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安琳、女、194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校医。家住北师大院内乐育6楼2门202号。我因炼法轮功曾先后被抓7次，遭毒打、被判刑，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被非法拘留、劳教，遭恶警毒打

2000年6月18日，我和同修去天安门打横幅，在广场上遭到警察的拳打脚踢揪头发，警察把我野蛮的扔在车上，抓到炮局。被拘留一个月，取保候审一年。

2000年7月，我回老家湖北十堰，到湖北的第二天在二姐王安秀（现已被迫害致死）家，下午四点当地公安局闯进家中乱抄。当即抄走我的身份证和随身听的磁带，把我骗到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三天。在超过48小时他们仍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开始绝食（8月27日），第三天他们把我送到拘留所，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在拘留所，我坚持炼功，并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非法抓捕，因此我遭到了他们对我的毒打，打的我在地上滚来滚去，以至于我的腰部以下到脚后跟，是黑紫色的，当时在场的有人目睹，以至后来我回到北京,北师大的同修、同事以及当时的保卫处长全部见证了我的外伤，曾有一照片，在后来遭迫害时丢失。我在绝食期间他们给我灌食，我反灌食，他们用手铐撑开我的嘴，撕破了我的两嘴角，鲜血直流，捏着鼻子强灌。主要是警察尚××（女）。

在此期间当地公安与北京公安联系，北京公安徐强、刘谦到十堰后，当地公安对他们进行热情招待，请客吃饭、送名烟、名酒，然后到武当山玩够了，再来接我，此期间我一直绝食，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说法。北京公安已买了回北京的车票来接我，我不走，于是由北京公安徐强硬背着我送上火车，以至于火车都在他们的指挥下晚点开车等着我上车。

2001年10月，我因发传单被抓，被非法劳教一年零6个月。

狱中遭奴役、虐待

2005年7月，我在家中，恶警非法从阳台上闯進我的家，抄走了我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和全部大法资料，把我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判刑5年。宣武公安吴××（男）对我拳打脚踢。用流氓语言谩骂不停。他的警号是028965

在七处姓田的女警察和姓胡的男警察，在没有还给我价值一万元的电脑的情况下，叫我签字。两次牢狱生活，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身体每况愈下，我本来炼功身体什么病都没有了，可是在监狱里我每天要吃很多药，其中心脏病是主要的，还把我拉去住院，最厉害时以至她们也不敢向我提转化一词。我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典型的鬼剃头的症状在我这头上非常明显。由于长期处在高压下，我的精神非常紧张，出狱后很长时间我都很难摆脱那种非人生活的束缚，经常做恶梦。

奴役性的劳动是监狱对法轮功的主要迫害之一，不管老弱病残都要参加，而且还有产量要求，以产量的高低来决定分数多少，累计分数决定是否减刑，因此凡是想早日出狱的，都有去通过分数的积累能达到一个减刑的目的。因此也都拼命的干活，但是监狱另一方面还制定了一些办法抑制着那些想减刑的法轮功学员，比如通过答卷来考验法轮功学员是否真的转化，这些答卷可能给你三个答案，如果你选择了他们心里指定的答案，你就是答对了，如果你选择了相反的答案，你就要挨整，如果你选择了模棱两可的答案，那你就是有问题要遭暗算。比如问，也不行，就认为你心里藏着什么没说，要暗地整你，找茬不让你干活，少挣分或者采取你想象不到的办法来整你。我在答卷时就是答“不知道”当时没整我，可是不久之后灾难就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廖一平已70多岁了，在劳动过程中头晕无法坚持，中途回去了，我们两个原来同住一个大院，先后被抓，又分在一个班，自然关系较好，她托我收工时帮她交一下活，她告诉我是20个成品，可是去收活时只有18个成品，少了两个，哪去了？其实谁都知道是其他犯人偷走了。队长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她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叫我们两个写检查，大会批、小会斗，全班都不干活了，专门开我们的批斗会，我们两个不干活没分，但是别人却因为开我们的批斗会挣满分。这类事情太多了。我曾两次答卷都因为不符合要求而被整两个多月没分。劳动中规定不让说话，劳动委员又因为我劳动质量好，分配我教一个普犯如何提高质量，就在我手把手教那个普犯怎么做时，劳动委员从身后过来照我头顶狠命的打了一下：“谁叫你说话！”我向谁伸冤？進监狱本身就是冤，進来就没有说理的地方。监狱里利用犯人来整法轮功学员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她们队长很少出面，都是让其他的犯人代替她们来整我们，我们一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不能按时喝水造成我大便干燥，每周一次，还要用手去扣，痛苦之极。冬天洗澡时不给热水，给也是一小瓢，根本不起作用，和凉水对在一起一点温乎气都没有。

我性格内向、胆小，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力，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心脏渐渐的坏了，头发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