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我正在单位上班，公司人力资源部突然来电话叫我去，说是向我了解点事，上楼一看才知是市公安局二十六处的几个警察，他们软硬兼施把我带去了市公安局在五楼的一间房子，一去就把我铐在老虎椅上手脚都不能动，一个姓许的处长骂骂咧咧的说，“党挺好的嘛，干吗要反对它？”我说：“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想要身体好，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你说你们怎么连一个真名实姓都不敢说，只有搞绑架的罪犯才这样。”一恶警邪笑着说：“我们都有名字，这个叫二饼，那个叫红中，女的叫妖鸡。”

他们审问到下午也没问出什么，就开始折磨我。他们把固定我双手的板子转了一个方向，这样我的身子就扭曲着，站不了也坐不了，很难受。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恶警才把板子放过来，然后对我说刚才只不过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然后就继续问我，这时我对恶警的任何问话都不理不睬，一句话都不说。没想到这些恶警却连夜派人到我家去抄家去了。当我知道后心里非常担心，因为我家里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文革时我们家就被抄过家，我母亲就被恶党迫害过吃了很多苦，我的外婆就是被恶党迫害死的，因此我母亲一听说是抄家就害怕。我母亲本来就胆小怕事，这样的打击她怎么能承受得了。

五月十九日，我被非法关入到市第二看守所二区一号，因是所谓密押，还被改了个名叫王强。先在过渡号室关了八天，又转到八号室，每天都要被逼干活──缝地毯，几天下来手疼的厉害，我就想，我这是干什么呢？这样下去行吗？由于干活慢总是挨骂，腿也肿起来了，动作也越来越慢，牢头就开始打我，于是我就开始绝食抗议，绝食第三天，恶警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戴上脚镣、手铐，然后几个犯人就把我嘴硬扒开强行灌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因为我干活慢，所以牢头总打我，这牢头叫马青云，是一个专门盗窃汽车的惯犯，被判了二十年。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号室里的人身上都长疥疮。我身上也开始长疥疮手上、大腿上都长满了，黄水流的裤子都湿透了，整个号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恶臭气味。就这样看守所的恶警为了赚钱每天都要逼着被押人干活，根本就不管他们的死活。看守所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开始干活，干上一个半小时才开始吃饭，然后又开始干活到中午吃过饭后就又开始干，每天除了缝毯子外还要剥百合，碰上厂家活要得急，夜里二三点也干不完，早上五点多又得起床，人都麻木了，可是那些恶警还嫌干得慢，听那些从别的看守所转过来的人说西固寺儿看守所每年死在捡瓜子上的人都有四、五十人，听说城关区看守所更恐怖。

二零零六年清明那天，法院非法开庭，一上车就碰见认识的张姓同修，她一见我穿着看守所的马甲，就说：你是犯人吗？你为什么穿着犯人才穿的衣服？，这位同修鼓励我要正念面对，看着这位同修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一边还不失时机的给车上的法警讲真相，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也加入其中，不停的向车窗外喊“法轮大法好”，积极配合她讲真相。在法庭上我们对邪恶法官的任何问话都不配合，并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庭开不下去而休庭。同修在法庭上宣布，从今天开始不再吃牢饭。

我找到看守所值班警察说，我开始绝食，并每天只学法炼功，其它任何事都不做。过了几天，看守所将我转到劳改医院，在那里我又碰到几位同修，这些同修给了我更大的鼓励。我在劳改医院发正念时，恶警就把我用脚镣手铐铐在床上。过了一个多月看守所又把我给接了回去，换到三区。

八月份，法院又一次非法开庭，这次不管我们说什么，检察院的和法院的都不听，只管走他们的所谓程序，法庭辩论也被取消了，随后就宣布了休庭。八月底法院来了一份通知，我被非法判刑六年，那位张姓同修被非法判了五年。接下来我们就上诉，到十二月上诉下来一周后，即十二月十八日，我被劫持至兰州监狱。

在入监队，我因为拒绝做奴工、拒绝背监规，十天后被转到十一监区二楼八号室，在这里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刚到十一监区，恶警就组织了四个人即所谓的包夹小组来迫害我。这四个犯人是：马荣（贩毒犯）、崔超（吸毒贩毒惯犯）、杨恒军（吸毒暴力犯）、朱友庄（吸毒盗窃惯犯），这几个恶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凶狠残暴，唯利是图，其中马荣已出狱，现仍从事黑社会活动，在赌场放高利贷和帮人看场子；杨恒军也已经出狱，他家住兰州市盐场堡。此人在狱中都未停止吸毒，积极准备出去再干一票。

