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给我指路

在二零零一年初，我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来到某大城市，不久联系上另一位同修，两人靠自己抄写真相资料去散发、张贴，很难跟上正法形势，很着急，心想：能有一台电脑和连体打印机多好！但苦于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哪里能有便宜的呢？

一日，在散发真相资料回程的路上，突然在我眼前飘然落下一张纸，上面清楚的写着地点和联系的方式。我心中惊喜：这是师父在给我们指路。我们带上了仅有的钱，按照上面的提示找到了那个地点，这是一家公司的所在地，打听名字，果有其人，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很容易见到了他，总经理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他很乐意的把新型的电脑、打印机连体一体机卖给我们，价钱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低的多。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时，他还用自己的专车送我们回去。这真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的恩赐，当时我们两人都感激的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是用这台电脑连体打印机做了数十万份真相资料，散发到周围一市、四省的城乡。

“批斗会”变成讲真相会

在二零零四年，我被邪党非法判了重刑，在邪恶的黑窝里我被独自关押在一个三层楼上，铁门铁窗侍候，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有八个包夹轮流日夜看守，我被戏称为“高楼小姐” 。包夹们开始对我很恶，我对她们持以善心，一有机会就给她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渐渐的这些包夹由恶变善了，由监视变成了监护，我背法她们也不干扰了，我炼功她们就为我放风。这样我有一定的时间把同修带来的师父讲法抄下来，再找机会传给别的同修学。一天，我将抄好的师父新经文传给一位同修，结果被恶警发现，说出是我传给她的。次日，恶警就在全监区开所谓批斗会，叫犯人揭批我。我就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叫邪恶的会开不成。

揭批的犯人们说着说着就改变了话题，恶警一听不对劲，就问那个犯人：“你讲的是什么呀？”犯人说：“春梅就是这样给我讲的，我就这样讲。”恶警叫她下去，再换一个人上台。第二个犯人讲讲又说：“春梅说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是中共警察在演戏……”台下的人交头接耳，嘻嘻哈哈。恶警一手把发言的犯人推开:“你讲的什么？”那个犯人说：“我脑子里这样想的就这样讲了。”引的下面满堂大笑。接着犯人之间互相说谁谁跟春梅学了法轮功，批斗会开成了讲真相的会。恶警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草草收场。

不叫她们再干坏事

就在所谓“批斗会” 不久，恶警就加大了对我的迫害。一日，八个监狱“六一零” 警察气势汹汹的来了，开始对我進行威胁，我不管恶警那一套，就是发正念。不大一会，恶警的气势渐渐消下去了，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最后自觉无趣，给自己找个台阶就走了。

随后监狱又派两人来“转化”我，我就跟她们讲真相，她们问这问那，我有问必答。后来我又讲善恶到头来终有报的理，让她们不要再做这些不好的事。看的出，她们都能听進去。最后，她们说不想再来了。那晚，我梦见了师父，师父在向我点头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