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如芬，女，今年四十六岁，在武汉新洲区一中任教，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人，勤勤恳恳教书育人，是学生和家长爱戴的好老师， 十几年来，却遭中共指使的校领导、警察等不法人员一而再，再而三的绑架。蔡如芬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另外还被关洗脑班、看守所等，在十年里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几经生死。

下面是蔡如芬在此前写出的自述。

一、勤恳教学育人 中共迫害被迫离开讲台

一九八八年，我毕业于湖北大学地理系，同年分配进新洲一中。刚进校，吕校长就给我们同时分配来的八位新老师开了一个会，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都严格地对照。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学年度我担任全校高二年级的地理教学，在学校领导、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这一年度的工作、教学各方面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学生的认可，学期结束后有五位老师调离了学校，其中就有三位新老师，我幸运地留下来了。那时一中考查老师不是说第一年留下来了就永远地留下来了，干得不好第二年、第三年、……都有调离的可能。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学年度我担任全校高一年级的地理教学。一次武汉市教研室来听课，头天通知第二天来听，我准备了课，上午区教研室的老师问讲什么内容，我不是按教材的顺序准备的，我是按由易到难的顺序来讲的，我认为这样学生易懂，易掌握。区教研室的老师要我按教材的顺序来讲，我马上调整，下午讲完课，市、区、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评价很好。因为这部份内容是教材中难度很大、老师很难讲清、学生很难听懂、而高考中又经常出现、变化多端的部份，我很轻松地讲完了，学生听懂了，明白了，练习题会做了。

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学年度我担任全校高二年级的地理教学，这一年高考改革，实行会考制度，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必须参加九门课程的会考，有两门会考不及格，就不能参加高考，所以当时会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制约着高考。一种新的考试制度，只知道会考比高考要求低，怎么为低？低多少？不识水性，不知深浅，当时那个压力也是很大的，真是不亚于高考，地理作为第一个参加会考的科目，压力更大，我想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让学生因为第一科会考失败而失去了锐气，而且全校的师生都看着我，因为整个年级的地理是我一人带的。当时的会考考场和高考一样严格，记得当时考完时，王校长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绝大部份能及格，王校长又急切地问：不能保证全部及格吗？是啊，只有全及格，才对高考不造成影响，哪怕有一个不及格，那不及格的这个学生就要补考。等分数出来后，我校绝大部份学生都是八、九十多分的全市高分，六、七十多分的很少，我总算松了口气。

从一九九三年起高考不考地理，会考也不重视，一九九四年度我担任两个实验班（奥赛班）的地理教学及二班的班主任，一九九五年之后为了治病我去了北京（因为前夫在北京工作），中途回顾新洲一年教地理课。在北京期间，我了解到北京的一些中学多媒体教学比较普及，认为是将来教学的趋势，所以就自学了有关电脑的知识。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由于前夫闹离婚，我回新洲了，那时学校正缺信息技术老师，王书记就叫我教信息技术，那时电脑普及率很低，很多老师都不懂电脑，很多学生连看都没看过电脑，学生很听话，上课时聚精会神，也许是新奇的原故吧！操作时叫按什么键就按什么，不乱动，看着他们笨拙又好奇的样子很可爱，在北京一段时间的熏陶，普通话也比较纯正，他们也爱听我讲话。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打压法轮功正式开始了，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讲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学生……

如今，望着昔日的教室，看着单纯可爱的学生，多么希望能重返讲台，看着年轻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多么羡慕他们。

二、因病得遇法轮大法

结婚后，我得了一种妇科病，子宫经常大出血。每次来月经血流不止，几次上课时，流在讲台上，而且持续时间长，流得我头晕眼花，心虚发慌，脸色蜡黄，身体衰弱。为了治病我去武汉、北京的大医院，大城市的名医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又去找中医，吃了很多中药也不行，万般无奈中在一朋友的介绍下我无可奈何的练起了气功，一练气功，身体的变化使我对气功刮目相看。但我不明白气功为什么能治病？怎么治的病？可为了治病，我练了多种气功，身体却越来越糟，我觉得仅仅练气功可能还不行。我又去看西医，西医不行，我又转中医，中医也不行，我就中、西、气功同时治。钱花了不少不说，身体却越来越糟。一次大出血时，我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休克过去了，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我的身体已极度的虚弱，晚上睡觉总是出虚汗，冬天在很高温度的暖气屋里盖上两层厚棉被还觉得冷，喝药喝的已经喝不进去，喝了就马上吐出来（当时我那个屋里啊满屋子中药味），吃饭没有胃口，做事没有劲，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我对中医、西医、气功都失去信心了，谁也救不了我，没有什么能救得了我，就等着生命在这样的大出血中耗尽。那时就想：什么最幸福？身体健康最幸福！我愿用我的一切换回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清华大学从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人的介绍中知道有法轮功，我就强行向这个陌生人要《中国法轮功》（修订本）看，他不给，说他只有这一本，我说我只看看目录就还你，他答应了。当我看到书中写的“心性多高功多高”时我觉得说的非常好，我很认同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练气功是和心性连在一起的（当时也不懂心性是什么，但心想应该是和道德有关系的吧），仅仅做几个动作怎么能治病呢？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在做体操，为什么我们照样得病呢？仅仅做动作是不行的，动作是外在的形式，而真正内在的东西是心性，只有心性提高了那几个动作才起作用的。我觉得法轮功这个师父和别的气功师讲的不一样，一下子就把气功的实质说出来了，而别的气功师都是讲怎么意念啊，怎么呼吸啊，怎么观想啊，脉怎么走啊，经络怎么打通啊，怎么样去给人治病啊，炼功时怎么惚兮恍兮啊，根本不讲心性的问题，我觉得法轮功的师父讲得好，讲得正，我当时就想要学这个功法。

