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李淑华的自述。

我叫李淑华，佳木斯亚麻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患有十多种疾病、尤其以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增生、胆囊炎最为严重，每次来月经都流血不止，只能打止血针才能止住流血，身体非常虚弱，严重到已经不能工作，只能长期在家休病假，每天生活在痛苦中。九五年十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功，随后不久，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身体一身轻，每天生活在快乐中。

然而这沐浴佛光中的快乐却让当时的中共恶党头目江泽民给打碎了。99年7月20日一场打压下来，我经历了许多我自己都不愿回忆的惨烈迫害。

三次被非法关押　二次生命垂危

2000年6月我与女儿一同进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被拉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我开始绝食反迫害。一个警察问我为什么不吃饭了？我说“不饿”。他说我和政府对抗，拽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第五天，佳木斯西派出所的于所长把我们带回当地，后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

酷刑演示：撞墙

在看守所里，因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太多，晚上睡觉只能立肩睡一个挨一个。因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不断的呕吐、五脏六腑都象火烧一样难受，所以只能在厕所边潮湿的水泥地上趴着，不停的翻滚。到第七天，我出现了生命危险，同屋的人不停的喊“来人哪！快点，人不行了。”狱医来给我做了检查，才不得不将我和女儿释放。事后才知道家人被勒索2000元钱。

2000年10月初，我再一次进京证实大法。在北京天安门我看到遍地都是便衣警察。证实法的法轮功学员有散发传单的、有打橫幅的。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打破了头，鲜血直流，一个个被拽上了警车。有两个警察来到我面前，不由分说，一人拽着我的一个胳膊，面朝天，被拖着跑了几十米，我使劲喊：“法轮大法好！”我的羊毛衫扣被拽开了，背包也拽丢了，我被塞进警车里。警察把我们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分流到平谷县看守所。在体检量血压时我血压高达二百三十五，当晚我被释放了。

回家后，佳木斯亚麻厂保卫科配合永红分局郭维山，来我家骚扰、绑架了我，非法关押进佳木斯看守所。

我开始绝食反迫害。他们强行给我灌食，我的双脚被戴上48斤重的死刑犯戴的脚镣子，锁在地环上，动弹不得。他们七、八个人按住我的头，捏住我的鼻子，胳膊、腿都有人按着，撬开我的嘴。心狠手辣的狱医把手指粗的胶皮管子插进去、再拔出来，整整折磨了我十五分钟。他们把浓盐熬的玉米面粥灌进我的胃里。玉米面粥咸的发苦，我从鼻子、嘴一齐往外喷。我每天都要遭受这样的野蛮灌食，身体非常虚弱，只能同修照顾我。一天我被野蛮灌食完，狱医又拿来手铐把我双手倒背过去铐了一天，我站不住、坐不下，只能趴在地上。同修集体绝食抗议，这才给我打开手铐。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我的身体被迫害得越来越虚弱，生命垂危。一天我昏迷过去，没有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渐渐苏醒过来，听同修说：“过来了。”一看周围围着好多人。到第二十一天，他们不得不将我释放，勒索了我家人210元伙食费。

2001年4月份，亚麻厂保卫科和永红公司郭维山再一次来到我家骚扰我，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录音带等物品。保卫科人员还给我丈夫施加压力，让他看着我，看不住就下岗、开除。我丈夫迫于压力只好搬了出去，两年后抑郁而死。

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2001年5月22日晚，我和一老年同修在佳木斯亚麻厂院里贴真相粘贴，被亚麻厂门卫发现，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潘佳力、公安处王占才勾结永红分局郭维山，把我绑架到永红分局。永红分局石秀文与市610陈万友合谋办案，将我非法关押进佳木斯看守所。

我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呈“大”字形钉在地铺上。几个人按住我的头和手要给我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撬我的嘴，我的牙被他们撬出了血。这时听到外面有喊声，我们被带到走廊，警察骗我们说放我们回家，我们被俩人戴一付脚镣子送进了西格木劳教所。因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被非法劳教2年。

到劳教所，我们被非法搜身。然后被关押在“转化队”。因为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他们又把我弄到严管队。他们几个警察按住我、强行给我灌食插鼻饲。我被灌食的奶粉里加了不明药物，一会的功夫，我的胃肠发烧难受、恶心、呕吐。严管队有监控器，我被24小时监控着，没有人身自由。

2001年9月份我再次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警察和狱医杨大夫给我野蛮灌食。因我不配合，鼻管插到嗓子就打卷，她插不进去，就拔出来，再插、再拔；最后她换了一个看上去放了很久肮脏的粗管子，从我嘴里插，还是插不进去。一下午的功夫，我吐了一床，一地。最后我的头象爆炸似的痛，一碰就痛得更厉害，泪水直流，她们这才停止了对我的迫害。我一宿头痛，睁不开眼睛，坐到天明。

