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恶警绑架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六日，我亲爱的妈妈、九十四岁的慈祥、勤劳刚强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令儿女们心痛。八日那天，亲朋好友，好多人，都去送老人一程，向老人做最后的告别。望着妈妈的遗容，我心底道一声：妈妈，您一路走好。回来的路上，每四个人坐一辆车下山去饭店，以答谢为老人送行的亲朋好友。

我乘坐的小面包车，共坐五个人，当车行驶到不远处，发现前面一辆警车在路边，而且六、七个警察站在那儿，对我乘坐的面包车进行拦截。其中有两个警察来到我乘坐的面包车跟前，有一个叫刘革（曾经多次参与干扰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指着我说：“中间坐的下车”。我说：“为什么要我下车？”另一个叫王斌的说到派出所就知道了。

这些警察没有出任何手续，就将我劫持到警车上，来到了七道沟派出所。在派出所我问王斌：“你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就问我，你的上线是谁？我回答说：“什么上线？我没有什么上线。”一个姓马的警察说：“你不说，有人说！”我说，“我母亲去世了，我为我母亲送行，你们无理的非法抓人，是执法犯法。”这时，王斌让女警察张君对我搜身，搜完后，对王斌晃了晃脑袋。

这时，进来一个叫代庆国的，称自己是七道沟派出所所长，说他已经上了恶人榜了，政法委书记王宝治名字后面就是他。我说，你上了恶人榜了，说明你做的不好，从现在开始你能从新做好，别做恶了，你就不会再上恶人榜了。他们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将我推上警车，到我的居住地派出所打听我的住址，强行抄家抢劫，又强行把我往警车上押送。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王斌问我为什么要喊法轮大法好？我说我就是让周围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让人知道我不是干坏事被你们抓去的。与此同时另一伙人到我母亲家，搬倒沙发，乱翻一遍，当时有两个邻居帮助看家的，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警察抢走了我外市来的亲属的工作背包，和我母亲生前的生日录像光盘。最后，他们以我态度不好为由，将我送往看守所，在送往看守所之前，他们在派出所要给我照相，我拒绝照相用双手挡住眼睛，他们丧心病狂的践踏师父的法像。我告诉他们要遭恶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到了看守所大院，四个警察连抬带拖的往里走，把我穿的裤子双膝盖都拖破了。我就是被这些所谓的“人民警察”执法犯法绑架到看守所，人性、良知、道德、法律他们全都丧失掉了。

二、看守所的折磨

我昏迷的躺在看守所的监室里，我清醒后看到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关押了二十几个人，夜里她们都干活，缝翻毛手套。这里有两个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非法关押了两年半之久，他们身体很虚弱，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门牙都掉了，但她们都坚定正信。

第二天，看守所女管教，王静指使姓刘管监，让我穿监服（黄马夹），我说我没犯罪，我是被非法强行抓来的，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所以我不穿。王管教看我不穿监服，就将我座位调到靠近厕所门口的地方，而且在光线较暗的地方缝手套，晚上睡觉也在这儿。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睡觉。每个人只有一尺多点，只能侧身睡，谁想上厕所，回来后就没地方了。我睡觉的地方离厕所只有一尺宽，而厕所没有门，只有布帘挡着。厕所里面的墙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通风用的。也是用布帘挡着，所以冬天冷气不断的往里灌。我在厕所门外睡觉又潮又冷。因为人多上厕所的人进进出出的掀门帘，我很难睡好觉，每天又是十六小时强制的干活，身体备受煎熬。

就在我被关押一周左右，管教又点名让我们炼法轮功的出监室，到走廊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大夫，要强制给我们抽血，有个男管教打了一个抵制抽血的法轮功学员一耳光。

就在我被七道沟派出所强制非法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十多天后，七道沟派出所的王斌、马姓警察及王管教，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传唤证逼我签字。司法程序在他们那儿可以随意更改。随便非法抓人、关押，然后再补传唤证，再随便编个罪名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我指出他们这种违法行为并要求立即把我无罪释放时，他们大笑起来。

在看守所王管教又把我从一监室调到二监室，变换着方式折磨我。王斌提审我好几次，每次要我交代上线是谁，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多次，我没有上线、下线的”。最后来了一个可能是分局的人，对我说：“这次是你最后的机会。”我说我也没有犯罪，你给我什么机会，你们本身就是在犯罪。我一个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却被你们司法、公安联合非法劫持、关押。警察非法搜身、没有搜查证非法闯入私人住宅，又非法拘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派出所，看守所，公安局联手欺骗我女儿，骗她签字，说签了字，你母亲就能回家了。女儿被欺骗按照他们的要求签了字。他们却拿着女儿的签字送我去马三家教养院。