听这个陌生人说师父要到清华大学来讲课，我就留心着，我没有碰到师父，但我看到了清华大学要办法轮功学习班的广告，第一条就是不收学费，义务教功，在当时学气功哪有不交学费的，很多气功师就是为了赚钱，就是听一个气功讲座，还要交几十元，百来元的，这还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不交学费的。

由于身体虚弱，我前夫就用车子把我推到清华大学，第一天听课就迟到了，一进课堂，看到里面坐得满满的，静静的，正在放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我们就在后边靠墙站着，一会儿来了个小伙子，给我们搬个椅子在过道中间，要我们在中间坐着看，在修炼人群中用现在的心性标准看这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我很感动，因为社会上的人很自私，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冷漠，谁关心谁呀！既不收费，又对我们服务周到，当时真是很难得呀！我就感到这是个一不般的人群。第一堂课我就觉得师父讲的东西都是我在这一生中没学过的东西，而且讲的很实在。听完课，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召集新学员学炼功动作，他认真细致，耐心负责，我当时就想：怎么这么好的小伙子呀！

听完课回家，晚上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觉的热的不行，被子也盖不住了，出了一身热汗，真象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我从来都是出冷汗的，那次出一身热汗，我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觉的自己从此壮实了，不会死了，我这个对人生、对生命已经绝望的人又充满了对生的希望。这希望是李洪志先生给我的，是法轮功给我的，太神奇了，我觉的这不是一般的功法。

我开始读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我在练其它气功时的许多疑惑，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书，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是一本修炼的书，书中解答了我在人生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明白了一个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记者问草原上的一个放牛娃，问：你这么小不上学放牛干什么？答：挣钱。问：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问：娶媳妇干什么？答：生娃子。问：生娃子干什么？答：放牛。在放牛娃的眼里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循环，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记者看来，他可能觉得学点文化技术、搞科研人生，才更有价值。我是学地理的，我比较关注史前文化，也就是史前文明，在地球上遗留下许许多多的史前文明，玛雅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如果人生意义在于推动人类科技不断发展，在于丰富人类的物质财富，那么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要毁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曾经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人生，从何处来？人死，到何处去？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这个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很多人在得不到解答之后，在生活的忙碌中，在名利情的追逐中渐渐地淡忘了。

三、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

学炼法轮功以后，我的心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身体而言，炼法轮功第三天后，我就把所有的中药、西药、其它的气功书全部扔了，到现在十几年了没有吃过药，打过针。从小我就有一种头晕病，每天到上午第三、四节课头就开始发晕，课听不进去，作业也做不了，中西药都喝了很多，也不见好。后来喝一种西药，头不晕，但变成了头痛，每天上午第一、二节课头痛，真是治好一病又产生一病，没有办法我就不管它了，它就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生命中一种苦的因素，它让我觉的人生苦啊！后来由于学习的紧张，高考的压力，我又得了失眠症，我更觉的生活中苦多甜少。上高中时住读，当时整个社会都比较穷，特别是我的家乡较穷，吃不饱饭是多数，在学校劳动时我们偷偷的吃萝卜充饥，并把萝卜偷偷带回寝室，晚自习以后偷偷吃。那时是冬天，吃的人很冷啊，从此以后我腹部、背部就怕受凉，吃药也治不好。修大法以后，这些伴随我的使我痛苦的疾病不治而愈，我也没有想去治它们，它们就自然的消失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

以前和别人发生了矛盾，总是找别人的不对，埋怨别人，记恨别人，心胸狭窄。读了《转法轮》并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知道了出现了问题、矛盾首先向内找，找自己的错误、不足，宽容、谅解别人的错误，做事先为别人着想。

修炼后我放下了追求名利的心，改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行为。比如：以前身体不好，就利用给自己报药费的机会，夹带着把母亲、弟妹们的药费也报了，这就是侵占学校的利益，损公肥私。修炼后十几年，我没有去过医院，没有吃过药，没有打过针，也没有报过一分钱的药费。

我一直工作认真负责，但基点不一样，以前是想我要备好课，我要讲好课，我要上好课，我带的班要考得怎么样，我要评上一个什么职称，总是“我”字当头。修炼后想的是学生听懂了吗？学生学的怎么样？学生的情绪怎么样？考试中学生的成绩怎么样？该掌握的知识都掌握了没有？做事为别人着想。

其实每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在要求自己的心性提高，这对人类道德的提升，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好的推动作用。我记得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前我国媒体对法轮功的正面报道很多。我在北京时看到《大连日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四条路，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

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害法轮功以前，我们都知道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调查结果向中国国家体委作了汇报，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一九九九年二月刊登了国家体委官员对于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和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高度评价。

