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东平度同和派出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因张贴真相，被同和派出所绑架。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后，一个值班的青年警察逼我蹲下，我不蹲，他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跺我的腿弯，把我跺倒在地，我站起来说：“警察打人，执法犯法、违法必究。”他就又把我连打带踢打倒在地，他连续打倒我五次。同和派出所通知了平度公安局，一会儿平度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迫害法轮功的头目石卫兵来了。他一看到我就说：“一直想抓你，可抓到你了。”他走后，警察就把我的双脚固定在铁椅子上，从背后将双手也铐在铁椅子上，又把我的棉包服解开扣脱到臀下，我当时里面只穿了一件秋衣，就这样他们冻了我一夜。

酷刑演示：绑在铁椅子上

第二天上午来了几个当官模样的准备做笔录，问我话，我让他们给我打开手铐，我要去厕所，他们不给开，我就什么也不说，他们才给我打开手铐。他们让我到楼梯口的地下室照相，我不照，他们说要用脚把我跺进去，下午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青岛大山看守所。

二、 青岛大山看守所对我的迫害

在大山看守所我拒绝劳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我绝食第三天，警察指示犯人给我强行灌食，灌食的时候警察不在场，六七个犯人把我从炕上拖到地上，按住我的胳膊、腿，压住我前胸，撮住我头发，拧住我鼻子不让我喘气，然后用牙刷狠命撬我牙齿，往我嘴里灌玉米糊糊，折腾半天没灌进去，她们才松开我。

酷刑演示：灌食

警察在监控里看到没灌成，就拿着管子，叫犯人端来些什么汤（后来听看守所的李姓副所长说，是从一个老太太那里学来专门对付法轮功学员绝食的秘方，里面有各种调料，还有随时更换的药，犯人都捂着鼻子不愿闻那味）。一个犯人说：“这些东西倒你肚子里你怎么受得了？”一个男狱医说：“尽给我们找麻烦，不能给她插得太舒服了。”他让犯人强行把我按坐在炕沿上，把住我手脚，撮住头发，我被迫头往后仰，一个女犯用双腿顶住我脊梁使我无法动弹，男狱医拿着管子故意在我鼻孔里插来插去（不往鼻孔插，专往鼻骨上插，快插进去就拔出来，快插进去就拔出来……）。每次都插得我泪流满面，灌完汤后我难受得很长时间都不愿说话。

后来灌食的换了一个姓尤的女狱医，开始她自己灌了几次，后来她每天强迫犯人给我灌汤两次，犯人不愿参与，她就点名逼她们干，开始灌食用的管细软，后来，她换了一根又粗又硬的管子，就跟给自行车打气用的打气筒的管相似，粗细跟小手指一样，姓尤的狱医咬着牙往里插，我感觉鼻孔撑得就象要裂碎了一样的疼，每次灌完我都要到厕所吐会儿血。

后来我从五号调到二号，到二号的第一天，尤狱医叫读报员（号头）朱桂芬（后来转到济南监狱集训大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给我插管，朱桂芬不会插，尤狱医非让她插，并吩咐号里的每个人都得学着插，还说免费学插管出去就可以开门诊。朱桂芬害怕地插来插去却怎么也插不进去，一会管子在嗓子眼里卡住了，一会从嘴里窜出来，我全身被按住无法动弹，难受得直流眼泪。朱桂芬内疚地说：“李丽，我不会插，插得你难受了。”插完后，尤狱医把朱桂芬叫出去了。

朱桂芬回来的时候，我正从地上爬起来扶着墙艰难地往回走，她猛地往我身后跺了一脚，将我跺倒在地。这时我已绝食近三个月，身体极度虚弱，我扑倒在地很长时间都喘不上气来，使劲爬也爬不起来。朱桂芬大骂起来，说要往死里整我，并吩咐号里的人谁也不准管我，有几个人跟着她一齐恐吓我（后来朱桂芬调另一个号里，因跟其他犯人吵架被长时间钩着，遭了很多罪。后来又调回二号，我善意地对她说是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了，她表示以后再也不管法轮功的事了）。李副所长又把我钩起来，将手铐脚镣钩一块，钩了一天，我的手掌就肿起很厚。

号里的炕上满了人，炕下也打满了地铺，他们让我睡在厠所门口的地上，地上有水很潮湿，她们用抹布抹了抹，铺上纸壳，然后让我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是那种透明的、中间夹着一层薄薄的黑心棉的被子，晚上冻得、手铐脚镣钩着难受得我睡不着觉，偶尔迷迷糊糊中一伸脚，就会把手铐卡的越来越紧，同号的犯人都说我的这两只手废了。