三、马三家的“小黑屋”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四十二天后，七道沟派出所马姓警察、刘革把我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往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在车上我给他们念大法歌曲《得度》，希望能启迪他们的善念，别失去瞬间即失的得救机缘。

在马三家医院体检时，检查出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可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达到迫害的目的将我送到了辽宁马三家所谓的“思想教育学校”（后改为马三家教养院女工所）。在马三家教养院的收发室，刘革才将教养决定书拿出逼我签字，内容全是捏造和虚构的谎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劳教两年。面对这非法劳教迫害，我坚决不签字。他们却说不签也照样能送。

我的行李衣物已被先拿走了。我随着两名自称学员的人来到了一大队二分队队长关丽英的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三个小板凳，我坐在小板凳上，问她俩是法轮功学员吗？她们说是，我问带我到这干什么，她俩说唠唠，我问你俩是不是做转化的，她俩没说什么，我说如果是来做转化工作的，咱们就别谈了，我不会听你们的。我坐在这里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被她俩带回宿舍。

宿舍里十张床，上下铺二十个床位，大约有十七八个人，大多已经睡着了。凌晨四点钟，全室的人都在熟睡，我被叫醒，穿好衣服、带着脸盆、洗漱用具跟着她们来到了用屏风间隔的四个小间中的一间里。她们说这是队长放材料的地方，四个分队长每人一间。我又被她们领到小屏风后面一条不到一米宽的靠北窗的一间内，坐小板凳，等到队长上班时又把我带到了队长办公室。我叫它“小黑屋”。从此以后，我每天都是四点起床，由两个包夹带到小黑屋，她们按照队长的要求有时念，有时讲她们被洗脑后的邪悟的东西，并把我每天的情况向队长汇报。七天后，包夹对我说：“队长说了，只要在十二月底的最后一天，你要写转化书，就给你减期十天，而且每个月都减期十天，两年减期八个月。”我的心丝毫未动，我什么都不写。

大约在一月上旬又把我转到教养院的综合楼。每天五点起床，晚九点以后才允许睡觉。

腊月二十四，队长为了集中监控，又把非法关押在综合楼的七名法轮功学员带回三大队，但没回原队。而是在三楼右侧每间屋非法关押一个，每个法轮功学员身边又被各分队派的两个包夹看着坐小板凳，每天十六小时，晚上十点再由四防人员开大铁门带回去。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不能碰面，洗漱、上厕所都被包夹单独跟着，吃饭有人送到铁门处，包夹再拿回房间里。每个房间的窗户玻璃用报纸糊上了，在屋里都看不到外面。

过了半个月，我又被带回原三分队的小黑屋。依旧每天四点起床，坐十六个小时的小板凳，晚十点回去。由于长时间坐小板凳，屁股都坐破了。又过了十天队长又把我调回宿舍，和宿舍的所有人员一起剥大蒜。

四月上旬教养院让三大队到操场做广播体操，队长关丽英开会宣布全体人员都要到室外做体操。第二天赵姓学委来到房间问我们听明白队长开会的意思吗？你们三人也得去做体操，我说我不去做体操，要炼就炼法轮功，别的什么操都不做，另两位法轮功学员也说不做。她转身就走了。一会儿，队长来了，让我拿着小板凳跟她走，又把我带回了那个小黑屋。并大声对我吼着，说为什么煽动她俩也不去做操。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我也没煽动任何人。这时，她又让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了，不一会她又让我坐下来，这时我没坐，我依旧站着，她说好，那你就一直站着吧，她就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队长又回来了，并带上三个学员，她又让我坐下，我没坐，没想到队长把我摔倒在地，我又爬了起来。队长叫赵姓学委去队长室拿手铐，将我的双手背在后面，铐在暖气管子上。我说这就是你手中的权力，她说对，就走了。

我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早没黑的折磨，此时非常虚弱，我感到胸闷，眼睛也睁不开了，身体下沉，脑门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流，后来昏迷了。就在这天晚上十点钟，两个法轮功学员带我回宿舍时，我的左眼看不见东西了，就好象有一种黑影的东西挡着似的。后来队长又把我带到对面教室里，用课桌在墙角围了一小块地方，要我在那里面干活（做出口墓地用的小花），还有包夹看着。