四、中共迫害 历经六年非法关押和折磨

1.为法轮功上访 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份，听了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的报道，我简直懵了，怎么搞的？我们师父不是电视中所说的那样啊！法轮功也不是电视里所说的那样！比如：说炼法轮功不让人看病，是中央电视台从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的录像中截取片断，删去上下文，断章取义地理解，其实你联系上下文看，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炼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他说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还有很多不实的不公正的报道就不举例子了。

我曾看过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而且是经常看，对师父讲的法都了解，当时我想可能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吧，我作为在法轮功中修炼受益的实践者，我应该去说明情况，而且我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法轮功给的，我更应该知道知恩图报。如果不去说明真实情况，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正的说成是邪的，把好的说成是坏的，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带着对政府的信任，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然而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那里的工作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便衣警察，结果我被铐着带回了新洲。我被铐回新洲党校办的“学习班”（洗脑班），被限制人身、行动、说话、吃饭、上厕所的自由，被要求写“不炼功的保证”，被要求听工作人员的洗脑，都是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不实不公正的报道的那一套，我向所有对做工作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2.亲人受压力 在恶党因素的控制下 对我大打出手

一天，我的妈妈、哥哥、弟弟来看我，一看到我就大吼大叫，大打出手，三人一起上阵，拳脚交加。我的头发被他们扯掉一绺，脸被他们抓出血，衣服被他们扯乱，不让我说半句话，简直不可理喻。上学时，我是家里的唯一的大学生，那个年代也使家里荣耀了一阵子，家人也一直看重我，尊重我，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从小到大，我妈妈从没打过我，但那天一见面就如同遇到了仇敌一样。

这仇恨从何而来？他们都知道我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中共迫害前也不反对我炼。原来，这里的不法人员告诉他们：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不让上班，单位和单位领导都要受处分，子女不准上大学，子女参加工作也要受到限制。再不写就长期关押，然后送看守所，再不写就开除工作。继续作对就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家人亲戚都要受打击。我的家人听了这些，为了让我写“保证”，几次对我动手。我完全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父子相残，夫妻相斗，家人要划清界线。

后来学校黄校长及其他领导和同事们都去看我，劝我写个回校上班。可是我炼法轮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才炼的，也不是仅仅有感性认识才炼的，李洪志先生在讲法时是结合着现代科学和现代人体科学讲宇宙的真理，讲出的道理，让人折服，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在对真善忍的实践中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对人生、对宇宙有了真正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修炼法轮功是理性的，是实践的升华。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打压呢？为什么让我陷入这种困境 ？

如果我不写“保证”，不仅我自己要有更多的麻烦，学校领导同事、亲戚亲人都要受到牵连，这个不合理的“连坐制”，这几年来使我背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在中共的迫害下，学校领导同事名誉经济都受损，教育局也受牵连，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想到这些，内心总是感到不是滋味，要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信仰，单位的领导同事、家里的亲人就要受牵连，就得使他们眼前的利益受损；如果为他们的眼前利益着想，就得违心地放弃真理，放弃信仰，那我活着为什么？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让自己这样活着那就是放弃自己的道德标准，最终一步一步地堕落走向毁灭。

那么，是谁劝我写的，是谁逼我写的，谁造成我堕落的，都将承担造成我堕落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我违心地写了保证，不仅对我自己不好，对劝我写的人、逼我写的人都不好。不！这不是我所要！这不是我的选择！为对我自己负责，为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负责，我不能写这个保证。

3.武汉第一看守所遭受“反铐”迫害

我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不让我炼功。我在监室炼功，警察把我吊铐在铁窗上，仅仅脚尖踮铺板，双手铐在手铐里，时间一长全身大部份的重量落在铐子上，铐子勒进肉里，特别难受，长时间象这样吊着，我真是忍受到了极点。不准上厕所，也不放下来吃饭，晚上又冷，窗户开着，饥寒疼乏困交迫。同室的犯人对警察说：让她说不炼，就把她放下吧。警察说，她是个老师，要写保证不炼功才放。我心里想我不会说的，更不会写的。

酷刑演示：吊铐

后来，我再也坚持不了了，感到快要到绝境了，但我心底里就是死也不想说不炼了，我想再怎么难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炼了，就这么一念，一下子就不难受了，身子好象变得很大，坐在桌子边，双臂搁在桌子上，很舒服。不修炼的人听了会很惊奇，真正修炼的人时刻会感到大法师父的帮助，就象愚公移山。后来那个警察把我吊三十多个小时后，改为站着铐在铁门上，腿肿得粗壮粗壮的，第三天才给我解铐。

警察第二次发现我炼功时，把我反铐在铁窗上，几天后解下，但仍反铐着双手，只是人可以走动了。我要求那个警察解铐，警察却说你写保证不炼功我就解铐，我一直不写，这样那个警察就一直把我铐到送劳教的前夕，才给我解铐，我这样被反铐长达两个多月。

这期间我不能正常的睡觉，不能仰卧，只能侧着或趴着，夏天蚊子咬的难受，也没有办法挠痒，吃饭需别人喂，上厕所也是别人帮忙。后来恶警见有人帮我，折磨不到我，就给我换监号，到新的监号人混熟了，又换，我一共换了四个监号。我在哪个监号就不准那个监号放风，让其犯人们恨我，目的是逼我写“保证”。被反铐的两个多月期间，我经历了由春季到夏季的过渡，因为带着铐子衣服脱不下来，棉袄在身上穿了很久，别人都穿衬衣时，我还穿着棉袄，汗水一次次的打湿了内衣，更难受的是由闷热引起的心理烦躁好象随时就要魔性大发，我一遍遍的背着法轮大法的经文抑制着，强忍着。

