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二月二十五日的相关报导（网络截图）

南京全年零器官捐献

对南京零器官捐献的试点失败，该报导以典型实例，分析说明了在中国大陆进行人体器官捐献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例子是去年十月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的外来打工男子，因南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其家属，按大陆现行政策，医疗机构无权处置其遗体。

第二例是位有精神分裂病史的自杀女孩，虽其母同意捐献，但女孩内脏已被震裂，不符合捐献要求。

第三位是生前愿意捐献器官的扬州农村妇女，因死者父母坚决反对，最后其遗体还是被送回了老家。

第四例是因脑出血死亡的外地人，虽家属经艰苦说服后同意捐献，但检查发现死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准备接受器官的病人选择放弃。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习俗是器官移植的最大阻碍，而目前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器官捐献及接收体系尚未建立，器官移植对组织配型和器官极短的冷缺血时间的苛刻要求使其实际可操作性极低。

突飞猛进的中国器官移植业

与南京零器官捐献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近年来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截自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网页）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中国健康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石炳毅教授披露近十年来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九万余例，仅二零零五年就进行了近一万例肾移植和四千例肝移植。零七年五月，石炳毅再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二零零六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两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

据官方统计，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年中，进行了约一万八千五百个大器官移植，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进行了六万七千个大器官移植，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百九十四。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山医院副院长何晓顺向《南方周末》《器官捐献迷宫》的记者介绍说，“二零零零年是个分水岭，二零零零年全国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中国的实际器官移植量远远高过官方公布的数字，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大陆各地军队、公安、武警及二级以上的地方医院大都开展了移植手术。在二零零六年，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五百家，进行肾移植的更多得不计其数，这些器官移植医院和其网站普遍许诺的肝、肾等器脏的等待时间仅以周计。

上图截自解放军第二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网站：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原文已被删除，但仍可见国际互联网档案中心备份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210151434/WWW.TRANSORGAN.COM/APPLY.ASP）

撑起器官移植大国的巨量供体何处来？

据医学数据，人体器官在亲属以外的组织匹配率约为百分之三十；肾脏在离体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移植完毕，而全肝移植要求不超过十五小时、心脏不超过六小时，最好在捐赠者一旦死亡就进行移植，或直接活体摘取移植，象这些器官移植中心如此短的“逆向”配对根本无法由随机死亡的器官捐赠得以实现（有庞大的活体器官供体库才能做到）。

即使在器官捐献机制发达的美国，平均肾等待时间为三年，肝等待时间也要两年；而在器官捐献系统如此落后的中国，等待时间却是一到两周，可谓器官移植史上一个特大的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器官来源。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透露了这个玄机：“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中共）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卫生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度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中共一直将执行的死刑人数作为国家机密。据大赦国际的纪录，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九年，中国（共）一共判处一万八千一百九十四起死刑，平均每年一千八百一十九起，二零零一年达二千四百六十八起。但国际社会认为中共实际“处决”的人数要远高于此（近一万人，这从中国在二零零零年前的器官移植数量也可得到部份佐证。）那么，在二零零零年这个分水岭后器官移植急速增长，难道在二零零零年以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翻了几倍吗？显然在中共公开判决以外存在着可被“按需处决”的巨大人群。这个可能群体又是谁呢？

“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知情记者皮特向海外《大纪元时报》披露中共在沈阳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秘密集中营，关押着法轮功学员。

三月十九日，一个曾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器官的主刀医生的太太安妮揭露苏家屯集中营设在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她丈夫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前的两年中亲手摘取了约两千人的眼角膜，他们的内脏器官随后被其他外科医生活体摘取，最后被焚尸灭迹。这“运作”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二零零二年达到高峰。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苏家屯主刀医师妻子安妮和记者皮特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三月三十一日，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指证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全国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至少有三十六个，位于吉林的672-S集中营，关押了超过十二万法轮功学员和异见人士；吉林九台集中营关押人数超过一万四千人。”“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九六二年行文，省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下，设立重刑犯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政策一直沿袭至今。”“中共中央已同意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他们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生产原料，成为商品。”

四月三十日，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中共严重隐瞒了盗取器官规模，将十一万说成三万，二零零零年以后中国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些数字是上报军委资料的一部份。

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前独裁者江氏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中共媒体用铺天盖地的谎言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法轮功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集团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无异给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提供了犯罪授权。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黑幕揭开后，一些海外机构很快着手调查，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各地器官移植医院致电咨询，了解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陆续公布的大量调查电话录音和其它形式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二零零六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独立调查组，展开多方调查。同年七月，他们向国际社会公布了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以十八项证据确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中国大陆长期普遍存在，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加拿大政府和媒体公布其调查结果。

此后，乔高和麦塔斯到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收集新的证据。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他们的第三版调查报告在加拿大出版发行，汇集了调查的起因、方法、证据、反证、可信度、结论及建议等，收集到的证据已达五十二项。

二零零八年三月，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提交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比可查来源的器官数目超出很多”，这“可从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摘取得到解释，从二零零零年开始的器官移植数目增长和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时间上相符和相关。”在人权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诺瓦克先生再次报告：“据最新报告，不同地区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摘取器官，成为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

血写的历史岂会随风而逝？

二零零六年四月，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CIPFG），以汇集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媒体、法律和医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和其它各界正义力量，在中国大陆和海外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迫害真相。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追查，中共政权一面快速反应销毁证据，关闭或删除各地器官移植医院的网站或敏感网页，无端否认外界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果，拒绝有关独立调查，一面高调承认大量盗用死刑犯器官，并进行掩人耳目的器官移植市场整顿、立法和器官共享体系试点。

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天津、辽宁、上海、南京等十省市启动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进行全面探索。”然而一年后，《扬子晚报》对南京全年零器官捐献的报导再次提醒人们正视这段血色历史和至今仍在持续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