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宏，大学期间加入过作协，一九九五年有专利被专利局批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下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身、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净化和升华。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后，蒋云宏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刑，多次遭酷刑折磨，多次生命垂危。

一场噩梦十年长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蒋云宏遭非法劳教，被迫害得生命垂危，被“保外就医”。当劳教所将他送回成都时，单位、派出所、办事处谁也不接收。当时在他身边，已经有两个他熟识的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同是成都空气压缩机厂工程师，与他同住一个宿舍十多年、一同修炼法轮功五年多的法轮功学员周勇已经于同年九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

蒋云宏被开除工作、收回集资建房、不给办户口、身份证，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长期处于流离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状况，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在一次次绑架、抄家中被抢劫一空。

噩梦并没有结束。从劳教所回家不到二个月，噩梦又开始了。蒋云宏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叙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我在临时居住的房子里睡觉时，一伙人偷偷打开房门撞了进来，要捆绑我，我不服从，便被打倒在地，然后三、四个人在我身上使劲乱踩乱踢，还不准我发出声音、抗议。然后有的踩住我的手、有的踩住我的脚、还有两人坐在我身上，并不停地用拳头进行殴打。一边行凶一边对我叫喊：“我们就是恶警！”

当时我身上有许多伤痕。一个多月了，现在我的右肋下部的内伤还在剧痛。我绝食绝水抗议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和对我的绑架、关押。第五天我被成都市看守所送进医院，可很快又被办案人员从病床上扯下输液针头转移到浦江县看守所关押。在这里我仍然绝食绝水，身体极为衰弱。

到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已经奄奄一息，在仅剩最后一口气时办案单位将我接回成都，在一个街头丢下了我，让我自己想办法。在功友的照顾和关心下，我又幸运地活了下来。这二十一天象一场梦……”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蒋云宏去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不到一刻钟就被一帮恶人野蛮绑架，被非法关押入成都市新津洗脑班。从二十二日深夜起，蒋云宏就被中共恶徒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恶人将他双手铐在一张独凳两侧，强迫坐在上面，连续六～七天不许合眼，每隔不到一分钟就被两旁的看守恶徒殴打一次。恶人有时用脚踢，有时用拳打，有时用硬纸条打眼睛，并不时向身上、脸上、头上泼冷水，使他全身长期透湿。

在两、三天后，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成员介入，他们对蒋云宏实施了更加残暴的酷刑，除了拳打脚踢外，还用手铐采用多种方式强铐，致使蒋云宏几次昏倒在地。恶人用非常痛苦的方式将他反铐在椅子上，抓住头发将脑袋使劲往后拉，并用脚使劲踩铐着他双手的手铐，致使他双手一阵阵剧痛，手腕很快红肿溃烂。有个最残暴的恶人，残忍的用双手恶狠狠的抓、拽、捏蒋云宏的大腿肌肉，又用拳头砸，后来还用膝盖顶、用脚踩，使两条大腿钻心的剧痛。

酷刑演示：恶警将法轮功学员反铐在椅子上，用脚踩在手铐上

历经两个多月非人的酷刑折磨后，蒋云宏无法生活自理，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青羊区“医院”四楼四床。青羊区所谓的“医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医院，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受到强行灌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迫害，近十名法轮功学员遭看守所与所谓“医院”惨无人道的虐杀。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蒋云宏被成都成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成都看守所用担架、输着氧，将其送五马坪监狱卫生所。蒋云宏的家人至少四次收到“病危通知书”，后来出现肝硬化、肝腹水状态。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云宏的弟弟、在遂宁市安居区地税局工作的蒋志宏担保，把他接回母亲身旁调养五个多月，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下，五马坪监狱欲再将蒋云宏收监。蒋云宏被迫流离失所。中共恶人就迫害担保人，将蒋云宏的弟弟蒋志宏停职三个月。蒋云宏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再次遭到绑架，又被送到五马坪监狱迫害。据悉，蒋云宏刚被劫持进监狱就遭暴打。

四川五马坪监狱

非法刑期应于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结束。此前一日，蒋云宏八十多岁的老母到五马坪监狱接人，监狱拒绝放人。一姓袁的科长声称要给蒋云宏所谓“补刑”半年。当蒋云宏家人问依据哪一条时，袁某说不知道，并说是监狱管理局的决定，他们只是执行，让家属去问省监狱管理局。事实上，此前蒋云宏的母亲已到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问情况，监狱管理局的人说“五马坪监狱的人说已对家属说得很清楚了”。