如果说在党校逼写“保证”被逼的精神要崩溃，那么在看守所就是烦躁、难受、孤独无奈的要疯了。大约十二平方米的监号，关着十来个犯人，多时达十二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各种气味混杂，有时让人难以忍受。整天看不到太阳，也不知道时间，每天的饭车就是上午、下午、晚上的分界。没有新闻，也没有外界的任何消息，也见不到外面的任何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突然被长期关押在这样一个黑暗、封闭、人声嘈杂、气味难闻、没有自由、闷热难受、心灵孤寂的环境里心里好想找点事发泄，我想起了那个犯毒瘾的人，我不能象她那个样子，我是个修炼的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不停地背诵“真善忍”和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用意志和毅力控制着我内心的魔性，就象制服那个犯毒瘾的人。渐渐地，我的内心平静了，不再烦躁难受，不再孤独无助。我真的理解那些犯人们为什么要无聊的大喊大叫，为一点小事就打架斗殴，说一些低级趣味的话。如果不是师父和大法，我也要象她们一样沉沦了，那个环境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我感谢师父和大法对我的救度，使我度过了这段难耐的时间，消除了我思想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我理解了《西游记》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怎样炼成的。

在这期间，一个好心的警察利用工作之便，给我解开铐子，让我洗了一次澡，然后又给我铐上，因为不是她经手铐的，她不能解。虽然解铐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却极大地缓解了我的痛苦，让我在那种痛苦中得以喘息。感谢这位正义善良的警察，在当时那种黑云压顶的环境下，敢于这样做。我祝福她永远平安幸福！

我也得到了很多好心犯人们的帮助，一位犯人老乡给我洗脚，擦身子；两位年轻犯人给我喂饭，帮我上厕所，一些好心犯人掩护我炼功，不让警察看到。

虽然我双手被反铐，但双腿不用手搬就可以盘起来打坐，只要我盘起腿，进入炼功状态，我就感到我的双手不是在后面，而是在前面结着印，我思想里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这个身体的双手是被铐着的，可就是感觉不到是在后面铐着，而是在前面结着印（结印是法轮功中炼功的动作），非常美妙。

4.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在何湾劳教所遭包夹、蚊虫咬、洗脑迫害

在何湾劳教所，恶警为了迫害我，把我关在一间房子里，窗户紧闭，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两个包夹（所谓包夹就是警察指派的二十四小时限制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就是犯人们戏称的法轮功的“贴身护卫”）轮班看守我。

每天在全队人早上六点起床之前，要洗漱完毕开始奴役劳动，到晚上全队的人都休息了，十二点以后，我才能去洗漱休息。所以，每天除包夹外，看不到任何人。包夹不断的逼我写检讨，先是所谓的好言相劝，再就是厉声训斥、挖苦讽刺、体罚等。奴役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增长，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缩短，到后来每天只让我睡四个小时，最短的时候只让我睡二个小时。不准打瞌睡，确实困得不行了，打瞌睡，马上被推醒，还要挨骂，还要扣分，每天劳动将近二十个小时，可这样，我也完不成奴役劳动任务，每天我都感到特别特别的累。我是农村长大的，所有的农活我都干，有生以来也没有这样感觉到劳动累，好象要累死似的。

武汉那么热的夏天，他们用电扇，不准我靠近，何湾本来蚊子就多，还要我睡在阴暗蚊子集聚多的墙角，别说闷热，就是蚊子咬的都无法入睡，我每天晚上总是被咬的一身包，可到第二天白天，就全好了，也不痒，也不难受。要是不炼功的人可能会发炎感染，我知道这又是奇迹。我睡觉的床就是把劳动用的两块木板在地上一拼就是，到第二天，又用来当劳动工具。我总是感觉饿，每餐只有二两饭，由包夹送，高兴时给我多打点，不高兴时连二两饭也没有。那些劳教人员说我是一根筋、傻子，何必受这种苦。可是她们哪里知道修炼人的心态呢？

在何湾劳教所，一天，警察把我们集中起来看电视，原来是天安门发生了“自焚”事件，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看完后，警察要我们谈自己的看法，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当时谈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几点：1）、法轮功是不准杀生的，自杀也是有罪的，2）、那个“自焚”的王进东喊的口号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话语，3）、王进东严重烧伤，衣服都烧破了，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头发却没有烧，4）、警察单手提着灭火毯站在王进东身后，专等王进东呼完口号，才将灭火毯展开盖在他头上；而王进东在呼口号时，他身上的火焰已经熄灭，没有火焰而盖上灭火毯。

