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了新生

我叫卢美荣，今年四十三岁，住黑龙江省桦南县。我有两个孩子，家庭和睦，生活富裕。在别人的眼中，我活得很幸福。但我就是不知生活的目标，厌倦生活，总想自寻短见。父亲总怕我死，一直在身边劝我。后来我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心绞痛发作时，药在窗台上，我都自己无法去拿药吃。精神上的空虚加之身体的顽疾，我更是厌世。

一九九八年七月，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拜读了李洪志师尊的书籍后，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我开始积极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欢乐。随着我不断的炼功，我身体的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了。

二、在“转化班”遭受了灭绝人性的折磨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造谣污蔑，一言堂的谎言铺天盖地而来，我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受益者，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在红色恐怖的氛围下，我仍坚定地修炼。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我去见一名法轮功学员时，被北京市通县公安局绑架。这些流氓警察将我随身背的书包，衣兜洗劫一空，将我的衣服拉链全部拽开，内衣兜也翻了出来。当晚他们将我劫持进了“转化班”。

在“转化班”，我见到了几位大约五十多岁的男子，一听他们说话，我就知道他们是做所谓的“转化”，企图用伪善来欺骗我，根本目的是想欺骗我放弃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晚上，好几个人看着我，处长也来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也一夜没睡，一直在看着我。第二天早晨，突然来了好多人，男男女女的，还有好几个警察，抓我的那个警察（姓王）也来了。他们拿来了一个什么单子，让我签字，我拒绝。几个警察象凶神恶煞似的，拽着我，强迫我签字，我拼命地反抗。他们见签不了字，就又蜂拥而上拽着我的手，强行让我按手印，我仍旧拼命的反抗。这时，抓我的那个警察说：“别动她了，不签就不签吧，一会我叫她签。”几个警察这才停了手，不再拽我了。

接着进来了五个女的，中年妇女居多，一进来就把我围住了，说是来做我工作的。她们自称是被“转化”的，她们嘴里散布着歪理邪说。我把眼睛闭上不听她们胡言乱语的。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每天在邪恶恐怖的笼罩下，我的心都绷得紧紧的。看到被“转化”的昔日法轮功学员变成那个样子，我很害怕，我不想活的那么可悲，我不想变成她们那样，我的心理已经承受到了极限，无奈之下，我做出来极端的行动。他们正在忙碌着吃饭时，我奔一个墙角撞去……（注：这样做不符合法轮大法修炼的法理，请法轮功学员不要采取极端的方式反迫害）等我醒来时，一个警察在给我揉头，从此她们不敢离开我半步。

到了第三天，他们用了三辆警车将我劫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隐约看见好象是一个老年公寓。到了那里，白天，有五个被“转化”的人和三个警察强制“转化”我。晚上，有两个警察看着我，不让睡觉。几个警察将我强行地铐到一个木椅上，双手背到后面紧紧的铐到一起。他们竟毫无人性地把我身上穿着的鞋和棉衣全部扒下来，冷冻我，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他们无耻地将我的全身粘满了污蔑法轮功的字条，脑门和鼻子也没放过，也贴上了谩骂法轮功的字条。被他们弄“转化”的人说些邪恶的语言，谩骂法轮功和创始人，我不听，他们拽着我的耳朵让我听。他们恶毒地打我，骂我，用皮鞋狠狠地拍我的头，我感到我整个人和我的心脏都在震颤。他们不仅在肉体上摧残我，在精神上的折磨更让我觉得生不如死。

我一直绝食反迫害，王警察伙同好几个警察迫害我，对我野蛮灌食。他们对我威胁恐吓，随即开始动手，按住我的脑袋，捏住鼻子往嘴里灌食，我吐出来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踩着我的脚，他们对我野蛮灌食好长时间，我的衣服都被弄得湿透了，我感到身心俱疲。

随后的几天，他们用尽了各种整人的招儿，他们的打人的招数使出来，让你见不到外伤，这都是拿法轮功学员做实验积累出的经验。每个器官都有针对此器官的打法，鼻子、眼睛、嘴等，有不同的打法。有一次，他们打我打失手了，将我的鼻子打出了外伤，出了好多血。王警察来了还问：你的鼻子怎么啦？我说：“你叫她们打的。”我依旧绝食反迫害，他们邪恶的招数动摇不了我。

