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教授须寅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在中南海附近整整呆了十三个小时，他的所见所闻成为了历史见证的一部份。

前清华大学副教授须寅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前举办的“解体中共、结束迫害”集会上演讲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上五点，炼功点上得知天津抓人事件

这天是星期六，和往常一样，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须寅就来到了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区内的小树林里，这里是清华九个法轮功炼功点之一。须寅，这位土木工程系的年轻副教授是这个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辅导员的工作就是纠正一下大家的炼功动作，安排新学员学功等等。通常每天他都和大家一起炼功到七点，共两个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

这一天很奇怪的是，须寅到的时候看到大家还没有开始炼功的意思，而是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须寅上去一听，原来大家正在讨论前几天在天津发生的事情：何祚庥在天津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天津学员自发地去那个杂志社沟通，之后又去了天津市政府上访，持续了一周的事情，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抓了。

何祚庥的名字须寅早就听说过了，这已经不是何第一次在媒体上诬蔑法轮功了。须寅脑子里很快闪过了这几年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九九六年《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一九九八年，也是这个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诬蔑法轮功使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博士生精神失常了，当时包括中科院的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去了北京电视台讲清真相，心平气和地指出这个博士生不能算作法轮功学员，他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结果事情得到解决，电视台私下道歉，并派了一个摄制组做了一个节目，正面介绍法轮功。那次须寅也去了北京电视台反映情况。

而这次天津杂志刊登的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问题。须寅虽然事前没有想到，但也不是很意外，毕竟这几年大家都能感受到，形势越来越紧张，不单单是媒体上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早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共公安部两次想罗织罪名打压法轮功，先定性法轮功是×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只是因为法轮功做得很正，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很多打入学员内部的公安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成为坚定的学员，中共没有抓到任何把柄。除此之外，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还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在一九九九年之前的几年里，须寅和很多北京的高级知识份子不断地给政府各个部门和一些媒体写信，陈述法轮功对国家陈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他们相信政府还不了解真相，他们不希望政府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而敌视法轮功，使民众失去能在法轮功中受益的机会。

这天早上须寅在炼功点听说了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的事情，他没有多想，就决定第二天要去当时位于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他也没有问别人去不去，本来去与不去也都是个人的事情。最后大家只炼了一个小时功就各自散去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点多，独自去上访

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离市中心的国务院信访办很远，骑车太远，须寅决定一大早坐早班车去。五点左右出家门时，天还没亮，空气清爽。天气预报是个阴天，好象还要下雨。须寅是一个人去的。

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时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大上访是有组织的，须寅听后觉得这根本不值一驳，他自己就是义务辅导员，如果要组织人去，那应该是他组织，但是他是独自一个人去的。至于清华去了多少人，他当天都不知道，还是事后去炼功点时大家谈起来才知道的。当时清华一共有九个炼功点，四百多人炼功，只有四十多人去上访，如果是组织的，怎么会这么少的人去呢？

另外，当时北京炼功人已多达几十万，再加上天津、河北等附近地区，炼功人就更要比北京多出几倍，如果真的是组织的，那去的人一定不止一万人，很可能是十万，几十万。

这一天去上访，须寅没有带标语，他甚至连打标语、喊口号的念头都没有。他只带上了法轮功最主要的书籍《转法轮》和第二天上课用的教科书和备课讲稿，以便抽空备课。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以来，须寅无论去哪里，几乎总是带着《转法轮》这本书，有时间就看。从四年前第一次看这本书，须寅就被这本书震撼了，当时他在清华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刚刚两个月。作为一个热衷于自然科学、受过严密思维逻辑训练的人，须寅自然不会盲从相信什么。他发现，《转法轮》里讲述的内容，结合了现代科学的一些知识和现象，却远远超越现代科学的范畴。同时用最浅白的语言，告诉人们如何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炼动作，更重要的是要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人与人的矛盾中，克制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淡化对利益的追求。