5.刚从何湾劳教所回家 又被劫持到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我从何湾劳教所回来。四月三十日下午，学校体育老师蔡毅到我家来，没说有什么事，因为都姓蔡，以前我们就以家门相称，我以为他来玩，就陪他拉家常，他显得很热情，很亲切。过了一会儿，黄校长带了保安和一些人来了，说是要把我送到刘集去“学习”（即洗脑）。我问为什么？黄校长说这是上级的安排，我说我刚从劳教所回来，人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我又没犯什么法，要我去那儿干什么？我不去。蔡毅马上变脸恶狠狠地说：“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很吃惊，人变起来怎么这么快？这是我认识的蔡毅吗？这是平时总叫我“家门”、“家门”的那个蔡毅吗？在我家里我走到哪，保安跟到哪，后来他们动起手，拉的拉，推的推，搡的搡，我把门紧紧的抠住，他们把我的手掰开，我又把楼道的栏杆死死地拉住，他们又把我的手掰开。我被他们几个男人连拉带推的拖着走，就问黄校长：你们到底要干什么？黄校长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上级下达的任务，要送你去刘集‘学习’几天，收假我去接你回来上班，”我说：“我好好的，又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不去。”校长说：“上级是怕你们又去北京，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就配合一下吧，收假我接你回来上班。”李韧把我送到刘集就走了。

到了刘集，看到区政法委、“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区公安局等单位的很多人集中在那里才知道，这次区里拟定要抓十八个法轮功学员，但当时只送了两个人去了，另一个人是双柳一学校老师。很多单位的领导凭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没有把自己的人送去，找对策应付过去了。经历这次后黄校长再也没有把我往哪儿送。

在刘集洗脑班，有帮教、公安局人员、六一零人员、区政法人员、还有打杂的人员。每餐吃饭就有几桌人，而被他们“教育”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每天三班倒、换班监守着我们，还有帮教随时陪着。晚上睡觉，用两道锁把我锁住，连帮教也被锁在第一道门里。

我绝食绝水三天，三天内粒米未进，滴水未喝，第三天的晚上，学校领导听说我绝食去看我，我碍于情面，在领导们的一再劝说下，吃了一点香蕉。第四天，黄校长亲自去接我上班，可他们却不放人，黄校长一下子傻眼了。后来王书记也去了，可他们还是不放，要我写“保证”才放，我不写，也不在别人写好了的保证上签字，因为对自己负责，对所有的人负责我不能写。后来听说教育局出面了，可他们还是不放人，还扬言：再不写，就又送劳教。这些人说得出，就做得出，瞅个机会我就走脱了。

6.被迫流亡

我走后，刘集洗脑班那些人找过了我所有的亲戚和亲人，要他们交出我，岂有此理？我是从刘集洗脑班出走的，应该是我家人找刘集洗脑班要人了，刘集洗脑班反过来找我家人要人。学校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抓我，我也不敢回学校，坐牢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尝得起的。我心里难过极了，到处躲藏，手里又没有钱，有家不能归，有班不能上，过着流浪逃亡的生活。

7.被非法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 遭残忍灌食

我走投无路，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用横幅打出了我的心声，身上被警察打得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后被转辗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的第一天就开始绝食，第二天被拉出去灌食，几个狱医和几个警察把我按在一张床上，粗暴的灌食，差点把我憋过气去。由于头一天灌死了一个大法弟子，所以第二天就把我拉到北京红十字急救中心去灌食，用脚镣铐着一只手一只脚，脚镣比我当时的体重都重。在那里的灌食方式虽然先进，可是这种方式更能折磨人，警察更为粗暴，因为出了什么事他没有责任。

酷刑演示：灌食（绘画）

我被固定在床上，双手用铐子铐在床头，双脚用铁镣子锁在床的另一头，身子想扭动一下很难。灌食时，用一根粗橡皮管从鼻孔往里插，通过喉咙进入食道，再到胃部。第一次我拒绝灌食，他们就一个人按住我的头，两个人压住我的两个手臂，两个人压住我的两条腿，一个人按住我的身体，护士们给插管，橡皮管插入鼻孔里很难受，插不进去，就在里面转动，转动的滋味更难受。我不配合他们，使尽全身力气想动，可就是被他们压的动弹不得，我就心里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让她们插不进去，我自己也用意念把管子往外面顶，结果她们已插进去的一大截管子从鼻孔里喷出来，还发出一大声响声，这些恶警见到这种状态先是一惊，后来就哈哈大笑。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此时的痛苦吗？护士们在插的过程中，我真的很难受，这从表情中也可以看的出来，可这些警察们可能是看法轮功学员被这样野蛮灌食看多了，已经对我们的痛苦麻木了，还觉的好玩好笑，不觉得那完全是一个人在受刑，好象是在观赏动物表演一样轻松好笑。护士们插了好半天，就是插不进去，几次都是插进去，喷出来，插进去，喷出来，就说：这个人插不进去了，她灌不了食了。可这些警察不放过我，他们亲自动起手来。我仍然不配合他们，一恶警就打了我几个耳光，把我打的晕头晕脑，我的意识就随着头脑的眩晕而放松了正念，结果恶警们就把橡皮管子强行的插进了胃里。

被灌食太痛苦了，特别是鼻孔，食道被插破出血红肿，再次插时，碰到伤处那滋味太难受了。

一次，警察已经给我灌完食，应该把管子给抽出来，可他们就是不抽，让我难受，以此来折磨我，想让我放弃绝食，我就强忍着。对面铺位的也是在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说我脸色苍白，嘴唇发乌，她大声喊警察，警察叫来护士，医生们马上搬来氧气瓶给我插上，同时把脉，听到医生给警察说：已经没有脉搏了，今天晚上不能回去，得在这里住院观察。原来是警察这次把管子插到了肺里造成的。要是一般人早就有生命危险了，我知道这又是一次奇迹了。