为了“转化”我，他们绞尽了脑汁，使用的办法就是一天几次的暴力。见我不“转化”，那几个被“转化”的人不死心，去找警察商量。第二天，他们找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声音沙哑，她是被流氓警察利用的打手，进来没说上两句话，就劈头盖脸给我一顿毒打，从前我只听说过眼冒金星，今天真正明白了眼冒金星。她们把手铐给我解下来，一拳把我从木椅上打翻在地，拳脚相加，边打边叫嚣：“‘转化’不？‘转化’不？”身体上的巨大痛苦让我已经承受到了极限。我被打得趴在了地上，她们又打又掐，有人边打我的手，边问：“写不写？写不写？”有人上到了我的后背上在乱踩，我在极度痛苦中失去了知觉，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把我弄醒，拽着我的手，企图让我写什么东西。她们把我抬到木椅上，依然拽着被她们挠出血的手， 问：“不写，签字行吧 ？”我摇摇头。那个被利用的妇女打手说：“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没有一个人从这里干干净净走出去的，我就不信你不写 。”她们折磨我好久。

随后的几天，他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折磨着我，我的身上，脸上，头上全部是伤。夜晚把我放在更冷的房间里，背铐在木椅上冷冻，我被冻得瑟瑟发抖。警察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看着我，不让我睡觉。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那几个“转化”了的人又来到我面前，一个姓周的妇女对我说：“我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白的，阿姨‘转化’不了你，阿姨向你保证以后再不打你了，也不打你的法轮功学员了。你已经在凳子上坐了七天七夜，阿姨知道这种方式不好使。”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从“转化”班里逃走没成功，当晚他们将我劫持到北京市通县看守所。

三、在北京市丰台看守所被野蛮灌食

在北京市通县看守所期间，一天，姓王的警察他们来找我谈话，进门就问：“知道我们找你干什么吗？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你认识岳光（化名）吗？”我保持沉默。“我们知道只有你才能找到他，你有他电话吗？”我摇摇头。“有他呼机吗？”我摇摇头。“那好，你没有我这有。”

他拿过来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我一看，真是岳光的呼机号。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心一阵狂跳。“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们找他有事。”我尽量保持平静，但我不敢摇头，我颤栗得联想到我被殴打致昏死的经历。“你打不打？”我回忆着我被打昏的那一刻，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我必须保护法轮功学员岳光。我想你们最多也就是再打死我一次。

“打不打？我告诉你不要自找苦吃。”他们的声音更高了。我坚定地摇摇头，我心里想我决不会让其他人进来和我遭同样的罪。他们说：“你给他打吧，抓他进来，我们就放你出去。”我拒绝。

之后，他到我身边看着我说：“你的案子我一直没交给别人，你知道为啥吗？”我摇摇头。“就你这样的，我不想让别人打死你。”他又说：“岳光有你这样的朋友一定很自豪。我要有你这样的朋友该多好。”“你给我背个经文吧。”我给他背了《法正人间预》，《游岳飞庙》。接着几次提审，他也没有什么可问的，让我给他背经文结束我们的谈话。

大约三月份 ，我和朱文芳等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从通县看守所劫持到北京市丰台看守所。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见面后，被“转化”的人知道自己做错了，马上向警察声明“转化”作废。警察见状又把我和他们分开。

朱文芳被劫持进五号牢房，在那里受到了狱警和犯人的侮辱、打骂，身体和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有的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非法抓捕关押，警察们就唆使犯人将法轮功学员戴上背铐和沉重的脚鐐，强迫他们在监道里行走，不停地行走。法轮功学员的脚被铁鐐磨破了也不让停下来，有的脚流出了血，狱警就叫犯人拽着在监道里继续行走。

我被非法关押在四号牢房。主管四号的狱警叫米晶晶，三十岁左右。我绝食，她叫来了男号的犯人野蛮灌食迫害我，狱警拿来了食盐说：多放些。我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弱女子，怎堪他们的折磨。

