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得健康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身体多病，受尽了病痛的折磨。那时我是国家干部，又是单位领导班子的成员，因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不能正常工作，给单位同事和家人带来许多麻烦。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大法不仅去了我的病，而且还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从此我身心健康，精神愉快。那时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来形容我当时快乐的心情。所以我决心坚修大法。

说真话，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开始，中共恶党开始公开诬陷、攻击法轮功，开动全部一言堂的垄断媒体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全都是造谣、构陷。自那时起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迫害，被抄家、绑架、罚款、开除公职及学籍甚至被判刑等等。

我认为做人得有良心。是我没见过面的师父给我治好了我身上的各种久治不愈的疾病，使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使我们广大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同时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逐步改善，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是好的，是正的！所以不论恶党怎么攻击，我没有被吓倒，我还要站出来为法轮功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就这样，我继续前去我每天炼功的地方炼功。大概是第四天早晨，我正在炼的时候，听到有脚步声、说话声，当这些人走到我跟前时，冲我大声说：“你真胆大，我们巡遍佳木斯市所有炼功点，就你特殊，你知道吗？……”。就这样，我被前进区、奋斗派出所恶警劫持。

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去掉了我身上的十几种病，而且大法教会我做一个按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但七月二十六日，他们仍旧把我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

我心中很是不解，做好人怎么有罪呢？！警察为什么专抓好人？到了看守所卖淫嫖娼的、小偷、抢劫犯、杀人犯这些社会渣滓反倒都有权力来管我这个好人——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十一平方米的板炕睡二十七、八个人，晚上大家想了个办法，胖瘦搭配，个大个小搭配，两个一组一颠一倒一个挤一个安排躺下。只要谁起来去厕所，解手的这个人的位子就被别人占上了，这人就再也别想躺下了，没有空位置了。一个监号一个厕所，三十来人用，特别早晨一个接一个的用，监舍没有窗户，不透风，尤其夏天温度很高，人人都挤的冒汗，此时的室内空气如何可想而知。

我们被罚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坐就是四个钟头。吃的是鸡饲料包米皮垟子做出的发糕，不是不熟，就是酸的，或是碱大而呈红色的。经常吃出老鼠屎来，整的我胃都冒酸水。三十来人都在这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洗衣服、洗澡，湿骚味、臭味、汗味俱全。根本就没有被褥，躺在光板床上，蟑螂、蚊子叮咬，老鼠爬来爬去的打架，就这样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因当时进京证实法被抓回来的人很多，装不下了，年龄大的人就被放回家。奋斗派出所的所长姓才，我被关押是片警王越仁经手的。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九日，我去北京证实法，经打听辗转来到信访办。一位三轮车司机告诉我说：“这里不是信访，是抓访，你看来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被警察抓走，没有民主。大妈您回去吧！它定你是什么“犯罪”，你要找它告状，都是有来无回的。”当时我被黑龙江省一位姓解的接待，他说：“大娘，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谁也见不到江、朱，告诉你们的人别来了。”就在这时佳木斯驻京办事处来人把我们劫持走了，然后由农垦总局公安局陆德林，韩树奇接我星夜兼程送回红兴隆看守所。那时正是年三十，即除夕之夜。

因为这个看守所的人我都认识，经我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告诉他们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没犯罪，中共邪党和江泽民抓好人是违法的。检察院检察长、工会主席都去看我，送了很多好吃的，七天后就让我家人把我接走了。

多次被非法抄家

九九年迫害以来，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我家被非法抄家多次：奋斗派出所的片警王越仁等非法抄我家四次；片警董绍龙非法抄我家两次；佳西派出所所长王永刚非法抄我家一次，等等，他们抢走我的师父法像，私人物品mp3、mp5、放像机、讲法录音带、讲法录像带、孩子学英语用的一千八百元钱的索尼小录音机，炼功点挂的成套的宣传画，及大屿山师父的大照片，各种不同时期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电脑、耗材以及现金五千三百元。每次都是把家中值钱一点的东西洗劫一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个人财产，都是我和家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的。要是小偷偷东西还可报警，有警察来管，可警察开门抢劫谁也不管、也不敢管，想拿啥就拿啥，连我家的六条白毛巾都被这群恶徒抢走了，还抢走了家中的钥匙。我不得不花几十元钱换锁。我家邻居说：“这哪里是警察，简直就是土匪，看把人家的白毛巾都搭在脖子上拐走了。”我家的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两万七千多元。

无辜女儿被非法劳教，九旬老母悲愤离世

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得法修炼后病都好了，白发变黑。我的女儿是我的母亲带大的，他们俩人感情很深。当我女儿被非法劳教时，母亲黑天白夜的盼她的外孙女回来，天天计算着时间。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被非法劳教的女儿终于回家了，她的姥姥还没高兴上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早，居委会廖南新、办事处吕姓恶人等共三人以给我女儿“安排工作”为名，把女儿骗去进行“转化”，而且保卫科的卢佳军、丁连喜不断来我家骚扰。八十九岁的老母亲给劳教所的王会计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如何好，让她多年伤残的腿都好了，多年不能吃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了。王会计说我母亲九十岁的人了真健康，头脑这么清晰。