在修炼实践的过程中，须寅惊奇地发现，每次重读《转法轮》时，同样的一句话，自己的理解却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明白了，《转法轮》中高深的道理，是要通过身体力行的修炼实践才能理解，而且不断会有更深更广的内涵展现出来，真是美妙至极。就这样，读《转法轮》成了他每天的必做的事情。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到六点，上访路上

早班车上没有什么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给了须寅足够的时间任由思绪驰骋。

虽然前一天早上须寅一听说天津的事情马上就决定要去信访办上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可能引起什么后果。

一九六二年出生的须寅从记事起，就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年纪不大时，就和当时被整治的父亲一起住过“五七干校”。虽然年幼不懂事，但是也知道身为知识份子的父亲是被打压的。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当年那种淡淡的受压抑的感觉。

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当他要去上访的时候，是不可能没有想法的，尤其是这次要去的国务院信访办正好位于中共政权所在地中南海的西门。须寅心里很清楚，到中南海去，那不是开玩笑的，在中共这种极权高压下，这种行为给人的印象就是“反政府”，“参与政治”，而中国不比民主国家，几年来一次大选，光天白日下大张旗鼓地更换政府，在中国，只允许中共搞政治，如果别人被中共贴上搞政治的标签，那么就可以大打出手了，甚至有可能被抓起来，革职……然而另一方面，须寅觉得，自己作为从法轮功中受益良多的人，虽然当时孩子才只有六岁多，家人多多少少有所担心，但是出于对这个社会的责任，须寅认为去向政府讲清真相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须寅回忆起刚炼功时让他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须寅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是个认真努力的学生，因为学业紧张，上大学不久就开始失眠，尤其是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那几年，学习任务更加繁重，导致他神经衰弱，失眠更为严重。当他一九九五年第一次接触法轮功的时候，他已经被失眠症折磨了十年了。然而看了法轮功的书之后，当天晚上就睡得非常踏实，从此再也没有失眠过了。而另外在他身上的两个病症，胆囊炎和美尼尔氏综合症，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

而这还不是最让须寅惊叹的，一位得了白血病的清华社科系硕士生给须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须寅在清华的西北小区炼功点上炼功，一次一个男青年站在炼功点旁边看着大家炼功，须寅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没有头发，脸色象纸一样惨白。站着都很费力，最后不得不坐在地上，显得非常虚弱。一问才知道，他得了白血病，由于化疗的作用，头发全部脱落。医院已经对他无能为力。学校在教工住宅区借给他一套房子，让他和父母度过最后的时光。这个学生表示想学法轮功。一个学员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先看看书，后来他就开始和大家一起炼功。大家眼看着这个学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的脸色变得红润，也长出又黑又密的头发。三个月后这个学生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白血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学生顺利复学，隔年就硕士毕业去找工作了。

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其他修炼人的变化来看，须寅能想象，如果更多人来炼法轮功，这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单单医药费这一项就能给国家省多少钱啊，而身体好的民众又能给这个社会多创造多少价值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六到七点，寻找信访办

早晨路上人少，车开得也快，只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须寅就到了目的地。须寅只是听别人说过，国务院信访办在中南海西门附近，但是具体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须寅不知道具体地址毫不奇怪，因为国家信访办并没有公布详细地址。二零零九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周年之际，《失去新中国》的作者、美中经济权威人士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长篇文章，讲述他对“四•二五”真相的调查，他写到：我采访的学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地图上确切找到信访办的位置。信访办迷一样的地址是事件的重要之处。中南海的东墙毗邻紫禁城，西墙外有一条长长的树荫道叫府右街。府右街的北边与文津街相交，这是中南海的北墙。中南海的南边，府右街与长安街相交。有些学员认为，国家信访办在文津的交口处。有些学员以为是靠近长安街。但大部份学员认为是在胡同里。这些胡同的入口处在有警卫把守的中南海西门的对面。