蒋云宏二零零九年初从监狱回家时，医生断定其活不了几天。回家后，一直表现出腹部肿大，口中出血等症状。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二十一时，突然咯血、便血，吐血量约三千～四千毫升，三月八日二十一时再次突然咯血便血近一千毫升，无法救治停止了呼吸。

在五马坪监狱遭受的迫害

蒋云宏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关押在五马坪监狱一监区卫生所向有关部门人员的呼吁信中说：

“二零零八年二月下旬，卫生所邬先生再次根据我的身体状况下了病危通知：肝硬化 、肝腹水，并时常伴有消化道、口腔出血，按医学的说法，已是晚期，随时有生命危险，现代医学根本治不好。我现在腹部肿大，加上腿脚浮肿，四肢无力，行动困难。肝部、脾部疼痛。由于经常失血，又不能进食，只能靠流质维持，时常头昏目眩，胸闷气紧，呼吸困难，身体极为虚弱。因此希望有关部门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尽快将我送回到我老母亲或其他亲人身边。

我是一个合法守法的公民，有着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命权及信仰的权利，我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我只是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信仰自由本是天赋人权，也是受到宪法及法律保护的。当我因此而遭到了不公的待遇，并遭受酷刑折磨和迫害后，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境遇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可我连这点基本人权也被剥夺了，又因此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从二零零零年初至今的几年内，我被开除工作、收回集资建房、不给办户口、身份证，使我长期处于流离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状况，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在一次次绑架、抄家中被抢劫一空。在多次被绑架、关押中身体还时常被殴打、折磨，身心备受严重摧残。就我现在这种身体状况，也正是因被严重迫害的结果。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绑架后，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分子在新津洗脑班对我酷刑折磨、刑讯逼供，连续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一合眼就被拳打脚踢，打耳光、泼冷水，有几个晚上四、五个六一零成员整夜围着我殴打、酷刑折磨，我双眼血肉模糊，无力行走……我绝食抵制这种无耻、罪恶的迫害。后在成都万和路青羊区医院的十多个月中，国保大队六一零份子又三番五次对我威胁恐吓，要将我弄出去继续刑讯逼供，威胁要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由于长期绝食抵制，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又遭受严重摧残，我在医院期间曾多次生命垂危。

就在我奄奄一息之际，在没有开庭审理，更不许我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他们居然在医院里将我非法“判刑”三年（如前所述：所谓的法律根本不能成立），最后又用担架将还输着氧气的我绑架到五马坪监狱。

由于我已被迫害得身体出现肝硬化、肝腹水等现象，五马坪监狱将我保外半年。才过了五个月，听说又要将我非法收监，想到自己身体还是那样虚弱，又听说关在五马坪监狱卫生所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兴才不久前刚被迫害致死，我哪敢回到监狱啊？！因此，我与家人和派出所中断了联系。在保外的派出所辖区内，另租了一个地方住下继续调养身体。后考虑安全因素，又转到新都找了一农家继续调养身体。不久，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被绑架到了五马坪。绑架中，我的五千多元现金及一台六千五百元的新手提电脑被抢走。

我没有干任何坏事，为什么要遭受如此迫害？我信仰“真、善、忍”，维护自己的信仰，就被迫流离失所、被剥夺生存权利，被殴打折磨、被非法判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还不能尽快回到亲人身边，难道非要将我关在监狱中迫害致死吗？！……”

两次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蒋云宏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向有关部门人员的呼吁信中诉说了他二次遭受劳教迫害的经历：

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的权利，我曾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与众多大法弟子一样，明知有什么遭遇仍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宇宙真理、人间正义而进京上访。然而我在上访中途被抓并无辜被劳教一年，这期间多次被警察和其他犯人殴打、折磨，受尽了种种非人的虐待，有两三次差点失去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在成都市公安局驻京办，我与几个大法弟子在零下十多度的室外柱子上被反铐了近二十小时，期间多次被看守人员拳打脚踢。审讯人员还进行殴打逼供。

送回成都关到青羊区戒毒所时，由于我们拒绝跑步，被强迫扒光衣裤（只剩裤衩）赤身裸体反铐在小牢房的地上，警察又用冰冷刺骨的凉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淋。几十分钟后，又把我们铐在铁栅门上，一个武警把我们当作沙袋拳打脚踢，甚至几个女警也用高跟鞋在背后踢。当我们善意劝告他们应弃恶从善、遵纪守法，要对得起身上的警徽时，他们不但不住手，反而用手纸、臭袜子和毒犯用的脏毛巾塞进我们的嘴里。为了堵住我们正义的声音，后来他们专门买来胶带贴在我们嘴上。一阵拳打脚踢后，直到有位功友晕倒了两次警察才放了我们。

