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主要是我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初期走出家门证实法所做的这些事，回忆这些旨在鼓励自己要比以前做的更好。

到市府讲真相

转过年来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第二天，同修找人捎信给我，说要到市委上访。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乘公交车進城上访。车上遇到了不少不认识的同修，看到他们就象见到亲人，我心里难过，眼泪不停的往下流。到市里一看，来的同修真多，大家都是要来告诉那里的官员法轮功如何的好，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警察把我们押上车送到某个单位的大院里，下午又开来大客车要把各地学员都送回家。有的学员不走，我也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目地。警察就野蛮的把我们这些学员拖上车。我们互相鼓励：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是好人，都不要害怕。

后来警察告诉我们说下午几点电视台要播放法轮功的节目。内容当然都是造谣诬陷和莫须有的罪名。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全面的残酷迫害从此开始了。通过此事我们都看出共产恶党迫害法轮功是早有预谋的。最后只剩几个学员，警察叫我快回家，当时我对大法的坚定真是做到了金刚不动。

大约是二零零零年，我要去城里找市长和书记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可当时家人不支持我，我手里没钱买汽车票，就只好步行。大约走了五十里的路就到了市委。在路上想：怎么進市委大门呢？尽管不知道怎么進去，但还是对自己很肯定说：我一定能進去。结果，根本没有任何人阻拦我，也没跟任何人打听怎么進门，很容易就進去了。

進了市委办公楼说要找书记，有人告诉我说得先找秘书。秘书问我有什么事、住址、姓名，我都如实回答，他说市长不在家，到后楼去了。有人专门处理法轮功的事。我就找到那边。有一个人在场，我给他讲法轮功如何好，迫害是错的，他发火了，说了一些不敬大法的恶言恶语。我当时无怕心，是邪恶的中共怕大法弟子。这个人叫我去找公安局，我不听他的，回家了。走了约有十里，巧遇开三轮车的朋友，他就把我送到村口。

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去北京证实大法好，家人还是不给路费，我费了很大劲凑了六十多元钱，从家出来走了三十多里地到了火车站，顺利到达北京。我用小学生蜡笔在纸上写了“法轮大法好”。下车出站口，我帮一个人拿东西，并告诉他法轮功好。

我一天没吃饭，身上只有一元多钱，也就能买两个馒头，连水也没有。我找到一个大饭店，好心的服务员给了我一些开水，我喝了个足，边打听边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刚把横幅打开，就被恶人一把抢去了，自己也被警察抓了。警察把在广场抓的许多大法弟子送到公安分局非法审问。同修都不配合邪恶。其实各省、市在北京都有非法关押当地大法弟子的黑窝，这些黑窝多数都设在宾馆或所谓招待所、驻京办的地下室里。我是失业工人，几天后厂长来把我押回去送到当地公安局。

回去那天正好是“圣诞节”，路上开始下大雪，上坡路太滑，乘客全下车，我戴着手铐捧了几捧沙撒在道路上，又拿被褥铺在路上，汽车这才开上坡。在公安局被关了大约一小时后我就回家了。

又去北京证实大法

过了几天我又去北京。这次我是向学员借的路费。心想，上次恶人把我打倒了，这次不能倒。我写好纸制的横幅，心中充满正念，坐火车去北京。我在车上给乘客讲法轮功是好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是错的，被不明是非的人告密。列车员找我，我又给列车员讲真相。快到北京了，警察上车把我抓到火车站警务室。我给警察讲真相，警察问我住址、姓名，我不配合，邪恶故意找来一残废人，对我说看人家都敢说家在哪里，你要说真话就叫你回家。我只信师父，不信邪恶的谎言。他们又把我关到一个小屋，我仍然讲大法好，没有怕心，快黑天了，在师父的保护下，警察就把我送上返家的列车。

在车上，我给同一乡镇的老乡讲了真相。

到镇政府证实法

大约是二零零零年，我还是一心想为大法讨公道，严惩江泽民，就拿一张《江泽民的十大罪状》的传单，正念十足的送到镇政府办公室。他们问我住址、姓名，这次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后就回家了。

夜半独走五十里除邪

还是在北京时就听我地同修说，我们当地的一家工厂挂出了一些诬陷法轮大法的邪画毒害世人。我回家几天后和一位学员一起给那个工厂的厂长写一封劝善信。我们不知道该厂长的名字，我只好晚上亲自去送。工厂离我家大约有五十里路。刚离开家就下雪了。我不动心，继续往前走。放下信往回走已经半夜了。走到半路，一个司机向我问路，他就叫我上车告诉他如何走。我知道是师父帮我，一方面我仍给他讲真相，另方面让司机带我一段路。司机怕大山坡陡，路滑想转弯，我又告诉他，我宁可下来走，也不能耽误了你的时间。司机还是顺顺当当把我带到村头，我下车后，他又继续朝前开去了。

回想我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初期走出家门证实法所做的这些事，对我自己也是鼓励。现在师父的正法進程发展这么迅速，我要比以前做的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