8.非法劳教后关押到北京大兴调遣处 被强迫“飞着”、殴打

后来，我被非法劳教，先送北京大兴调遣处。刚入调遣处，在门口集合时，警察要求：点名答“到”，并低头。我想我没有犯罪，也不是犯人，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既不答“到”也不低头，警察就对我拳打脚踢，拽着我的头发往下拉，强行让我低头，然后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拉进了调遣处的大门。

中午吃饭时，我也不吃，因为打饭时要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我请求打饭”，打过饭之后，还要说：“谢谢！某某队长。”我不是劳教人员，我也没有违法，我宁可不吃这饭。后来，值班的送来一碗菜汤和一个馒头，当时天气非常热，我一下子把菜汤喝完了，才发现碗底全是沙，大兴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地，劳教人员的菜一般都没有洗干净，不管是什么菜，里面都有沙，很碜口。

酷刑演示：“飞着”

吃完饭十二点，警察要刚来的都蹲着，却叫我去“飞着”，我说我不懂，我不飞。她就叫几个普犯过来，让她们教我，强迫我飞，就是：双脚站拢，腿站直，弯腰成九十度，头触墙，双手往后翻至贴墙。这种方式不打人，可是长期这样比挨打还难受，难熬。八月份的天气很热，我身上的汗直往下淌，地面打湿了一片，同时我的鼻孔里也在往下滴青色的水，那是我刚喝下去的菜汤。我在看守所绝食二十七天，被灌食时，插进去的管子早已把鼻孔到胃部的通道打通，所以我身体下弯时，胃部的菜汤就顺着通道流出来了。这样，我飞了两个小时，到警察上班时，就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

几个普犯跟我一起来到警察的办公室，拿出纸和笔，要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说我不写，她们说：不写也得写，这是这里的规矩。我说炼功没有错，也不违法，对人身体有好处。她们说：你甭跟我说这些，我听的多了，我们要的是保证，我们要交差。我还是不写，她们就打我，几个普犯围着打我，你打一阵，她打一阵，推过去，踢过来的，一个警察穿着皮凉鞋踢我，把我的左小腿前面踢破皮，流出血。

酷刑演示：暴打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敲门，一个警察进来对着那个警察耳语说：“小声点，外面听的很清楚。”这样他们就把门窗关住，用报纸把窗户蒙住。又要我写，我还是不写，她们就反扭着我的手，用钢笔在我的手臂上乱戳，笔尖戳进肉里，有的戳痕里墨水也浸入肉内，在我的左手臂上至今还有两个带墨水的伤痕。普犯们在纸上写上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强行贴在我的身上，我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她们就把纸放在地上，要我踩，几个人拉我扯我去踩，我和她们挣扎着，她们又把纸搓成团，强行塞进我的裤裆里。是一个警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记不清）猛抓、抠我的左胸，把我的胸部抓破皮。她们把笔塞到我手里，把我的手握住，捉着我的手写，我奋力反抗，结果在纸上画出一堆乱字。因为看不清楚字，她们交不了差，就继续逼我写。我不写，她们又让我飞着，同时把我的双手往上提，把我的头往下按，在这两股反向力的作用下，使我疼痛难忍，发出叫声，我越疼，她们越使劲，我想她们整人的办法真多真毒啊！

中间还经历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当时也被她们打懵了。还记得她们又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一个普犯就左右开弓的打我的耳光，左手打我的右脸，右手打我的左脸，抽来抽去，不断的抽，她每抽一下我就说一声：不写，也不知抽了多少下，也不知是她的良心发现，还是抽累了，最后她停下来了。

然后几个普犯就捉着我的手强行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的写了所谓的保证。我被她们折磨的精疲力竭，我不承认那是我写的。因为衣服已被她们扯破，她们就找了一件衣服让我穿上，出了警察的办公室。

看到太阳已落山，但仍有余辉，北方的夏天比较我们这里还长，我估计可能是晚上八九点钟吧。也不知她们什么时候吃的晚饭，也没有让我吃晚饭。出来之后，普犯们又带我到一起送来的劳教人员那儿去“学习”规章纪律，没站一会儿，我就晕倒了。晚上，特地安排一个人看着我，怕我出什么问题，那个看守的人问：“你这身上都是她们打的吗？”我身上都被她们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些警察和普犯这样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可能是迫于上级的命令，要完成她们的任务，可是她们这样对我，也是在害她们自己啊！天神都在看着，人做的好事坏事都有报应，何况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修炼人是更大的罪。现在那些狠毒地整法轮功的人不断地在遭报，将来报应会更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参与整法轮功，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害自己。

9.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 长期不许睡觉

后来，我又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主要是强迫“转化”，强迫放弃修炼。我去的时候不“转化”，就不让我睡觉，连续二十天不准我睡觉，只是期间大约睡过三次，每次二个小时左右，我整天整夜的头晕脑胀，有时分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意识模糊不清，昏昏欲睡，好象一眨眼就可以睡一觉，好象几万年没睡觉。但只要我一闭上眼，包夹们就推我，搡我，掐我，甚至打我，用东西把我的上下眼皮撑开，不让我睡，还说：“保证没写，就想睡觉？！”