廖南新天天带人来“转化”我女儿，我母亲问我：这迫害啥时候才结束啊？这日子怎么过呀？着急、上火、害怕，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即使如此，廖南新还天天来我家骚扰，我说我老妈都这样了，你们还这么干，不是要老人的命吗！他们看我妈真的起不来了才离开。没几天我老妈含冤去世了。临走前还惦记着大法被迫害的事，问我：对法轮功的迫害啥时候能结束？我说现在就要结束了。她说，要真结束了那个姓廖的一伙就不来咱家了，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又对我女儿说：我要走了，就惦记着你，怕你被坏人构陷。不多时母亲就离世了。

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二零零零年五月底，因为参加法会，前进区六一零主任王连民、佳木斯市公安局六一零头子陈万友、奋斗派出所片警王越仁等邪恶之徒将我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四十七天。

看守所里吃不到菜，院内的草都吃光了。我女儿被第二次非法劳教，这时家中丢下一个十六岁女儿，即我的外孙女。迫害以来，六个大年，孩子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过的，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派出所片警、居委会、保卫科、街道办事处恶人还经常来家骚扰，孩子要上学，精神压力太大，家务繁重，又要对付高考。

三年非法劳教，遭体罚、洗脑、吊铐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早晨，孩子去上学，刚开门，七、八个蹲坑的警察一拥而入，三、四个人按住我，另外三、四个人按住我的女儿，二辆警车停在院内。我家住三楼，二楼邻居小张义正辞严地问：“你们不抓坏人，专抓好人，一家孤儿寡母惹着谁了？！”

他们是把我从被窝中抓走的。上午十一点多钟小外孙女找到看守所，把我的鞋给我送来，我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站了四个多小时。东北的天气那时还在零下十度！恶警给我扣上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的帽子，拘留票子上说关押我十五天，结果没到十五天就把我送劳动教养三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在佳木斯劳教所，他们把两张八十公分宽的床拼在一起，让三个人睡。每人只是五十公分宽的位置，瘦人都得打立肩睡。睡醒觉两腿象棍子一样，不能打过弯来，都僵直了。夜里稍不注意会掉到地下。

吃的菜汤就是蒸窝头用过的蒸锅水加点盐。常吃出老鼠屎来，连过年三十晚上那顿冻白菜馅饺子里都有老鼠屎。冻白菜馅饺子用的是猪油、羊油、牛油混拌。根本没有豆油，这些动物油放的时间很久了，都变质了。

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逼坐小板凳，每人只许坐在一块儿五十公分的地板砖内，从早六点坐到半夜十一点，长达十七小时都是一个姿势，腿只要稍微一出地板线，坐班的刑事犯发现后就告诉男警察，恶警就不由分说的用电棍抽打，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青紫伤痕。坐小板凳最长时间是一百四十多天。这种刑罚太残酷了，下了小凳根本就不会正常走路了。小凳子是电机厂的线圈，带四个螺丝杆凸出凳面，每个人的臀部都被这种小凳扎破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着。一米六以上的大个子的，胖体型的，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滋味，这种刑罚超过打骂的痛苦。劳教所用这种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等于是慢性杀人。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不准洗漱、不准刷牙、不允许换衣服，不允许上厕所，憋屎憋尿。每天上厕所，干警张口就吼，歇斯底里似的、发了疯似的叫骂催促。大便解一半就起来，怕后面的同修没时间解大便。每天都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肛门总象堵块粪便式的。过年只休息一天，初二下午就进行高强度奴役劳动，没年没节，天天都是打骂声。把两张桌子摞在一起，放诽谤大法的光碟，不抬头看不行，每个人坐在小线圈上，头仰的高高的，稍有不适就打就踢，坐班的刑事犯经常诬陷法轮功学员。干不完活拿回宿舍补上。连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也不放过。

十六大召开的那天，邪恶的劳教所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加重迫害，从劳教所警备队调来四个彪形大汉，满脸杀气，在劳教所的会场挂标语，其中有污蔑大法是“×教”的字样。当时我就想，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就做好了准备，进屋就坐在还没挂的标语旁边，心中一个念头：豁出去了，把那标语撕了。他们正准备挂，我蹭蹭冲过去，把这“×教”两个字抓在手里撕个粉碎。这时四个打手象饿狼一样向我猛扑过来，从会场中将我拖到走廊里大打出手，拳脚相加，这些男恶警用大皮鞋头照我头脑使劲踹我，边踹边骂很难听的话，说我你胆肥了，真是目中无人，得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等等，也不管楼梯的台阶，象拽东西一样把我拽到二楼靠卫生间北侧的空房间里，将我吊背铐吊在铁床沿上的横梁上。一吊就是七天七夜。