那两个犯人身体高大，象个凶神恶煞，一个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拽，他的腿垫在我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掐着我的嘴。另一个犯人一只脚踩在我的肚子上往我嘴里塞小勺，我不张嘴，他们又打又骂 ，掐着我的脸和嘴强行把小勺塞进嘴里，我一直反抗，他们就打我的嘴巴子，嘴里被小勺硌出了大口子。鲜血流了出来，流到我的衣服上，地面上。

酷刑演示：灌食

一个小妹妹不忍心看着他们这么迫害我，马上过来跪在地上给我擦嘴，边擦边说：“你们放过她吧，她已经不行了。”犯人们把我抬到板床上，我已经心力交瘁，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迷迷糊糊只想睡觉。我隐约的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不要睡，阿姨在等你。”我睁开眼睛，看见李阿姨在叫我。（李阿姨是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五十多岁）

此牢房有八个法轮功学员，六个被强迫“转化”的。只有我们俩人很坚定。我看见李阿姨的眼睛已经明显被打得充血，脸呈红紫色。阿姨告诉我：“你被抬去灌食，我的心里不好受。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打我，用鞋底抽我的脸，不管眼睛鼻子就是乱抽，身上被她们掐紫了。”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号，我从丰台看守所被劫持到东城区看守所六号牢房。 一天，号长刑事犯刘雪松看见我的法轮章说：“姐姐，我给你保存起来吧，别让管教看见收去了。”我将法轮章放在她那儿。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要看看法轮章，刘雪松不让，说被管教拿走了。我被她的谎言欺骗了，我流了好多眼泪，似乎心也在滴血，我把事情告诉了号里的所有人，并且和刘发生了争执。

我下定决心要回法轮章。我向别人要了一张纸，没有笔，别人给我找来一种药皮可以写字。我工工整整的给管教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法轮大法在世界洪传，唯有中国在迫害；告诉她法轮功学员为了让被欺骗的世人了解真相，冒着生命危险，被打死，打伤，送入精神病院迫害。今天我们又被判了重刑，告诉她应该选择美好的未来。

第二天，我亲手交给主管六号的管教，她接过去不到五分钟，刘雪松被她叫出去，号里的人也一直为我提着心。不到二十分钟刘某回来了，她乐呵呵的。她叫我去水房，悄悄的把法轮章还给我。我如获至宝，见到分别已久的法轮章忍不住大哭起来，号里所有的人都在为我要回法轮章高兴，我也为一个生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而欣慰，于是我又给那位管教写了一封感谢信。

四、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了凶残的迫害

大约十月份，东城区人民法院非法判我六年徒刑。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在集训监区遭受体罚，不让睡觉

刚到女子监狱，我非法关押在集训监区，我和别的法轮功学员说话，就罚我站着，而且面向墙壁。在集训监区，时常把我们弄到外面冷冻、跑步、走队列、做操、背监规。我们不是犯人，拒绝背监规，就不让睡觉，让法轮功学员在教室坐着，利用犯人监视，直到半夜十二点才让我们回监舍。

一次夜里，不让我们睡觉，我们在一起商量不做操、不走队列、不跑步，大家达到了共识。此刻，正被吕晶华大队长撞上，她把法轮功学员徐家玉劫持到了小号迫害。

监狱的警察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这些披着执法外衣的狱警们，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时，除了侮辱，就是谩骂，甚至罚站、罚蹲。

被二监区大队长杨华毒打，罚蹲

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二监区（三中队），此队是“转化”基地，多数关押着是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队长杨华长得很狰狞，此人毫无人性、邪恶至极，有法轮功学员“反弹”（强迫“转化”后，又从新修炼法轮功）或不屈从监狱管理的，就大打出手，罚站、罚蹲，天天走步，甚至劫持到小号迫害。

我给杨华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不应该参加劳动，我们要求无罪释放。她为此罚我站着，我一直站到晕倒。

十一月三十日，二监区全体法轮功学员不再服从非法的劳役做工。杨唆使犯人曲岩峰殴打法轮功学员王树芝，王树芝被打倒在地上，从里车间被拽到外车间。此时，我在外面车间坐着，看得清楚。我喊：曲岩峰，不许打人。整个车间鸦雀无声，曲停了手。