当须寅从公车上下来，走到西安门大街和府右街的街口时，须寅本来以为会看到不少法轮功学员，但是他看到路上行人很少，冷冷清清，一时间须寅有些迷惑，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府右街在中南海西部的围墙外面，须寅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中南海西北角外面大街拐角上。须寅干脆在这里站住，想等等看，是否有其他认识路的法轮功学员来，可以一起去信访办。他拿出备课的资料，为第二天讲课做准备。谁也不知道一会儿会出什么事情，还是先抓紧时间把该做的都做了吧，他想。

七点多天已经大亮了，行人和车辆已经多了起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几个学员，他们和须寅一样，不知道信访办的具体位置，也站在路口等待。警察也陆续出现了，他们布好了警戒线，府右街的北边入口封住了，不让行人进入，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中南海西边围墙外面大街的人行道上行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八点左右，警察带领学员围中南海

大概八点钟光景，须寅看到至少有几百人出现在了他站的路口附近，从这个路口往东就是文津街，这条街紧挨着中南海北边的围墙，行人只能走在文津街北边的人行道上，南边的人行道，也就是中南海北边围墙旁边的人行道不许走人。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须寅惊讶不解的事情，他看到警察打开府右街北口的警戒线，指挥着正在等待的学员们走进了府右街，要知道，府右街的中部就是中南海的西门，这等于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引向了中南海西门。中南海西门的街对面就是通往信访办的胡同的入口。

须寅觉得非常奇怪，警察刚开始的时候拦上访的人，不让他们接近中南海的大门，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警察却把人引导进府右街，甚至到了中南海西门前。这让须寅很纳闷，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当时他和所有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相信政府会听民众的声音，不然他们根本就不会来上访了。

事后须寅才知道，当警察把法轮功学员从府右街北口向南，引领到中南海西门前的时候，另一些警察也把另外一些学员从府右街的南口向北，引领到中南海西门。就这样，这两个队伍在警察的引领下，在中南海西门前相遇。而另外一些法轮功学员则从府右街的北口被警察带领着往东进入文津街，就是中南海北边的大街。这样，中南海的西边和北边都站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警察引导学员形成一个包围中南海的阵势，其实是一个圈套，为日后诬蔑法轮功为“围攻中南海”做好了准备。中共日后的媒体说是“围攻”，其实当时大部份学员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边和东边都没有人，行人都出入自由，没对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根本就谈不上包围，围攻就更别提了。

这时须寅仍然留在府右街的北口，学员已经很多了，沿着马路望过去看不到头。从衣着举止看，须寅觉得外地学员比北京学员多。而且来的人各种各样，有军人、知识份子、农民、孩子、老人等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八点十五分左右，朱镕基出来见学员

因为须寅一直站在府右街北口，所以不知道位于府右街中间的中南海西门前发生的事情。事后他才得知，八点十五分左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从国务院（中南海）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学员的面前。学员纷纷鼓起掌。朱镕基让学员们选几个代表进去说明情况。因为学员们都是自己想来就来了，没有什么组织，也就没有什么负责人，临时有一些学员举手毛遂自荐，朱镕基点了三个人，就这样他们进去和信访局的负责人谈话。

当时参加谈话的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石采东回忆：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秩序井然的上访人

天越来越亮，聚集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

须寅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看到周围的学员都静悄悄的，没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人情绪激动。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由于修炼大法后心性的提高，大家秩序井然，非常自律。大家自觉地排成几排，前排站着的主要是年轻一些的学员，站得非常整齐，站累了就到后面坐着，或看《转法轮》，或打坐炼静功。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大家都自动让出盲道，学员们一点都没有阻碍交通，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和平常一样在马路上穿行。有法轮功学员主动拿着塑料袋，来回收捡垃圾，包括警察扔的烟头纸屑都捡得干干净净。黑压压一大片学员，却没有一个人闲聊，大家都平静地等待着解决问题。须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虽然他从道理上知道，注重修炼心性的法轮功学员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真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内心非常感慨。

警察刚刚看到人越来越多时很紧张，他们一本正经地站着。后来他们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一个个都非常安静，警察们紧张的站姿松懈下来，开始凑到一起聊天，互相说着笑话，还抽起了烟。