2001年11月份，我又开始绝食反迫害。警察每天都给我野蛮灌食插鼻饲。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她们每次给我灌食时都把录音机放到最大声音。在我绝食第20天时，她们把我双手铐在床上，强行给我输液，吊瓶里加了不明药物，我的双脚浮肿了，她们才停止输液。

在我绝食第40天在时，警察又把我的家人找来，企图用亲情打动我，让我吃饭，我不为所动。恶警于文彬边骂边把我凶狠的按在了地上，我挣扎着、不服从。队长宫春波气得拍桌子大喊：“我在劳教所呆了18年了，没人敢不听我的。不吃饭、后果自负！”任凭她们变换花样，我始终不为所动。

2002年4月份，为了争取合法炼功环境，一天我早起打坐。值班警察王秀荣、祝铁红、李永波还有一个犯人把我双手铐在床上，7天7夜，才把我放下来。

2002年5月份劳教所警察搜号，把我的东西翻个底朝天，被褥扔在地上，搜去了我的经文和100元钱。我绝食抗议，半个月以后她们端来饭菜，食堂的警察蒋佳南伪善的劝我吃饭，说：“看你都瘦成啥样了。”我一回头，看到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正对着我，我一下子跳到地上，使得她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2002年7月份因为劳教所屋里潮湿，很少洗澡，加上空气不流通，我身上长满了疥疮。她们要给我上药，我不同意，几个人强行扒光我的衣服喷药，对我进行人格侮辱。

2002年10月份劳教所警察刁难法轮功学员，坐着不准盘腿，散盘也不行，不准闭眼睛，脸不准朝窗外；同屋的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反迫害。来了好几个警察把不吃饭的法轮功学员铐在床上。我在床上被铐了五天，五天后中队长洪伟把我扯到地上，把我手倒背铐在铁床上，三天三夜不能睡觉。

法轮功学员尹玲被铐在铁床上，昏迷过去了有十多分钟。洪伟找来狱医宋大夫，宋大夫说没有事。后来尹玲肚子痛、长包，也不放，致使尹玲在出劳教所不长时间后被迫害致死。

2002年11月份，劳教所开始用暴力洗脑，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逼天天坐小凳，5个人坐4块地砖上（一块砖30公分）不准超出地砖格，不准说话，不准闭眼睛，两手必须放在膝盖上，看她们放的诬蔑大法的录像洗脑。从早上5点到夜里11点，看到闭眼睛的就加长时间，到1、2点钟。大部份法轮功学员被强行转化。

2002年一整年吃的都是鸡饲料做的发糕，三顿汤，没有一点油。警察时不时的就破口大骂法轮功学员。一天午饭后我双手端着一盆剩菜汤往出走，中队长刘亚东一边骂一边走进屋来。她一脚踢翻了我端的汤盆，一盆汤一点没剩都洒我身上，顺着我头往下流。

2003年3月份，警察强行转化迫害我们剩下的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她们把我们带到对面远离寝室的旧楼。一人拽进一个屋子里，进屋就问“写不写（四书）、不写、铐！”我被警察孙丽敏、李秀锦拽到一个屋里，因我不写四书，她们就用暴力给我上“大背铐”。人坐在地上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倒背铐在铁床上。我顿时痛得身子发抖、冒虚汗、心难受。只一会功夫，胳膊就出血，失去了知觉。然后她们握着我失去了知觉的手在她们写的“转化书”上签字。我挣扎着，但手已失去了知觉。回家后好长一段时间手、小臂都不好使。被强迫转化后的法轮功学员逼迫她们去车间干活，编车坐垫、挑卫生筷子，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活。2003年5月我回到家中。

酷刑演示：“大背铐”

在南岔遭构陷

2009年12月9日我和几个人去南岔办事，在银都宾馆被南岔治安大队警察绑架。警察强行把我拖上警车，绑架到南岔治安大队，一个女警强行搜身、抢去了我的MP3、电子书和三个护身符。南岔公安局610头子王宇辉拽着我的脖领子问我到南岔干什么来了。看我不配合，就恶狠狠地踢我腿。我说“别踢了，对你不好。”他说，“是，我的腿和膝盖也疼。”我说，“你坐吧。”他说“不坐了，你说说你师父吧。”这样我开始讲我师父在国外传法，大法洪传100多个国家，受到各种褒奖等真相。

第二天，南岔公安局局长李学民来了，看着我自语“挺面善的。”紧接着让两个警察把我的手倒背过去铐上。两个警察铐了半天没铐上，把我另一只手也铐在椅子上。第三天南岔治安大队长乔宏涛非法提审我，问我来南岔干什么来了，跟谁接触。我没配合他，只讲我修炼大法受益的情况。晚上警察把我们送进南岔看守所。

第四天佳木斯警察张云龙开车和我的家人来南岔把我们接回佳木斯，家人被勒索了1000元钱才被释放回家。

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只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一个缩影，更多迫害的真相还被掩盖着。奉劝那些警察别再当中共恶党的替罪羊，当最后的大审判来临时只能跟中共恶党一同下地狱。希望我的遭遇能唤醒你们的良知善念，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