大队长杨华的安排没有得逞，她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在她的办公室里，杨华把我戴上手铐，发泄了对我积攒已久的私愤，她边打我边说：“上次你写那封信，我就想揍你，下次看到打人还喊不喊？”我说：“法轮功学员无罪，看见打人就喊。”

杨华失去了理智，狠毒地打我，我的脸被打成了青紫色，随即唆使犯人把我拖到车间背铐罚蹲。当晚，另三位法轮功学员都被铐上一起罚蹲到凌晨两点，里面车间有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罚坐小凳至凌晨两点。

酷刑演示：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

毒打、电棍电、雪地里冷冻、不让睡觉、罚蹲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正是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阶段。法轮功学员杨晓林被叫到办公室戴上背铐一顿毒打，随即她被犯人拽到车间，由好几个犯人按在那里罚蹲。大队长杨华、副大队赵希玲疯了似的把我和另三位法轮功学员分别戴上背铐。

杨华坐镇，叫来了防暴大队的恶警，使防暴大队变成了“施暴大队”，狱警、犯人全部拉开打人的阵势。恶警将我们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共计二十五人连拉带拽拖到外面，恶警拽住晓林的头发向下按去，不让她抬头，晓林不服从，恶警一直用拳头狠毒地打她。把我们象押送犯人一样押到男犯人的大门外面进行冷冻。把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拉开一段距离，站那一动不动，谁敢动就拳打脚踢。不让我们戴手套和围巾，警察和犯人把我们的衣服袖子一个个卷起来，手脖子露在外面冷冻；又让犯人拿来剪子给法轮功学员们剪头，剪的短短的到耳朵上面，脖子露在外面冻着，说是“剃鬼头”。

此时正是北方最寒冷的日子，冰天雪地。监狱的地势低，更是寒冷。监狱科长肖林拽着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头发一顿毒打。中午让我们站在原地吃一点点饭，晚上太阳落山才让我们回监舍，晚饭只给半个馒头半勺汤。晚上罚我们坐在小凳上不让睡觉。由犯人换班看着，警察也不断的在查岗，法轮功学员困了，犯人就往法轮功学员脖子里浇凉水。

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日，让我们出去跑步，法轮功学员们边跑边挨打。警察们都拿着电棍，犯人也都被唆使充当打手。一个又高又胖犯人，拿着裁剪车间排布用的竹竿子站在中间，抡着竹竿疯了似的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身上被打青了，被打紫了，竹竿子都打飞了。

防暴大队的恶警更是对法轮功学员拳脚相加，用电棍不断的电法轮功学员们。 一位刘姓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折磨的昏迷过去，倒在了地上。警察们仍不住手，不停的拳打脚踢。

我们被犯人和警察拖到大雪堆上，按在上面趴着，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张丽的脖子和手都被电坏了，雪被我们的体温融化了，我们的衣服也湿透了。

法轮功学员曲杰（已迫害致死）快六十岁的老人跑不动，警察无理的要求她喊报告，老人经不起折磨喊了报告，警察还说；大声喊。老人怎能经得起如此风暴，精神的压力与肉体的摧残使她病倒了。法轮功学员于秀兰的十个手指全被冻黑。

酷刑演示：冷冻

迫害持续到第六天时，杨华唆使好几个犯人把我和刘洪霞，张丽，付桂春等六人的棉衣扒掉，拉到外面冷冻。王雁被道长扒的只剩下线衣，线裤。白天在外面冻着，晚上回来又把我们送进一个寒冷的方厅，由犯人按着罚蹲。犯人把门开个缝，寒风夹杂着雪花顺着门缝吹进方厅。还有的犯人把法轮功学员拉到门外，用绳子绑在门的拉手上，在外面站着受冻，这次惨绝人寰的迫害持续了十多天。

酷刑演示：浇冷水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杨华把我们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调到别的监区，我们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监狱伙房。

二零零四年六月下旬，我们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三监区。七天后，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从三监区劫持到七监区。

