我没送一分钱礼，不请一顿饭，打破了“進城必须考试”的规定，最后被调往在离家很近而环境又不错的县直单位。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

二零零七年暑假，姨侄住在我家，一天晚上，他肚子疼得很厉害，脸上直出虚汗。他平时胃就不好，疼起来就得打针输液。我告诉他：“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出十五分钟准好！”他就不停的念这九个字，结果不到十三分钟，他就告诉我：“老姨，我真的好了！”佛法无边，有多强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威力。

二零零九年暑假，我儿子得蛇盘疮，疼的睡不着觉，不敢翻身，只能一直侧身躺着。挺严重时他才告诉我。我就帮他发正念，同时让他随我学法、炼功。几天后，他没吃一粒药就好了！我们周围的亲属亲眼见证了此事。儿子的同学看着疮痕，感慨的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

二零一零年春，七十八岁的婆婆，半夜里叫醒我，说她很难受，头晕、恶心，走路打晃，还吐了一地。我将婆婆搀扶到床上，嘱咐她：“不用怕，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婆婆大声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到一个小时，婆婆就好了。第二天早晨，婆婆照样下楼，事后她多次跟常人提及此事。现在每到六点、十二点发正念时间，包括有客人在，她都叫我先发正念再做饭。

我晚上骑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往返五六十里路也不累。有时遇上狗叫，我就发正念：“别叫，我是来救你主人的！”一会儿，狗就不叫了。

我的电脑和MP5出现故障时，都是靠发正念恢复的。

作为大法弟子，正念来自法。只要我们学好法，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无所不能，而且路也会越走越宽。希望那些人心重的同修，赶快转变人的观念，不负师恩，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