我难受极了，好象要精神分裂了。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是不写保证，不准睡，还被罚站。她疲倦极了，就倒在地上睡了，叫也不起来。后来三个包夹用水泼，把法轮功学员的衣服都泼湿了，地上都是水，那时是冬天，她还是起不来，可见她是多么的疲倦，多么的困乏。可这些没人性的包夹还是不放过她，三个人同时动手打她，硬是把她打起来了。在不让人睡的情况下，还罚站、罚蹲、罚飞。一次包夹的罚我飞着，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断断续续“飞”了将近八个小时，期间，我几次体力不支倒下，又逼我爬起再飞。一个“飞”字要让人承载多少痛苦，这些折磨人的人可否体验过？

十八岁的少女李远东，因不放弃修炼，包夹迫害她下身，她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痴痴呆呆，玩自己刚拉下的大便，这是我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见。我在何湾劳教所时，一女法轮功学员被逼致疯，光着身子从楼上跑到楼下。

包夹们把写满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纸张贴在我的身上，我反抗她们，她们就把我捉住，强行的用圆珠笔把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秽语写在我的手臂上，我要去洗掉，她们不让我洗，还把写满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纸张在我站着的地方摆满，只要我一打瞌睡，身体失去平衡，就会踩到上面。

劳教所里有一套书籍和资料，都是九九年刚打压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所播的不实的不公正的报道，要我看，不看就读给我听，我把耳朵捂起来，包夹的就把我的手拉开，强行的灌给我听，包夹的轮番的读，想干扰我的思想和正信。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把我们集中起来看傅怡彬杀父母杀妻子的《焦点访谈》，把傅怡彬杀亲人归罪于法轮功，可我们发觉这个傅怡彬神态不正常，他说的话前后矛盾。在北京西城看守所，和我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受审回来后大哭，我问她是不是挨打了，她说：没有，是自己被他们吓的，警察问她还炼不炼法轮功，她本来是要说“炼”的，可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嘴里直说“不炼”，她回到监室后，后悔得不得了，恨自己太没用。

10.零五年 再遭绑架和非法关押 枉判三年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晚七点左右，我正在单位上班，新洲区公安分局，还有单位保安的协助，将我劫持绑架到新洲区公安局，随后闯入我的家，我妹妹听到陌生男人开门就反抗，不要他们进屋，结果被警察拳打脚踢，我妹妹大声喊救命，警察就还用毛巾蒙着她的头打，边打还边骂粗话，他们把我妹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扯开五、六厘米长的大口子，鲜血直流，后来缝了十二针。一顿暴打之后，警察将我妹妹铐在桌子上，用毛巾堵住嘴。当时邻居听到打击声和我妹妹的喊叫声来看，遭到警察的阻止，不让她们进屋。警察们将我的房间翻得乱七八糟。

我被第二次关押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我绝食七天，被警察和犯人们灌食七天。灌食时，警察和犯人们把我从监号拖到一单间，把我推放在地上，一个人骑坐在我的腰部和腹部，两个人分别压住我的腿，再两个人压住我的手臂，一个压住我的头，一个拿着刮页子用的尺子（劳动工具）撬我的嘴，再一个人拿着流食往我嘴里倒，还把鼻子捏住，既不能进气也不能出气，把人背得要死，我不会饿死，却会被他们灌死。旁边还有围观的，我奋力的抵制她们这种野蛮行径，喊“法轮大法好！”被她们打耳光。

在法庭上，检察院起诉我，枉判了我三年。

11.被非法关押到女子监狱

在女子监狱，我一去就绝食，当时还被铐着，包夹们对我进行野蛮灌食，一次她们差点把我灌闭过气，我使尽全身力量挣扎，结果一只手强行从铐子中抽出，手背的皮被刮掉一块，大拇指被挤压麻木，好长时间才恢复知觉。

一次，她们灌食时我说：如果我被你们灌死了，你们要负责，她们就吓走了。一会儿，犯人张××回来说：高管说死了你，就象死了一条狗一样。

一次，她们把我按在大厅的地面上灌食，想羞辱我，全四队的人都来围观，各种表现、各种心态的人都有，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包夹叶××觉的自己掉了底子，猛抽我的嘴巴。

我要脱下囚服，犯人们用绳子在背后把我的双手捆在床柱子上，过一段时间，把手往上提高一点，制造疼痛，想让我屈服，看不起作用，就改用铐子反铐，也是一点点的往上提高，使我更难受，最后改为吊铐，身体长期倾斜站着，双手吊在铐子上，时间一长，疼痛难忍，身体不舒服，心里也极度的烦躁，精神上的刺激也很大。

我家人去监狱见我，警察问我想不想见，我说：“想见。”警察就说：“你写保证吧，写了就可以见。”我知道警察是以此来逼迫我写保证，我就坚定的说我不想见，可警察却反过来诬蔑法轮功，说炼法轮功的人不要亲情，没有人性。警察要我见家人，把我从铐子上解下来时，我已站不稳，不能独立行走，两个包夹挽着我，警察对我说：“监狱有规定，不准跟家人说什么。”