酷刑演示：吊铐

现在说来七天七夜很轻松，当时那种痛苦分分秒秒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真是撕心裂肺呀！这还不算，他们还不许我睡觉，在被铐着的这些天，吃、喝、拉、撒也不给解铐，完全由坐班的普犯陈丽和一名老同修朱秀芝帮我。连续几天不睡觉，困得我常常打盹，不但恶警打我还指使普犯打我，普犯陈丽因不忍心对我那么残酷，有时我打盹也就视而不见了，这些恶徒利用监控监视，为此陈丽曾多次被打。偶尔帮我调一调凳子或活动一下身体，被发现也会挨打，还得加期。其他普犯也是骂不绝口，说我没事找事，给她们带来麻烦。我知道她们理解不了。尽管是法轮功学员朱秀芝帮我倒尿，但那年朱秀芝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所以我还是尽量少吃少喝，减少他们的麻烦。男恶警徐春峰两次写诬蔑师父的方块标语，贴在铐我的床沿边的墙上刺激我。

七天后我被放下来。刘亚东不让我大便，憋不住只好拉在脸盆里。这些恶徒踹坏了我的右胸骨、大梁骨。使我七个月不敢直腰，不敢呼吸，想必还踹坏了内脏的哪个部位，因为我会不定时的突然出现非常猛烈的抽动。大梁骨被踹造成的损伤，造成我时常猛烈抽动，要不是手铐铐在铁床上，人会被这种突然的猛烈抖动撞到墙上去。越是这样我的手铐就一次次的被扣紧，双手肿的象紫茄子一般，铐子勒的血液不流通，双手指变形，右脚大脚趾变形，一年多手指甲才有了血色。当时心脏仿佛窒息了一样，真是生不如死。这种酷刑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几年来腰骨受损处都经常疼痛难忍，使我翻不过身来。

二零零三年年三十晚上，比平常的日子多一份自由，有机会接触刑事犯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为让她们明真相，与她们沟通，平时苦役劳动有定额看得又紧，没有机会与他们讲话。一个偷粮的普犯叫铁艳秋，为达到减期就添油加醋的向刘亚东汇报我的情况，刘亚东象疯子一样马上调整房间，企图把我们看起来，不让和其他人接触。正月初二下午逼着我们四人搬到了靠东大山的九号房间，因这间屋子靠东大山透风，墙上挂满了冰霜，晚上灯光一晃闪闪发亮。

为惩罚我们，让我们立马搬进去居住，薄薄的被褥，让我住靠东墙的床位，又冰又冷，真是冷冰冰啊！晚上没法入睡，到车间里干活，别人说我身上有股晤靶味，潮湿味，说可能是床板有问题，回到房间掀开床一看，一块块的床板都是湿透的，而且长满了绿毛，象青苔一样。早晨上工前晾开，到晚上下工回来，床板的水份并没有一点干的意思，还是湿乎乎的。就这样住了半冬。可想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那种苦都不会形容了，没词儿了。

二零零四年一月份没转化的一律强行“转化”，这时我的身体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下，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恶警李秀锦手插着腰，向我示威，问我，写不写五书？我没表态，她明白我是不写，较量一番叫普犯刘云华拿来手铐，当时我遍体鳞伤，她一点人性都没有，根本不管我死活，就用手铐吊背铐我，逼我说不炼了，我当时胸腔疼痛说不出话来。她看我没有屈服的意思，一脚把我踹到床底下。我心憋了一口气，气喘不上来。当时汗就顺着脸趟了下来。随之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时已是后半夜一点钟了。她们在我休克中，掰着我的手签了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我痛苦不已。事后我写了声明，声明在我昏迷之时他们替我做的这些全部作废，交给中队长周佳慧。解教后，我再次写了《严正声明》，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要胜过肉体上的痛苦。让我又一次体验了生不如死的滋味。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中队全体法轮功学员共同反迫害：早晨五点多趁集体上厕所之时，把教室里所有诋毁大法的标语全部都撕了下来。个子高的撕高处的，个子矮的撕低处的，老太太们就找污蔑大法与师父的光盘把其都掰碎了。当时恶警把李桂琴的牙踢掉两颗。把我和闫喜华、王玉红又用吊背铐铐上了。我和闫喜华铐了七天七夜。王玉红铐了十八个日夜。

这次是宏伟和周佳慧值班，整体的力量震慑了邪恶，从此，直到我出来时他们再没贴污蔑大法的标语。

我被迫害期间，在佳木斯劳教所里，尝到了什么叫活人叫尿憋死，什么叫筋疲力尽，看到了什么叫歇斯底里，什么叫“罪恶滔天”，什么叫没人性，什么叫无法无天，什么叫瞪眼说瞎话，什么叫生不如死，什么叫人间地狱！

佳木斯劳教所的这些罪恶，只是凭我的记忆写的，还有更多的都忘记了。这只是佳木斯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我写出这些，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恶党是怎样迫害善良的中国民众的。中共向外粉饰太平，掩盖它的丑恶嘴脸，欺骗外国人民。我呼吁国外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这场至今还在持续的惨无人道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