恶警唆使犯人毒打

该监区有法轮功学员四十人左右，白天到车间坐着。有的法轮功学员也跟着犯人出奴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不干活的大约三十多人就围着一个大案子面对面的坐着，有四个犯人看着我们。我们在一起背法轮功经文，发正念的时候不让我们闭眼睛。为了有一个发正念的环境，我只好下定决心从我做起。到发正念的时间了，我默默闭上眼睛，渐渐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也配合了。四个犯人开始对我们大打出手，拽着我们乱推乱撞。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拽到办公室，大队长警告：如果再闭眼睛，马上戴上手铐。

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邪恶，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丝毫不畏惧。每到发正念的时间我都静静地闭上眼睛，还有两位法轮功学员都在默默地配合，这场正邪大战一直持续着。狱警们也在车间的角落里观察着，犯人变得更加残暴。我们纯正的心态感动着每一个法轮功学员，敢闭上眼睛发正念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断地增加着。

我们闭上眼睛发正念，狱警就骚扰我们，有的扒我们的眼睛，一个大队长总是拽我们的头发。无论什么样的骚扰在法轮功学员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一天狱长来车间检查工作，大队长告诉我们：“狱长来时不许闭眼睛。”我们不被她的话动摇。狱长走后，不长时间我们被调回监舍，从此我们不再和犯人一起出工。我们七个人在一个监舍里，由三个犯人监视。

清晨或夜里我们起来炼功，警察就唆使犯人对我们严加看管，我们继续坚持每天起来炼功，值夜岗的犯人就进来拽，推。警察还采用“株连制”，挑起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只要我们炼功，她们就让组里的“五连保”（由法轮功学员和刑事犯共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称之为“五连保”）全体起立陪着，有时还把我们拽到外面走廊里。

警察又把我从三楼调到了二楼。二楼没有法轮功学员炼功，我仍旧天天起来，值夜岗的犯人不让我炼功，就来拽我，天天拿着笤帚看着我。 她看着我每天要起来的时候，她就马上吃上救心丸，然后再来骚扰我。

再说犯人薛某（打伤法轮功学员致其死亡的罪犯）极其邪恶，和我住在同一个监舍。一天早晨我正在床上打坐，她叫了几个犯人把我从二层床上拽下来，一直拽到监栏门口，正好对着监控器。我继续盘腿打坐，她又把我拽到水房门口。

一天队长找我谈话，大队长也在。我说；薛××敢如此对待我，就是你们唆使的，她敢如此嚣张，都是你们给她做后盾。另一狱警也找我谈了话，我把事情的经过和她说了，而且还让她看了被薛××拽脏的线衣线裤。

组长命令全组犯人看着我，不让炼功，她告诉全组犯人：谁看见她起来炼功就叫她。每天她都大喊大叫，只要二楼有大吵大叫的，就一定是她。我警告她：“你是犯人，你没权利管我。”她说；“我让大队长告诉你，我有权利管你行吗？”我正告她：“谁都不好使，因为我不是犯人。”

因为组长一次次告状， 狱警只好找我谈话。狱警问：“××为什么总告你状？你干什么了？”我就直接说了：“我炼功了。”“她总是告你状，你生她气吗？”我摇摇头说：“我能理解她，我每天起来炼功，她怕监控室看见扣她的分，她是犯人需要分来减刑。再说，她也怕你知道了骂她。”

被吊铐

大约是二零零五年三月份，法轮功学员管凤兰晚上看经文时，被犯人抢走。为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六名法轮功学员脱下了本来就不应该穿在身上的囚服。同时我给大队长写了一封信：要求无罪释放监狱所有法轮功学员，还法轮功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

大队长（此人现已变好，我想就不提她名字了）命令监道长等七八个犯人把我强行套上囚服，用铐子吊在二层床上，双手铐在上床的栏杆上。另两位被铐在水房里，双手背在后面铐在水管子上面。还有三位分别吊在各监舍的二层床上。每个监舍吊一人，从车间调回刑事犯轮流看着我们，每天只让我们吃一顿饭，晚上给我们戴上背铐让我们在水泥地上睡觉。

