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前我因患病需要手术，当时也听说动手术要给红包的事。但主刀医生是我先生一个好朋友的妻子。因为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说：我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他们认为说感谢的话都是见外了，更不用说送什么红包了。

但在动手术的前一天，这个科室的一个医务人员到病床前来对我们说：你们这个手术比较大，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动手术除了主刀，还有助手、麻醉师、护士，他们都很辛苦……意思要我们“表示”一下。我先生根据当时的潜规则的数目给了红包并很无奈的对他们说：不要让主刀（他朋友的妻子）知道，他们连连答应。他们这种索要红包的行为比患者家属给红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现在有人叫他们为“白衣狼”。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医家都十分重视医德。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俗称药王菩萨）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中就有许多重视医德的论述。《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强调了作为一位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湛的医术，这也成为历代中国医生修养的准绳。他认为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救死扶伤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事业，即“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在诊治上要求“纤毫勿失”，对医术要精益求精。

对待所有的病人应“普同一等”，一视同仁。不能考虑他们的地位高低，家境贫富，年龄大小，容貌美丑，是仇人还是亲人，是一般关系还是亲密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都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替他们着想，并且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己的名利祸福。（“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对病人首先要有慈悲同情的心和发誓解救人类的疾病痛苦的决心。（“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到病人痛苦烦恼，就要像自己有病一样，感到内心悲痛。（“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

对病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要怕艰难险阻、不论是白天黑夜、寒冷暑热、饥饿口渴和疲劳，都要全心全意去解救病人。（“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如果遇到患疮疡、腹泻、痢疾，污臭不堪入目，甚至别人都厌恶看的病人，则应触发医生的责任感和同情忧苦之心，不能产生一丝埋怨和不快之意。（“其有患疮疡、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对医生的要求。要正直廉洁，不应有谋取财物和名誉等私欲私利的思想。医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一技专长，一心谋取财物，则应怀着救苦之心，这样即使死了到阴曹地府，自己也会感到是多福的人。即“所以医人不得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在作风上要文明行医，举止行为要端庄，随时内省，使自己思想纯正。要尊重同行，不得炫已毁人……

孙思邈至今虽已有一千多年，但他对医德的论述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他的这些观点、看法，至今仍然对我们行医的人具有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

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的先人始终信神敬天，中国古代医学也讲天人合一。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积德行善，从善惜福，不做恶事。而现在的医生从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向钱看的白衣狼，最大的原因——就是“道德”下滑败坏。其中也有“猫论”的“功劳”。即“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它告诉国人只要会“抓老鼠”，至于用什么手段，合不合乎道德，就不管它了。所以现在有些医生丧失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做手术要红包，医商勾结拿回扣。

中共统治下道德下滑堕落的最大原因，就是无神论。自中共建政后，以革命的名义，抡起无神论的大棒，将传统的文化、传统道德打得支离破碎。当提到做人要“讲道德、良心”时，有人还理直气壮的说：“道德？道德值多少钱一斤？”“良心？良心能当饭吃？”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私欲就会象洪水猛兽一样的泛滥疯狂。人没有了对神的信仰，不相信善恶有报就会失去心法约束从而无恶不作。

而在法轮功修炼者中，有很多医生，这些医生按照“真善忍”做人行医，精研医术，善待病人，拒收红包。可是这样的好医生却遭到中共的迫害。可见中共容不得好人，中共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