悠闲聊天的警察

最高兴的是旁边卖饮料的店主，他开玩笑地对学员说，今天算是赶上了，买卖特别好，你们以后多来几次啊！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左右，第二批学员进中南海反映情况

早上的时候天还是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太阳，四月份北京气温还并不很高，但是中午的太阳晒在身上，须寅感觉还是很温暖的。

从中南海西门处传来消息，国务院领导中午时又找了当时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学员了解情况，大法研究会的几位学员还有其他几位北京学员作为法轮功代表再一次进入国务院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午饭时间，有些学员是带了午饭来上访的，须寅还看到一些学员去附近的食品店和餐馆买东西，学员们都自觉地排了很长的队，包子卖完了，店主再去拿的时候，也没有人等得不耐烦，更没有人插队。但也有的学员一天既没吃也没喝，须寅就是这样。他来的时候没带吃的和水，他一直站在街口，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即使有厕所，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排队吧，他想。

须寅决定，干脆这一天不吃也不喝了，倒省了买东西和上厕所的麻烦了。有意思的是，他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当天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象须寅一样，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两三点，“两办”散发通知

估计大概下午两三点时，有穿着便衣的人沿途给学员们发传单，须寅拿过来一看，上面是上“两办”的一个通知，大概意思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任何人练气功，人人都有练功自由，大家不要被坏人利用。须寅想：我们就是希望政府不要相信某些人的挑拨和误导而对法轮功采取敌对的态度，放了在天津无辜被抓的学员，法轮功的书籍不要被禁止。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要求，从何谈起被坏人利用？

看到传单的学员不少，但是没有人走，原因很简单，天津被抓的学员还没有放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九点左右，问题解决，大家散去

晚上九点左右，天都黑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坚持了一天了，但仍然和刚开始一样，没有人喧哗，都在耐心地等待着。这时警察突然走过来对大家说：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天津那边要放人了。学员们一时还不能判断这是真的，还是警察想通过这个方法让他们走，所以没有人动。

不久，中南海西门前的学员传过话来说，天津那边已经放人了，而且学员代表当天提出的另外两点要求而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也在解决之中了，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不过是麻痹学员的说辞而已）。学员们这才开始散去，骑自行车来的去取车，坐公交车来的去车站。成千上万的人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光了，须寅是最后走的。他一边走，一边观察着，所有的垃圾箱都塞得满满的，而地面上一点垃圾都没有，在路灯的反射下，地面好象真的是在发光，比扫过的还干净。一万多人在这里呆了一天，不少人还吃了东西，喝了饮料，走了之后却留下了如此干净的街道。

在走向公交车站的路上，正好有三、四个警察走在须寅前面，他听到一个警察用赞叹佩服的语调说道：你看人家法轮功！！就连警察都很吃惊街道这么干净，法轮功学员这样遵守社会公德。

事后须寅听说，中共高层有人说法轮功纪律严明，比训练有素的部队还严明。须寅对此很不以为然，中共的那些领导人不知道炼功人的心境，炼功人是严格要求自己，是发自内心地想做好，所以根本就不用规章制度，每个人在那里都会做一个好人，法轮功会使人心变好。而中共管不了人心，所以只能用强迫的纪律才能让人们做好，它就以为法轮功也是这样。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十一点左右，平安到家

晚上十一点左右，须寅终于回到了家，他自己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就是觉得问题解决了挺高兴的，第二天还得上课呢，就赶快休息去了。家人见他平安回来，也放心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须寅照常去上课。须寅觉得这次上访和以前找电视台讲真相，给各层政府写信都差不多，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一个地方。但是那之后十二年的事态发展表明，“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须寅当时的想象。

先是国外媒体马上广泛报道了此次大上访，而且评价很高，不仅是对学员，也对当时的总理给予称赞。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民间的冲突没有一次是和平解决的，“四二五”大上访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历史的先河。

