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星期五下午我看到新的《明慧周刊》，上面报道了杨先凤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原来四月三日，杨大姐离世那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她，我不禁泪如雨下……

二零零七年，我被中共恶人绑架到汤逊湖洗脑班迫害。汤逊湖洗脑班位于湖北警官学院内，是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洗脑班由一栋三层楼改成，楼前有个院子，院里有个小篮球场和一小块草坪，院墙很高，院子铁门紧锁。院墙内刷满了大的血红色邪党标语。一楼大门又是一道铁栅门，有卫护队一天二十四小时看守。每个法轮功学员被两个“陪教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其中一名是当地的，一名是沙洋劳教所的恶警。法轮功学员被分开关押，不许说话。

第一次见到杨先凤，是在三楼的教室里。一个女恶警，好象叫刘琼，小个子，带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大姐進来。天很热，大姐穿着一件红色对襟中式棉袄，长发，很瘦，气色不好，背有点佝偻。但是大姐坚毅的眼神令我精神为之一震，那一瞬间，我心里就知道邪恶的这一切又是白费心机。“杨先凤！老实点！”恶警吼着，把她指定坐到最后一排，然后自己坐在旁边。

我的陪教后来告诉我，杨先凤是沙市的，从女子监狱过来的。天气很热了，杨大姐脱了红棉袄，只有一件新买的又长又大的白汗衫。杨大姐是在买菜时被恶警绑架的。

杨大姐并不能多见，她被恶警调到一楼最左边的一个房间，挨着放杂物的房间，除了恶警，当地的陪教二十四小时盯着，也不让她“放风”。她处处抵制邪恶的迫害，不唱邪歌，不跳舞，不听课，是邪恶的“眼中钉”。

每天洗脑前，帮教李其霞、张凤琴就逼着我们唱邪歌，杨先凤不唱，恶警就点名叫她唱，她就说“不会唱”，恶警没办法，不了了之。

洗脑班快结束时，我们趁警察不注意，简短的交流了一下。杨大姐说：“你看它转化得了谁？”我记得杨大姐的话：“别怕它，发正念、背法，一定要修下去，跟师父回家。”

最后几天，我得知杨大姐并不是孤身一人，为了避免亲人遭连累，她不说亲人的名字。她告诉我，她的亲人在某省城，家里条件很好。为了联系，我把我亲人同修的手机号写在纸条上，趁打开水时塞到她的手里……

谁知那一次竟是永别。后来在明慧网的资料中，我才知道她曾经遭受过多么残忍的迫害：二零零一年二月底被荆州市沙市区公安分局一科邪恶头目胡有才、刘居华，伙同街道办主任张某和习某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上千元现金，非法拘禁在沙市区中山公园内一个名叫鹰冠山庄的一间小黑屋内，对她進行刑讯逼供。

在荆州市看守所恶警给她灌食时，用电工用的大螺丝刀把她的门牙撬断了三颗，并用钳子拔牙根，流了很多的血，当场很多犯人都被吓哭了。后来再次将她转移到沙市看守所关押，被姓鲁的所长强制灌食，故意将管子来回抽拉，使她的口鼻出血，流的头脸、衣服上到处都是。这时她已被摧残得只剩下皮包骨，皮肤发乌，身上恶臭，不能站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迫害成这样，荆州沙市区邪恶“六一零”还操纵法院将她枉判四年，强行送進了武汉女子监狱，监禁在狱中的“疯人院”老残一队。

在武汉女子监狱，她拒绝写“三书”，恶警就对她罚站，从四月底一直站到六月底，没日没夜地站，不让睡，不让动，站得她腿脚肿的象紫茄子，小腿肿的与大腿一般粗，以致她分不清东南西北，昏倒在铁门上，头被撞出了一个洞，流了一大滩血。最后站不起来了，恶警樊队长就把她关到严管号，用步步紧的铐子，把她吊到铁门上，要监号里的犯人折磨她，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澡，身上臭气熏天，恶人还有意将铁门来回开关，任由杨先凤的身子随着铁门的开关而反复在地拖来拖去，手上铐铐子的地方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惨不忍睹。

即便如此，杨先凤还是不妥协，恶人彭金秀就把“决裂书”写好，叫六个“包夹”强行将她摁着，把她的大拇指都撅断了，逼她在上面签字，她坚决不从，拼命抗争。最后，狱警丁某竟指使十几“包夹”连推带打，有的坐到她背上，有的坐到膀子上，有的按头，有的扭着她的胳膊，有的用细麻绳把笔捆在她手上强行让她在“决裂书”上签字。

当恶人们放下杨先凤后，她仍拖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到办公室找到恶警，公开声明“三书”是由“包夹”犯人强行捉住她的手所写的，声明全部作废。恶警气急败坏，又把她关進“反省监号”继续迫害，并导致她一度失去记忆。

泪眼婆娑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杨先凤穿着红棉袄、白汗衫的身影，看到她饱经风霜却依然对佛法真理坚定、祥和的那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