酷刑演示：吊铐

我们被吊到第四天中午，二楼监舍所有犯人在狱警的指挥下，上到三楼强行把我抬回监舍。

被剥夺接见权利

女子监狱有一个邪恶的规定：不喊报告（报告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是犯人，服从监狱管理）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许接见家人。我拒绝喊报告，几年来都不能接见家人，家人承受的痛苦也是极大的，并且警察还在其中挑拨是非对着来接见的家人说：她不要你了，只要法轮功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份，我的丈夫承受不住这种离别之苦，领着法院和县政府的人来监狱和我离婚。我执意不离，法院那人问我：如果离了呢？（他在暗示我，这是可以判决离婚的）我回答：“我离婚就是共产邪党的迫害造成的。”那人说：“好吧，这句话我给你写到离婚书上。”

二零零五年八月份，离婚书已经寄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警察找我签字。我说“共产邪党的迫害我是不承认的，我不会签这个字的。”

在十三监区被毒打、谩骂、体罚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大队长派了六个犯人将我抬到十三监区，也就是攻坚大队。此监区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恶警和刑事犯用各种毒辣的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我被抬到一个监室，此监室的组长叫徐红，她是这个屋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谋，她自称“转化”率最高。此监室有九人，其中一个叫花花，是被强行“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她现在充当帮凶。花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被非法判刑十一年，丈夫也进了监狱，为了早日回家照顾孩子，只好说了假话。

她们先来软的招数，一次次找来被“转化”的学员与我谈话。她们强迫我看录像，又找来犹大做帮凶，她们那一套歪理邪说我不认可，她们嘲笑、讽刺、打击我。组长问我：“那录像演的你能看懂吗？”我说：“能，那都是中共编造出来的，假的。”徐红生气狠狠地瞪着眼睛。

第二天，她们狠毒丑恶的嘴脸露出来了，她们侮辱，谩骂我。强迫我坐小凳，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命令犯人按住我的手放在膝盖上。我把她按在膝盖上的手拽了出来，她按不住我，就对我动起手来，我站起来正告她：“你是犯人，你没权利管我。”她们虽然没有按住我的手，但是每天强迫我坐小凳，很晚才让睡觉。她满嘴污言秽语，还说要把我的肉割出大口子然后撒上咸盐。

酷刑演示：码坐

包组狱警二十多岁，表面文静内心凶狠，和犯人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学员。采用其手段就是威胁、恐吓、谩骂再加体罚。一天她让组长强迫我坐了半宿小凳后，深夜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装作善良的样子问：“怎么样是不是很累了，我也真的心疼你，快写了吧，就能上床休息了。”然后让犯人拿来了笔和纸，她拿着笔想要塞到我的手里，我马上把手背到后面。她立刻半跪在我的面前，装作亲近的样子，说着哄骗小孩的话语，拽我快写。我告诉她：“我决不会在这里留下违背法轮大法的只言片语。”她看我坚决果断，立刻凶相毕露，告诉组长使出最狠的招数，只要“转化”，出现的一切后果她全全负责。

副大队贾文君（地地道道的流氓狱警，采用暴力和体罚迫害法轮功学员。）阴沉着脸不是好眼的看着我，指桑骂槐。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使我身心俱疲，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

不久，原劳改局的副局长邹贤宝为首，带领一些各个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恶警，来黑龙江女子监狱宣扬他们 “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经验与整人的手段。我们几个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他们“转化”的对象。几个恶警一伙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开始围攻我的是黄姓为首的中年男子，这一伙三个人，坐下来围攻我一会，便离去了。又来一伙交流一会又离去。最后一个是姓龙的恶警，他带领两个恶警，其中一人是哈尔滨戒毒所的女恶警。他们几人勾结在一起，姓龙的恶警讲累了，其他恶警接着讲。他根据人的心理分步骤进行强行“转化”。第一天讲完后，让我思考问题。我的回答，没有让他满意，他便对我大喊。第二天还讲，我不听他的，他就利用犯人给我施加压力。（好多法轮功学员在压力下承受不住妥协了）第三天我还不妥协的，他再施加更大压力。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摧残，让我承受到了极限。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受着邪恶的刺激，喘息都很困难，分分秒秒都在巨大恐怖氛围下煎熬。

数天后，恶警们各种邪恶流氓的手段用尽了，我仍旧坚定信仰，抵制所谓的“转化”。姓龙的恶警就穷凶极恶地侮辱和谩骂法轮功和创始人，我警告他，我出去一定给他上网曝光他的恶行。

后来我们八个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被一起转到三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