与此同时，中共却在暗地里准备着迫害法轮功。六月份，须寅所在的清华大学小树林炼功点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说自己是外地学员，指明要和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交流，有的说已经炼了好几年了，但是炼第二套功法长时间站桩抱轮的时候，却非常吃力，几乎炼不下来，和新学员一样。而且这样的现象不止出现在这一个炼功点上，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很多炼功点上都有类似的人出现，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这些人到底是为了炼法轮功而去接近炼功人，还是为了打探什么消息呢？

同时清华大学也有系领导私下找炼功的学生聊，劝告其离政治远一些。有时候学员们到一个学员家里交流的时候，也有穿便衣的人跟着，看着。当学员们交流完了出来时，穿便衣的人一伸头看到了，马上转身走了。

在四月份到七月份之间，清华大学将学校的教职员工法轮功学员按照他们认为的影响力大小排了名，对排在前十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结果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从人品素质、工作业绩和同事学生评价，都是出色的优秀教职员工。须寅也是在这十个人之中。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系里的领导为须寅这位优秀教师说了句公道话：如果我们的员工都象须寅这样，我们领导就好当了。

虽然表面上一切还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但是这一切已经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之后：酷刑迫害 背井离乡

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使至少几千人被迫害致死，让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而且对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大悲剧，很多高级知识份子，国家的栋梁被关押，酷刑折磨，被迫出走。须寅就是其中的一位。

身为清华大学博士、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是系里的科研教学骨干，多篇论文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几次获得国家级的科技和教学成果奖，还多次被评为清华大学的优秀青年教师、校先进工作者。就在他二零零六年被非法关到劳教所之前，他还连续三年在清华大学老师教学评分中处于最好的百分之五的教师之列。学生对他的好评如潮。

这样的人才，却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到二零零八年三月之间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一大队。警察为了迫使须寅教授放弃修炼法轮功，在肉体和精神上对他进行折磨。恶警们曾把他单独关押在小号内长达八个月之久，每天须寅被强迫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姿势坐小板凳面壁长达十八、九个小时，有时更长。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身体姿势，须寅就会立即招来大声呵斥，甚至是拳脚相加。

酷刑演示：罚坐，长时间一种姿势坐在塑料小凳子上，旁边有普通教养人员看着，这种刑罚对人的腰部损害特别大，有的人因此腰部很长时间直不起来，长时间坐着屁股上有两块明显的黑斑，有的小凳子上有棱，屁股都坐烂了。

因为长期坐小板凳面壁，须寅的局部皮肉组织变黑坏死。每天警察只许须寅睡很少的时间，就是在仅有的睡眠时间里，还常常把他弄醒，致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疲惫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警察还车轮式地轮番给须寅洗脑，同时警察还采取限制甚至禁止他与家人联系、见面，以及不让洗澡、不许购买维持身体必需的食品等等手段，对他在精神和身体进行多方面的折磨。警察常以净身（即强迫脱光衣服搜身）、搜身等方法对须寅教授进行侮辱，对他用暴力语言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饭。

被非法关押期间，须寅在心理上受到极大伤害的同时身体也被摧残折磨至极度虚弱，以致天气稍有变化，须寅就会感冒、发烧，常常胸闷心慌、全身疼痛。由于长期受到固定姿势的面壁体罚以及精神上的非人折磨，须寅的头发也白了很多，至今还留有腰椎疼痛的后遗症。

二零零八年三月须寅获得自由之后，仍不断被警察骚扰。同年八月，须寅一家被迫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回顾“四二五”，须寅认为，当初的法轮功学员大上访是给中共的一个机会，如果中共当初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法轮功学员不计个人得失，干好本职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对于政府来说，难道不是福吗？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做好人，那这个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毒食品呢？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坑蒙拐骗的人呢？那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十二年了，仍然每天都会从大陆传来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是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现在的这个结果是须寅当初没有预想到的。但回忆起十二年前的“四二五”，须寅认为自己当年上访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这十二年的经历更让他坚信，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讲清真相是在做最正的事情。在“真、善、忍”的面前，一切假、恶、暴都会显露出来。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须寅会一如既往地走在反迫害的路上，这条路的开端就在十二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