元旦一过完，号长朱友庄就叫我背监规，我不背，朱立刻就打我，我当即表示你要打我就绝食，朱就出去，不一会就叫来崔超来帮忙。两个人就继续对我进行毒打，直到打得两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才住手。我还是不背，这两个邪恶之徒就跑去找恶警，随后就开始把我放到小号室，不让睡觉，二十四小时不停的逼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片，小号的犯人也加入到看我的包夹中来。新年过后，马荣出狱了，包夹我的小组又换了一个叫马云飞的回民，我又被关进了小号室，还给我多了一副手铐，而且门窗都用毯子包起来。

恶警在疯狂迫害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开会研究迫害对策。我被转回监道后，就被几个犯人铐在铁床上，一只手铐在一边床上，这样两只手就被拉开不能动了。几个犯人在吃过晚饭后就开始对我进行折磨，一个叫李永隽的犯人开始用拳头在我两肋上反复挤压，一边折磨一边说你看桌子上还有牙刷、牙签、铁勺，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就慢慢享用吧。这种折磨我开始还能忍受，过一会就不行了，只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目眩，这些犯人见我承受不住，立即又冲进几个对我拳打脚踢，随后就又指使犯人对我进行更加疯狂的迫害，逼我长时间的挂在墙上，并且疯狂的进行毒打，在后来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让我坐过，每天都是在一个地方，定定的站着不让动。一天早上出工时，管理科查背规范，轮到我时我就说我不会背，被扣了分。从那天开始我又被戴上了手铐，铐在院子里的水泥杆上，这一铐就是将近一年，每一次谈话我都没有让步，夏天太阳晒，冬天冷风吹，就这样我在七监区度过了二零零八年。

酷刑演示：一只手铐在一边床架上

二零零九年新年过后，我又被转回十一监区。到十一监区第二天，恶警就开始对我残酷的迫害，一天要毒打我十几次，每一次打完，恶警蒋玉岩都要把看我打我的几个犯人叫去商量对策。这次包夹我的四个犯人是：吸毒犯薛春明，是恶警蒋玉岩专门豢养的打手；偷窃、吸毒犯王玟，我夜间炼功他就到警察那打报告；劫犯张家乐、丁国福。在这四个人中除了丁国福有些人味，是一个混日子的，前面三个非常阴毒，是挖空心思也要在恶警面前表现自己。这几个恶人每天都要对我进行多次毒打，恶警蒋玉岩则躲在一边偷看。我每天白天被连续毒打，打完后还逼我头顶墙站着，晚上还不能睡觉；就这样恶警蒋玉岩还嫌不够，又指使犯人用“坐飞机”刑罚折磨我，我喊“法轮大法好”，恶警蒋玉岩气急败坏就跑过来用脚朝我身上使劲踹，一边踹一边还骂着：我叫你喊，叫你喊。这时围过来很多狱警，蒋玉岩朝着这些狱警说我就叫他坐了一下飞机他就喊，然后就叫犯人把我推到办公室，给我扎上背铐，抡起胶皮棍朝我身上猛打，一直打到筋疲力尽才住手。

酷刑演示：背铐

长期的残酷迫害，导致我的精神呆滞、身体麻木；出狱时，我父亲和许多同修来接我，我都没有感觉。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

主要参与迫害的恶警：

段宝峰，当时十一监区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其人原是教导员，后升成大队长，现在是兰州监狱管理科科长。

何伯歆，原是兰州监狱邪教科副科长，现任十一监区大队长。

蒋玉岩，副教导员，后升为教导员。蒋玉岩原是兰州市二十七中学生，后考入甘肃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兰州监狱工作，其父原是兰州市某中学教师，在文革中深受恶党迫害，现已辞世，其母也是重病缠身。然而他却在中共的毒害下，仅仅几年时间，就从一个本份老实人，堕落成一个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

还有几个一心想往上爬的恶警：副大队长潘旭、中队长虞敏伟、小队长方玮、小队长刘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