一次，两个包夹将我带到一间小房，逼我学习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材料，我拒绝学习，她们就吼骂我，我还是不学，她们就动手了，包夹刘××打了我几个耳光。打了之后刘××还得意的说：“打了你怎么样，打了你们（指法轮功学员）我也不扣分（扣分是监狱里的一种违纪惩罚制度，影响减刑。在监狱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减刑。），也没有人知道。知道我也不怕，你去告我吧。”那意思是打法轮功学员是允许的，不算违纪，打完之后还要我站着。从此以后我经常罚站。整天整夜的站，站的我双腿双脚肿的胖大，脚掌开始还知道疼痛，钻心的痛，后来就麻木了，没有了感觉，至今我的脚掌还有一点麻木，感觉迟钝。

一次，站到后半夜，夜深人静，大厅里只有我、包夹刘红霞、值班的犯人三个人，刘红霞突然拉着我跑，我长期站着，双腿双脚不仅肿大疼痛，而且僵直，就是慢慢的挪动也很难受，我每跑一步都是很痛苦的，象针扎，象刀割，跑直路好象还不足以折磨我，又改成跑“之”字形的路，我痛苦的喘气，低吟，值班的犯人见我的样子，劝阻了刘红霞的野蛮行为。

一次，我站的休克了，全身出冷汗，心慌，脚钻心的疼，极度难受，人快要倒了，可刘红霞却一点人性没有，还要我站，旁边的人对她说：“你看她脸色苍白，快不行了，让她坐会儿吧。”可刘红霞还是要我站着。一会我挺过了那个难受的劲，不难受了，我知道这又是奇迹，可刘红霞却说：你们看我说她的难受是装出来吧。

一次，后半夜我困极了，好象只要眨一下眼就能睡一觉，好象只要闭上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刘红霞拿着带钩的棍子钩着我的鞋带坐在我的面前，只要我眨一下眼，她就拉一下棍子，有时是使劲的拉，使我身体失去平衡，我或蹿很远才站住，或蹿很远后倒地，或直接倒地，可我还是困，感觉不到疼痛痛苦，只感到深度的困和围观人的哈哈大笑。但这笑声又象是离我很远很远。

为了防止我站着打盹睡觉，几次她们要我站在倒放在地的凳子的档上，我几次从凳子上摔下来。

一次，刘红霞猛踢我的腿，肿的很大的腿当时不知道疼，过后疼痛难忍，疼了好几天，踢的部位肿的更大，后来狱医说里面化脓了，打了三天吊针，敷了六天药膏。至今腿上还有伤疤。刘红霞否认是她踢的，赖说是我自己用手抓的。出狱时填表，指导员问我有伤没有，我说有，让我给她看，她问我是怎么回事后说：我问的是有没有工伤，她没有把伤疤填在表上。

一次，两个包夹同时打我，叶××猛抽我的嘴，把我的嘴打肿，嘴唇打的向外翻，牙流血。

一次，包夹们罚我“挖墙”：人离墙一段距离，双脚站拢，腿站直，弯腰成九十度，头触墙，双手往后翻至贴墙，从中饭后到晚饭，大约五个小时，我一直保持这个很折磨人的姿势，现在我只要弯腰时间一长，不能马上把腰抬起，得慢慢抬，否则象腰抬不起来似的难受。

一次刘红霞连抽我三个耳光，啪、啪、啪，震惊得大厅里有说有笑的人群一下子鸦雀无声。这一幕被刚出来巡监的指导员看见，也没有扣她的分。

由于长期不让睡觉，加上受折磨，我的眼睛看任何人都是满脸的水珠，头发上也是水珠，看平坦的地面象是一堵渐渐升起的墙，看地板的缝象是一条大沟。

一次两个包夹把我推到厕所，两个人把我的头往厕所里的便池里按，我奋力地往上抬，还是被她们按入池底，头上粘了尿液，边按还边说：算你走运，迟来了一会儿，因为刚刚冲过了厕所。

五、回家后 失去教师工作

从监狱回来后，我拖着受伤的心身来到学校，希望能在这我生息工作多年的单位得到一点慰藉，然而学校告诉我已被开除工作。我到教育局找有关部门，证实了这个恶噩。我的心彻底碎了，三年痛苦不堪的牢狱不足以蒙受冤屈，还要断绝生存之路。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份到我从监狱回来的二零零八年的九年迫害法轮功中，我就坐了近六年的牢，其余三年多也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我总在想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多魔难？难道我错了吗？不！做好人没有错！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我应该有我的生存之路。我鼓励自己要活下去，要坚强的活下去，应该堂堂正正的活下去。我找有关部门，在各级好人领导的帮助、关心、同情下，经过八个月的奔走，我得到了回校工作的机会。在此再次感谢帮助我的好人，我坚信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

虽然费尽周折回校上班了，但是只是临时工的待遇，基本工资只有五百元，再加上二百元零五角的社保，省吃俭用也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根本无力去交统筹，何况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需我奉养。但我却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几年牢狱之灾，又被开除工作，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因此我强烈的要求恢复我的工作。

纵观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每次开始时都是狂整乱斗，到后来又平反纠错，但每次都有要找出一些“替罪羊”以平民愤，这都已成了惯例。这次对法轮功的打压，同样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善恶都有报应，那时谁做的事谁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