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规”和我没关系

在冀东监狱，新入监的人面临的第一关，照例是背“监规”。先放松两个月，各支队暂不出工，要求集中精力，背个滚瓜烂熟。开始，我随大流也背了一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的心不在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也没有“進展”。

那天吃饭时，一名“普犯”悄悄问我：“其他支队的法轮功都不背监规，你怎么啦？”当时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感到眼前一亮。我顿时明白了，这是师父借“普犯”的嘴点化我，所谓的“监规”，在大法弟子面前，算个什么东西？！从此，我下定决心，和“监规”一刀两断！

当时，支队非常关注我这个“法轮功”背“监规”的情况，二中队刘姓队长还特意派了监护人“帮”我。我拒绝监护人对我的一切“热情”，并告诉他，法轮功是受迫害的，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犯人，“监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监护人如实向队长作了汇报。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一番说教，最后无奈的说：“那你就提前出工吧。”

一次，二中队当众抽查背“监规”情况，“碰巧”抽到我，我严词拒绝。队长让一步，说“背一条就行”。我说：“一条也不会。”队长急得直摇头，只好把我排除在抽查背“监规”的范围之外，从此，这事就真的与我彻底无关了。

类似背“监规”，还有支队搞的什么“验血”、见“领导”必须说一套“报告词”之类的把戏，我统统不予理睬，理由照旧：我是法轮功修炼人，这些和我没关系。

正念面对残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恶党一手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由此，加剧了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冀东监狱当然也不例外，开始是软中带硬，各级大小恶徒动员起来，纷纷找大法弟子谈话，搞起了所谓“春风化雨”的一套。支队的科长王国胜，这个典型的伪君子，竟主动和我交起了“朋友”。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咱们交个朋友，以后互相多配合，多支持。我说，不止我是个好人，所有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把好人当成“罪犯”， 把罪犯当成“好人”，你们到底算是什么人？如果你敢把所有炼法轮功的都无罪释放，你才算是个大好人，而且功德无量！

王的脸憋得发紫，嘴也哆里哆嗦，竟说不出一句成形的话来，他恼羞成怒，会同在各中队几乎都碰了钉子的同伙们，决定来一次硬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部署，几个中队全都提前收工，针对所有坚持不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等所谓“四书”的大法弟子，组织了一次统一行动。这也是我第一次遭受电棍灼伤的迫害。

四五个恶徒围着我，两个手提电棍，其余的分别拧着我的胳膊，按住我的肩头。队长一声令下，电棍狠狠的伸过来，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灼热和隐痛。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心里一直不间断的默念着师父的诗句：“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 无存>），渐渐的不再痛了，也不再烧了，觉得一切正常了。几天后，连灼伤的痕迹也抹平了。然而，那半个小时的施虐，几个暴徒却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过了一段时间，暴徒们又组织了第二次迫害。不同的是，我这次更加从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又一次见证了施虐者吃到的连他们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苦头。对此，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支队长狄仕金（曾数次上明慧恶人榜）十分恼火，他曾对我直言：“你不转化，我就整死你，也得叫你转化！”果不其然，一次新的迫害很快就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天，狄仕金带上两个年轻队长，满脸杀气的找到我，话没说两句，他就乘我不注意，抬起穿着皮鞋的脚，向我的大腿狠劲儿地踹了过去。当时我感受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但这也使我立即清醒起来，脑子里发出坚定的一念：“不许打，让你们打不成！”一瞬间，场面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每当狄队长抡起手臂向我打来的时候，总会被我的手准确地搪住，并甩到一边，他的身体也随之晃动一下；尽管两个年轻队长一直在死死地按着我的双手，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幕。半个小时下来，他们真的一下也没打着我，得到的却依然是汗水、喘息以及满脸的懊丧。我对狄仕金和他的帮凶们说：“你们谁干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虽然现在我没用笔记，可我脑子里全都给你们录下来了。等我一出去，一定向全世界曝光，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没想到这位堂堂的副支队长竟连声说：“别，别，别这样。”

主动出击

回忆在冀东监狱的五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总想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堂堂正正的走了过来。我体会到，越是金刚不动，邪恶越是猥琐无奈，而“环境”就越是宽松舒展。

一次，张姓队长亲自出马，连续两天向我全力攻关，甚至赶上礼拜天也不回家休息。开始，他反复劝我说，写个同意转化的“四书”就没事了；可我不是摇头“免谈”，就是斩钉截铁的说“没商量”。于是他改变策略，要求“来个口头表态也可以”，甚至预先给我准备好一份简单的“保证书”，说念一念也行。当所有这些伎俩彻底破灭时，张队长怒不可遏了，他狠狠的说：“你再不转化，我就采取措施！”话音未落，我忽的站了起来，指着他的脸大声道：你敢！你捅我一下试试！不料这一喊，真把他镇住了；张队长张口结舌，憋了几分钟，才放出话来：“算了，时间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我深深感到，一定要更加扎实的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当前必须做好的一切。首先是从自己做起，要用大法把自己的头脑進一步充实起来。以出工为例，无论在出工的往返路上，还是在干活的整个过程中，我决不轻易放过每一分钟。只要有可能，我就反复背诵《洪吟》，有时也回味《转法轮》中的某些段落（因为当时还背不下来）。我体悟到，当头脑中只有大法，充满着大法，一切杂乱的东西就没有地方存身，这才是真“空”的境界，才是修炼的最佳状态。

其次是主动出击。一有闲暇，我也会酌情主动找队长们聊聊。一次，好长时间没见的张队长出现了，我就有意的凑过去。他告诉我，出车祸了，昏迷了三天，好几个月才来上班。他哀叹着说：“人啊，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昏迷了几天。”（当时天气已经变暖，他还戴着棉帽）我接上话头说：“是啊，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显得多么渺小，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只要冷静的想想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就会明白的。”其实，张队长从以往得到的大法资料中早就了解到不少善恶有报的实例，只不过这次是亲身体验而已。我对他说，只要你良知未泯，牢牢记住这次车祸的教训，就有机会选择好的未来。他连连点头，似有所悟。

还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讲真相救人。我认识到，相对宽松的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抓紧救度”的机会，不容许丝毫懈怠。在二中队，有个普犯靠家人上下打点，获准减刑一年。在即将出狱的最后阶段，他被安排担任夜间值班。不料，无情的失眠症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在允许睡的时候，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当值班时却又恍恍惚惚，困得要死，有时头也疼痛。看到这种情况，我主动接近他，说话间自然就提起了大法的美好。他也述说了自己近来精神压抑、寝食不安的无奈。这时我特别建议他背背师父的经文，说只要心诚，效果一定好。当时我就把自己能够背诵的《洪吟》〈分明〉写在纸上：“佛来世中行　常人迷不醒　毒者甚害佛　善恶已分明”，让他一定熟读熟记。后来又抄了〈因果〉和〈迷中修〉两首诗供他背诵。不久，他的失眠症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好了，他显得精力充沛，再也没有那种病恹恹的样子了。此后，他对大法的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向我坚决表示：出狱后，一定要好好学炼法轮功，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堂堂正正走出冀东监狱时，支队竟派专人用小轿车把我送回家。那个王国胜科长最后问我：出去后还炼吗？我说：当然炼，必须炼，炼到底。他长叹：“你这几年来这儿，算是白来了，弄得更坚定了。”其实我心里清楚，此时此刻，他们心里最不平静，对我而言，他们最怕的也许仅仅是两个字——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