酷刑演示：泼凉水

在成都市治安拘留所，大家提问时我举手只说了半句话（“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便被拉出去反铐在大院内的柱子上，仅仅由于我面带微笑，一个老警察又气急败坏地用警棍在我头上猛狠敲打。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棍尖戳击、敲打我的鼻子、嘴巴、胸膛、腹部，甚至恶劣地用棍尖敲击、挤压我的眼睛，连其他警察看不下去在远处制止也不停止。回到监室其他类拘留人员一边替我擦拭脸上的伤痕，一边流着同情的泪水愤慨地谴责这种恶行。

在莲花村看守所，因为我要坚持炼功，近三十天内被一直戴上脚镣手铐，有几天还是反铐……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省资阳大堰劳教所入所队。初期，由于干部和犯人几乎不了解法轮大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经常被殴打、体罚。特别是大法弟子王旭志因处处不配合邪恶，经常被干部捆警绳，他经常被新教组长王羽等人殴打、体罚或通宵奴役劳动不让睡觉，干部却视而不见。

在一天晚上再次被打后，我和王旭志决定要去向干部反映。第二天中午，他们不但不听我们的反映，而且当着十多个干部面王羽仍不停推打王旭志，干部却不阻止，反而要罚我们顶着墙壁。我因此指责他们对不起身上的警徽。干部恼羞成怒，叫来几个狠恶的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扒光上衣，并用细绳索紧紧地捆绑起来（他们邪恶地叫嚣：“把你绑在十字架上……”），然后又踩着小腿将我拉起来按在地上跪着（干部说是“向政府悔过”），接着入所队队长拿着鞋用鞋跟在我脸上嘴上一阵猛打狠砸，我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满口鲜血。看我晕死过去了，他们才松开绳索（捆警绳这种酷刑时间稍微长几分钟就可能致命或双手致残），等我醒来恢复后又再次捆起来。

酷刑演示：上绳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楼下院子里干警正用警棍殴打几个被捆着的大法学员，并听见干警在喊叫：“还有谁要炼功的都下来！”我要下去却被几个犯人拦截着。于是我和王旭志马上炼功。警察在我背上打了几十警棍，然后又捆起来与大家站在一起。这天我和大家开始了绝食抗议迫害。

我希望通过自己承受痛苦和自己的付出唤醒干部和犯人的善心和正念，并真诚地向他们表明：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应该有公正合法的环境。

我们五、六人被调到严管组，几天内经受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折磨。用他们叫嚣的话说：严管组就是人间地狱！

白天干活时，邱文皓等恶徒常常突然向我们疯狂地袭击。大拇指粗细的铁棍在背上打弯曲了还要打直回来；竹棍在我们后脑勺敲打出一个个血包；碗口大的木棒向我们背上、肩上狠毒地戳击；细竹条把赤裸的背部抽打得血肉模糊；砖头或更大的硬物从远处向我们身上砸来……（我被打得浑身疼痛，腰部几个月都用不上力）。中午和整个晚上他们都不让我们休息、睡觉，强迫继续奴役劳动。而且，他们在制鞭炮用的浆糊里面故意加进大量的硷，我们的双手很快被腐蚀得血肉模糊，每搓动一次便钻心的疼痛，每张制鞭炮用的旧报纸上都留下我们的鲜血。当我们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时，却回答说是干部让他们这样管理的。

四天三夜中我们没吃没喝没睡觉，还不时遭受残酷的殴打，我们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气息奄奄、随时面临死亡，梅伦先功友后来在一阵殴打并捆了几十分钟后已经气若游丝、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有的其他类劳教人员目睹这些暴行都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有的暗暗鼓励我们说：坚持吧，人间自有正道！直到第四天傍晚，所部找我们谈话并许诺改变环境后才结束了这场严重践踏人权的暴行。