后来我被非法判刑四年，我在被钩着、身体又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艰难地写了上诉书，看守所的白所长以我写的内容不合格为由，当众把上诉书撕碎，并威吓我再写不合格就不让写了。

三、济南监狱对我的迫害

我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个月后，在上诉无门的情况下被送到济南监狱。在济南监狱，普通犯人被关在出入监，法轮功学员被送到集训队，都在一楼，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队长薛颜芹让卖淫犯强迫我脱光衣服蹲下搜身，逼我穿囚服，她们把我的衣服、被褥撒满地，用剪子把被套剪碎搜查，搜完让我进了监号。

监号里的犹大跟我说必须写“五书”，如果不写“五书”上厠所就要打报告，得那些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抢劫犯、卖淫犯同意才能去，我不写也不打报告，她们就不让我上厠所。中午逼我背监规，我不背，她们就罚我面壁站着，我不站就把我打倒在地。憋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了，她们就大骂我不要脸。

后来允许我去厕所了，但我去厠所必须有犹大跟着，否则不让去，每次去厠所都得求她们，她们就讽刺、嘲笑我。

她们逼我晚上干一阵子活儿才能睡觉，有一天干的活儿是宣传“八荣八耻”的不干胶，我不干，她们就叫我到一边站着，我不站，她们就汇报给了队长，说队长叫我去办公室。我来到办公室门口，她们说打报告才能进去，我不打，就在门口站着。那时她们还没让我上厕所，我就只能天天尿在裤子里，再加上那几天我正好来了例假，短裤里垫的卫生纸被尿、血湿得透透的。我因为绝食身体还没恢复，穿的单薄下身又湿透了，我冻得蜷缩着坐在办公室门口的地上（当时已是初冬了）。我问那些抢劫犯能不能让我把湿透的卫生纸拿出来到厠所扔了，她们说没有队长的同意不敢让我去。薛彦琴出入办公室几次，却对我不理不睬。

集训队是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地方，过几个月转化的多了就分到各监区去，在集训队长住的就是专门管制法轮功学员的杀人犯、卖淫犯、抢劫犯、经济犯，我经常听到犹大议论：某某已三个多月没睡觉了还不放弃信仰；某某让她穿囚服她不穿，就把她衣服脱光，几天几夜不穿衣服；某某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顽固，让她面壁站着不准睡觉，那天忍不住打了她一顿。

一天我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平度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石维兵、平度同和精神病院、山东王村劳教所、青岛大山看守所迫害我的种种违法行为，薛彦芹先是极力表白济南监狱没有这种事，几天后又厚颜无耻地说：“你所经受的那一切，这里的犯人（指法轮功学员）都经受过，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政府镇压法轮功就得这样。”

在监狱里，精神上的折磨是一种无形的、语言无法表达的痛苦。一个叫王慧的犹大认识我，要跟我交流，去后，我见她说的全是诋毁法轮功的邪悟言论，就再也不想去见她了，抢劫犯、卖淫犯就拽我胳膊拖我腿，把我强行拖到走廊逼我去，我就喊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她们才连骂带踹地放开我，在监室里她们公开说不准任何人理睬我，孤立我，每天批斗我，人人表态，谁不批斗不说话，大家就说她转化不彻底，连她也批斗。

一天， 她们又散布谎言污蔑大法，我就揭穿她们的谎言，她们恼羞成怒就拿麻袋堵我嘴，我趁机跑到窗边，拉开窗户对着院子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济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时正是犯人早上出工的时候，她们一齐转头向这边望着，犹大们象疯了似的对我拳打脚踢，撕扯我，抢劫犯贾慧打我耳光，我死死抓住窗棂子不放，喊了几分钟，撕打我的人越来越多，她们仗着人多势众，最后把我摔到了床上，把我摁倒在床，又打了一顿。

后来她们不让我住在靠院的监室里，住到了窗户对着高墙的屋里，一个卖淫犯看着我。一天她摸我大腿拧我脸，我不让她摸，她说她是同性恋者，非摸。我不从，她就动手打我，当时我正靠在窗边，就随手拉开窗户大喊“法轮大法好”，从外边又冲进几个犯人一齐打我，她们没把住我，我就又冲到走廊喊了一阵“法轮大法好”，她们把我抓到屋里，把我打倒在地，大组长（犯人头头）照我大腿上狠命地跺，我本能地用手捂着腿，她就跺我的手，我的手一会儿就变得青紫，肿起来了。队长孙晓丽进来说：“李丽，给你换换地方住吧。”然后对大组长说关禁闭室里去。

