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高淑芹老师两次被双城市公安局非法拘留在第二看守所，共七十九天，敲诈勒索人民币二万零七百三十六元；两次在本地被非法关入洗脑班，被五家镇政府非法勒索二千一百元；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勒索费用三千四百九十元；当时五家镇教育办扣发两年零一个月的工资，约人民币二万元；累计被非法勒索人民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六元。还有在被非法拘留和关洗脑班，家人托人情往出要人花了二万以上（无法细计算）。

下面高淑芹自述她遭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在省政府前戒备森严，没有人听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防暴队、武警车一个挨着一个，车旁有武警把守不让过往行人接近，把人都拦在外面，后来把学员都运到八区体育馆，体育场内满是法轮功学员，武警士兵持枪，变换着队列，喊着口令，不断的在场内走动。后来把学员都用客车拉到哈市各个学校，下午三点左右看中央电视台事先编好的对大法师父和法轮功的假新闻。五点左右登记学员的住址，午夜我被送返回家。

从此以后我和大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单位强制看管，固定包保人，要求写认识材料。家人也被株连，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

遭强制洗脑班　上访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当时教育办主任赵景文给五家镇教育系统四名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强迫看造假新闻、材料，耍尽招术，用伪善欺骗，强制写放弃法轮功的保证。办班不足半月，扣每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被扣六百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证实法。第二天九点左右我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不断看到有学员被抓，广场上到处是警察和便衣。这时我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条幅：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走了不到二十步，就被一警察把条幅抢下，另一警察用一只胳膊夹住我的脑袋，手掐住了我的脖子，使我喘不过气来约两、三分钟，警察撒开手我才回过神。

随后我被推上车，车里已装满了法轮功学员。我们被拉到前门派出所。到十一点多用大客车拉到大兴看守所，又换中吉普拉着四名警察、我和另一个学员到了城减乡，已是下午两点。警察让说出家庭地址，我不说。警察说不说地址的都扔到荒郊野外，我说出了住址。而后辗转两地到半夜十一点多，我校校长刘芳接我到北京办事处。在此大兴看守所以给我一套被褥为名扣二百四十元，刘芳校长要去二百五十元。刘芳在去北京接我前，教育办主任赵景文和五家镇管教育的领导李桂兰从我丈夫手里拿走了我的工资卡，从中取出来三千元给了刘芳，做接我的路费，并扣下了我的工资卡。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二十七日早到五家派出所，下午四点送到双城看守所。监号里黑洞洞、阴森森的，门口放着一个塑料大桶做大小便用，屋内臭气熏天。由木板搭起床约十三平方米，上面睡四十法轮功学员和两名刑事犯，共计四十二人。晚上每个人象摆砖一样都立着，前心和后背紧紧的挨挤着，不能动，也喘不了气，只有稍微身体上下移动，挨着的人的心脏互相错位时，才能喘气。如果起来了，就躺不回去了，管教要求必须得躺下。每日吃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喝看不见几个菜叶的带有泥土的汤。喝水受限，用水更没有多少了。

到腊月二十七，仍不放学员回家，学员们一起背经文，这时管教和所长害怕了，招来了武警部队的战士，十二个监号，每个监号七、八个人拿胶皮棍，从小窗口伸进监号，够到就打，不让讲真相，不让背经文，各监号找出领头的来进行管制。大家都说我们没有头。到下午一点多，我们监号被点名带走六名法轮功学员，其它监号也带走相同的人数，后来听说被劳教了。

正月十六那天，我妈妈和哥哥还有我丈夫和女儿，加上丈夫的大侄子，到看守所来看望我，管教把我叫到接待室，一见到我，我哥哥就急切地跟我说：“今天我们来接你回家，只要你说不炼了，咱们就回家。”我解释说：“我不能说。”哥哥急了，说：“我们是找了人才能来接你的，你不听话—。”说着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我哭着说：“我没做错什么呀。”有人把我哥拉到旁边，我看到了早已在旁边哭的止不住泪水的七十二岁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老妈妈憔悴的模样，低沉的话语，语重心长的劝我回家，家人都在一旁插话劝说。我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会回家的”。哥哥看着我没办法只有干生气。这时管教把我推出了接待室。直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镇政府李富臣和孙加志把我直接接回并送入了洗脑班。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六天，以扣伙食费名义勒索七百三十六元。

在五家镇洗脑班

从双城第二看守所被接回后，直接投入了五家镇政府办的洗脑班。呆了一个月被罚款一千元，镇政府领导付胜君收的钱，以扣伙食费名义勒索五百元，镇政府领导闫平收的。

洗脑班的房子是个空屋子，寒冷的冬季，房子潮湿冰冷，窗户被胶合板钉上了，室内阴暗，潮湿的板床上挤满十五个人。不长时间我们都长了疥疮。痛苦的老妈妈天天来看我。她第一次来时给我跪下了，哀求我不要炼了赶快回家。我把妈妈扶起来，告诉她放心，我会回家的，不要哭了，好好照顾自己。可老妈妈每次去都拿些好吃的，还要和我说些家中往事。还说：“你在这呆着，我每夜都睡不着，苦苦熬着等你回家。”老妈妈每次都是哭着离开，承受了太多的煎熬。何止老妈妈一个人，家里其他人也承受了同样的痛苦。

从我去北京证实法到被非法押回来，弟弟为了不让我被关进看守所，整天的忙着找人，托关系，跑东跑西忙了三天，也没有把我要回来。我被关进看守所的当天晚上，弟弟躺在沙发上痛苦的哽咽，和老妈妈悲泣了一夜。丈夫在这期间，既要忙着照顾老人和小孩还要忙着找人往外要我。天天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有时饭都忘了吃。最主要的是心理的煎熬，好好的好人就这样被关进了看守所，能承受的了吗？心里的无助伴随痛苦的煎熬，整夜的期盼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后来的一天，丈夫对我说，在你被关进看守所的不两天，咱女儿把自己反锁在房内，不让任何人进屋，一整天不吃也不喝，就这么闷在房内不时的低声饮泣。我怕姑娘哭坏了身子，只好在门外慢慢的劝导她。整整等了一整天姑娘才打开了房门，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就是难受，就是想哭。在这样无理的迫害中，家人都承受了压力和痛苦。

再次被劫持到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我被人构陷抓进五家镇派出所。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多派出所民警郭申和其他三人还有双城610的一人到我家抄走了大法书籍、光碟、真相卡片和真相资料。作为迫害的证据，整理材料上报双城市公安局，把我送进了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而后五家镇派出所扬言要送劳教一年。家人怕我被送劳教，托人找到了五家镇派出所所长肖继田，被勒索了二万元，参与迫害的还有侯佰林等人。

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停止工作至今没能上班。工资卡被学校扣押，扣发了两年零一个月工资，大约二万元。家人承受着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找单位领导活动为我办理了病退。从二零零三年起开病退工资（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五）。这样我们一家人承受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