之后我被分到机械厂中队，得到了一些善良人的关照（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身体逐步恢复。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左右，当马三家劳教所犹大来过后，在上面的压力下，劳教所加紧了对我们的洗脑。大法弟子在所在中队都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中午晚上被强行灌输邪恶的谎言，一直到深夜一、两点左右（有天我三、四点钟还在奴役劳动），第二天又要出工。我光着上身在烈日下锤、洗玻璃，每天身上都有一、二十处伤口，整天裤子都是湿的，还没有时间换洗。很多时候干部或包夹人员找我连续几个通宵谈话，名为关心、实质上是不让休息。后来干脆让我通宵通宵地跑步……在肮脏疯狂的谩骂和甜言蜜语的围攻中、在邪恶谎言的干扰诱惑下、在伪善表演的带动下、在软硬兼施的压力下、长期的精神摧残和残酷的肉体折磨使我曾经备受摧残的身心很快憔悴不堪、摇摇欲坠……用狡猾的方式按干部的意思和要求于八月底九月初写了决裂书。后来，通过我一、二十天的冷静反省向内找，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找到了自己维护自我的执著心，在离开劳教所之前，我顶着强大的压力对自己的错误给予了纠正。（满教回来后以及再次被关押、劳教期间，当我发现一些单位与部门有我当时写的这份材料的复印件时，我已经多次向有关人员申明作废。但现在“保外”期间公安、政法、政府有的部门仍然将此已经作废的材料向有关部门复印寄发。）在此，我再次严正声明：二零零零年九月前后，我写的那些不符合大法的材料彻底作废！

其实我的遭遇与其他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相比根本还算不了什么。我反映这些事实是希望善良正直的人们能明辨是非、善恶。我真诚地呼吁：停止迫害，还法轮大法清白，让“真善忍”造福人类。

然而，劳教回来后，单位已经在劳教期间以进京为法轮功上访旷工十五天为由开除了我的公职、收回了我劳教前的集资建房，派出所也一直不给上户口。又是我反复辗转到政府、劳动社保、司法部门的省、市、区和基层有关单位反映要求解决，各单位却互相推诿，两三个月都没有任何结果。实在令人寒心，可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始终用“真、善、忍”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是我总得生存，还要供养老母亲。（在这场对善良的炼功群众的邪恶迫害中，众多大法弟子失去了工作、住房，甚至有的老人还被扣发了退休金，生活极为贫困。我只是其中一 名）。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在网吧熟悉电脑打字写文章被抓，再次失去了自由。在派出所，成都市公安锦江分局一科专门负责迫害的杨文斌审讯时不断对我进行谩骂、威胁并污辱师父和大法，我多次善意劝告无效。二月份在看守所审讯室，杨再次对我威胁、打耳光，进行逼供，并扬言：你这种不配合的态度就应该被黑打。派出所到我的住房里抄家并叫电视台摄像，可是第二天四川电视台却臆造播出毫无证据的新闻节目（去年有邪恶之徒还在女子劳教所造谣说我生病肾衰竭已经死亡），极尽造谣污蔑欺骗之能事。通过侦查，我于三月一日被无罪释放，但接着进行治安拘留。

三月十六日到期后已决定释放我时也许因政策需要或某些人认为我太“顽固”故意迫害又突然被逮捕。从这天起我开始绝食，在身体极其衰弱、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写了这份材料，向省级各部门真诚地反映情况。经过检察院过检后决定不能对我起诉，这时一般情况下本该无罪释放，但是，公安部门不顾我极度消瘦、衰弱的身体又于六月二十一日对我进行一年半的劳教处罚，并于第二天单独送到绵阳市新华劳教所，在劳教所医院灌流食、输液，并专门派四、五个劳教人员进行“包夹”、严管。我上交了行政复议书却一直没有复议结果的通知。

我只是要坚持和维护“真、善、忍”宇宙真理，我只是要坚持做越来越好的好人，提高自己的境界；也希望回报祖国和人民。我绝对不应该被劳教、被邪恶的“转化”所迫害，我也不想在劳教所里听那些肮脏低级生命恶毒谩骂的语言。去年长期遭受折磨和虐待，现在又长期非法关押，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我应该有自由、正常的生活，我应该有健康的身体。而且，我还有七十岁体弱多病的老母亲需要我供养。去年我无辜被劳教时，母亲担心我这个一直很孝顺的儿子会被打死，多次不顾严寒和酷暑辗转乘车来看我。不是大法弟子不要自己的亲人，是邪恶的镇压对善良百姓的迫害使许多大法弟子失去了自由、不能孝敬老人、照看子女，有家不能归、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人人都有父母妻子丈夫儿女。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要求立即释放我，让我自由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对这种反复长期的关押处罚和迫害我绝对不能认可和服从！在这场正与邪的较量中，我若服从对我的非法处罚就是纵容邪恶对善良的迫害，是随波逐流以至推波助澜更甚至是助纣为虐的行为。我绝食并非要自杀，自杀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正法修炼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

在这样长期关押下，也许我会失去生命。我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古人云：朝闻道，夕可死。但我还是要再次说明：我珍惜我的生命，我绝不会自杀。如果我失去生命，一定是被邪恶势力迫害致死！

我再次真诚地呼吁：停止迫害，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李洪志师父清白，释放所有无辜被关押的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