她们把我架到禁闭室，给我扒光衣服搜身，这时薛彦芹进来当着六七个犯人的面，阴毒地说：“就等你这一天了，早就想治你了，有的是手段治你，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在禁闭室里她们不让我吃饱饭，只给我一口窝窝头，菜汤里漂着几根豆芽菜，天冷了她们都穿了大衣，我要求穿大衣她们不给我，关了我十五天才让我出去。

由于离禁闭室近，我经常听到被关禁闭的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听到喊声，我也喊，薛彦琴说这样不是办法，她就让我搬到出入监的一个监室里，在这里因为我讲真相她们经常打我，整天地用抹布堵我嘴，有时半夜里把我从床上拖下来，让我承认错误，用抹布堵我嘴，折腾到下半夜，又关我禁闭。我共被关禁闭四次，每次都是十五天，关禁闭期间不让吃饱饭，只让喝很少的水，又渴又饿，不打报告上厠所大小便不给卫生纸，不让洗刷。每天早上一醒她们就播放诬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广播，直到晚上睡觉。

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不让订食品，一次我要求订食品，刑事犯说得请示薛队长，请示回来后，她说刚才听薛队长说她真不愿意在集训队管法轮功了，国内国外的很多法轮功学员给她打电话、写信，劝她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她就象见不得人似的，压力太大了，真干够了。

后来不知从几监区调来一个叫许美的很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现在许美还被关押在监狱受迫害），我们经常用眼神互相鼓励，她也几次被关禁闭。有一次她给我写纸条说跟我结伴走出监狱去；还有一次许美给我一张纸条说，她们在饭菜里做了手脚，不知使了什么药。后来我突然被调九监区。一天组织犯人在走廊里看电视，好象是通报什么事，我在屋里听着是许美和一个杀人犯逃跑被抓回，杀人犯被枪决了，许美在电视上哭着悔过，我想：许美不知经受了什么样的折磨才能表这样的态。

不知从哪天起，我感觉自己的觉多了，一天到晚老想睡觉，心里还发慌，站不住，坐不住，经常难受地坐在地上，还经常有种无名的怕。一天我站在窗户边，觉着难受得挺不住了，我怕自己倒下，就想也许活动活动就好了，刚走了几步就栽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醒来后才知道是包夹我的高芬（她原是法轮功学员，后被转化）和受贿犯——原济南电视台广告部编辑主任（记不清她的名字了）把我扶到床上了。她们说看我就象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头撞在床上（上下床的上床），没走几步就栽倒了。这时我才真的相信了许美在纸条上写的话。有个五六十岁因组织卖淫进来的老太太，她也是平度的，没人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告诉我她们在饭菜里下了药。

在禁闭室里不准随便躺着，不准倚着，不按要求做要受惩罚的，那时我难受得顾不了了，在地面上（水泥面上铺着黑胶皮）滚来滚去，队长进去见了，好象什么都知道，说：“李丽难受成这样了，赶快整理整理给你照相。”

过了几天又把我调到九监区。我越来越难受，晚上痛苦得没法睡觉，每晚在走廊的地上打滚儿、撕扯自己的衣服（她们不让我在监舍里，怕影响其他犯人睡觉）。在九监区的一年里，我经常脑子就象要爆炸了，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想狂奔狂喊，我就拼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别人只看到我猛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其实我内心的痛苦别人是无法体会的，那些日子真是度日如年、痛苦难熬。后来她们给我开了些药，吃药后晚上能睡着觉了，但经常从睡梦中吓醒，经常产生无名的怕，反应越来越迟钝。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我冤刑期满回家后很长时间，才渐渐恢复正常。

四、平度公安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二月我冤刑期满，回到了平度。因无家可归，就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王村女子劳教所时，前夫承受不住中共施加的压力，与我离了婚）。

2010年春天，村委派人到我家说：“上级领导说了，××同志来你村了，要看好她。”并强行要我和丈夫的手机号码。

同年八月十日早七点多钟，我刚离开家去上班不久，平度泰山路派出所的四五个恶警就闯入我家，没对我丈夫出示任何证件，就乱翻乱拿，抢走了MP5一个，真相币七十多元，印有大法好的福字一个。

随后开始有公安的便车跟踪我，后来又换成警车跟踪我。一天下午，当他们要对我下手时，我机智走脱。他们就到我工作的单位去蹲坑，并恫吓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中共一九九九年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至今已经快十二年了。这些年中，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进同和精神病院六个月，被绑架、关押多次，中共迫害大法修炼人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