四、马三家女一所的种种迫害

端午节的那天，赵姓学委告诉队长要我收拾行李衣物和另两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带到教养院大门外。大门外停了一辆警车，还有四个法轮功学员也被带出来，有个男警察让我们上车，就这样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女一所，到了那里我们五个人被分了三个地方，我和另一个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了老年队。这个老年队有十三个人，每天要完成军大衣扫毛剪线头的活。这十三个人中有十一个人是因为信仰耶稣教的家庭教会成员被劳教的。她们说，每当有一所来检查或参观的，她们就会被弄到仓库里，锁起来，不让外来人员知道有信教的被抓。在一所每天五点三十分起床吃饭，（拿盆出去打饭，端回宿舍，大伙分着吃）。六点出工，十一点三十分收工吃饭，十二点半出工，晚上四点半收工吃饭，五点半又出工，干到九点或十点收工。

在一所被奴役了三个多月后，在零六年九月十二号中午十二点左右，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又去警车把我们在一所的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拉回二所，并把我们集中在一起威胁说必须写转化书，不然的话自找苦吃，当然没有法轮功学员听她们的。这时管教处的加上女队长，将我们每个人关押在一个房间内开始迫害。我被带到医务室，屋里除了女狱医外，还有四个男警察一个女警察，其中有一个范姓警察叫嚣说“刚才我说的你听到没有”，我没回答他的话，此时，他就用硬纸壳棒打我的头。我说他你干什么呢，这时一小矮个警察说算了，把她铐那儿得了（指一张上下铺的铁床），然后就把我双手分开铐在铁床上铺栏杆上。过了一段时间我心闷、气短，心脏不适的现象又出现了，身体在往下沉，手铐深深嵌进手腕里，汗珠又大颗大颗的往下滴，落在床垫子上，吧嗒吧嗒的响。一个女警说你看她哭了。到我跟前一看原来是汗滴，这时那个范姓警察说把他送到隔壁房间，随后就被一个警察连推带拉的推进隔壁房间，并将右手铐在铁床的上铺铁柱上，左手铐在另一张床下铺的铁柱上，双腿被绳子紧紧捆在一起固定在床头上。两只手一高一低的斜着，既站不起来，又蹲不下去，从中午一直到半夜，身体遭受极大的伤害。犹大宛淑珍和恶警各个房间乱窜，胡言乱语，助纣为虐。恶警最后把我们这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折磨的都不能正常走路了。走路都是用手撑着地往前挪。

最后教养院管教处的恶警把我们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和二大队的四十名法轮功学员分为三个分队，每个房间一个分队。白天晚上都被警察看着，晚上睡觉房间两头各坐着一个女警看着。第二天再换二个警察，走廊大铁门旁边相对的两个房间，住着管教处的男警。他们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法轮功学员，吃住都在室内，不时的在走廊巡视。有一天三分队队长石雨让被点到名的法轮功修炼人到走廊等着，我出来时看到已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叫出来了，各个分队都有，说是要给我们打针，我说我没病不打针。这时三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就开始挨个人打针，我站在最后面，到我这我还是说我不打针，这时队长石雨和管教便骂了起来，并威胁说你不打针马上让男警来扒你衣服打，这时过来一个女医生强制给我注射了一针不知药名的针。

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初，女一、二所合并。我们五个年龄大的分到一大队的老年队。有一天管教处的几个男队长，把我们五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带到教室，让我们答卷，我们都说不答，几个队长硬是让我们一人一桌发了张卷答题，每道题的回答方式都用“√”“×”来表示，当我们写上名字准备要答卷时，队长又急忙把卷抢走了，说不用答了，名字写上就行了，他们这种做法明摆着就是用我们自己写上的名字，他们用“√”“×”填写，来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

到了二零零七年年前的十多天，在寒冷的室外干活，棉军大衣上污漆，队长让我们用四氯化碳擦，由于长时间吸入这种有毒气体，到晚上收工时出现全身发冷，当晚都起不了床，冷的发抖，盖上两层棉被都不行。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剧烈咳嗽，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咳嗽的很厉害，喘气时两肋都疼，而且大量盗汗，心口窝总是一湾子水，上半身两肋处手不能按，碰都疼，睡觉不能侧身睡，唾液里都是血，上楼都喘不上来气，头发根总是湿湿的，用手往上理一理，马上头皮带着头发就一块块掉。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即将走出教养院的那一刻，队长王广云让我到办公室，在劳动教养人员出所登记册上签名。我说我来到时候没签字，走的时候也不签字，这时她叫来两个刑事犯，加上一个值班班长，三个人，两个抓住我的手，一个人拿着登记册，将印泥涂在我食指上，在登记册上强行按下了手印。

两年的劳教迫害，使我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左眼视物不清，牙齿掉了七颗，体重不到八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