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才写好申诉时，家里的打印机从常理看没有任何问题，可就是打不出来，机器不动。当时舅舅说：“这真是奇怪了，根本解释不了，唯一的理由就是邪恶在迫害，邪恶害怕。”我们就拿到家附近的复印店里去印，然后就开始到各个部门去送。

等我们迈出这第一步时，回到家里，打印机好了，我们根本没做任何人工的处理，我们知道：人这边，看似我们只是将一封申诉送到了那些部门，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的巨大较量。从人中看，那些高耸的建筑，阴森的透着邪气，在中国大陆，一般的老百姓哪敢到那里去啊？可正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我们有伟大的师父加持呵护，感觉底气很足，所以步伐也迈的轻快。

我们第一次去检察院送申诉材料时不知道检察院在哪里，一位年轻的同修开车送我们，但她也不知道地点，只知道个大概方位，可就在我们说话间一抬头，发现车不偏不倚的就停在检察院的门口。我想，师父看弟子们有这颗心，送了我们一程。

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安局信访处的一次，那天是公安局局长接待日，我跟舅舅拿着我们的申诉一大早就去了，排队的人每个人要先填一张表，包括你的姓名工作单位，以及上访的事由，舅舅拿了一张表填好后就交了，然后我们排队等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舅舅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他出于想保护我以及其他很多因素，他没让我填表。我真的非常能理解他，到我写交流稿的此刻，我都能回想到当时邪恶的压力，环境的恐怖，可是我却坚持还是自己又填了一张表，我那时候还不明朗，只是觉的多一个大法弟子，多一份正的力量。现在我心里忽然明白：我们的同修，不管这一世以什么身份出现，在神的路上，我们不都是这样互相扶持吗？

我填好表后，我和舅舅就坐在公安局信访处里发正念，等着轮到我们。可是左等右等，连排在我们后面的人都進去了，却老叫我们在那里等。都到中午的时候了，信访处里已没有几个人了，这时从外面来了好几个穿便衣的人，过来问我们是谁，叫我们跟他们走，说着还不由分说就来拉我舅舅，我一开始只想着去就去，就站了起来，但舅舅坐在位子上不动，大声质问来的几个人：“你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我们是局长接待日来找局长的！”这一语惊醒了我，我也马上问站在我前面的那两个人：“你们叫什么名字？你们是干什么的？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俩赶快把眼睛移开了，不敢看我。这时信访局里负责接待的一个警察就不由分说的过来拽我舅舅的胳膊，要把他往公安局里拉，舅舅也不动，就大声叫他放手，我也质问在场的人：“你们没权利拉我们！你们在犯法。”这时信访处看门的门卫受指示“哗”一声把信访处的大铁门给拉上了，那意思就是“今天来了，你们就别想走了。”

说实话，那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跟舅舅就是不动，在场所有的人，除了那个警察，其他人也站着没动。那个警察拽不动我舅舅，可他还要拽。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说实话，真的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别人不找，就专门要去拉着那个拽我舅舅的警察，也听不清她说些什么，那个警察本来就拉不动我舅舅，又被这个人给缠上了，怎么甩也甩不掉，根本顾不得拉我舅舅了。那时似乎在场十多个人都在等着我们发话了，我舅舅高声一喊：“把门给我开开！”“哗”一声，那守门的一秒钟都没犹豫把大铁门给开开了。这前后就跟演戏似的，原先气势汹汹叫我们跟他们走的那几个人就象蔫了的茄子，谁也没敢说一个字，看的出，没能把我们带走真是又气又恨哪！我们就这样又堂堂正正的出来了。感谢师父的呵护。

我们从公安局出来了，回头走了好远，看那些人还站那没挪动姿势。当时不知是大法弟子的神念，现在才知，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抑制了邪恶，人这边才动不了，而那个执迷不悟的警察，师父又帮助演化了一个常人来解围，为了弟子们，师父真的时时处处都在操心啊！

我们从公安局出来也没有回家，信访处成了抓人处，就是要将邪恶揭露到底，我们随即到人大常委会去反映刚才的这件事了。人大常委会的门卫本来不让我们進，说是周末，但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就让我们進去了，進去了我们填了来访表，说明了情况。刚出来到门口时，来电话了，是非法抓妈妈的国保大队，问我们在哪？我们说在人大常委会，他们那边一听，觉的我们竟然没被吓住，还敢找，后边再要说什么也给噎回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和舅舅刚从公安局出来不一会儿，国保大队就去了，那样子是真要抓人，还来了不少警察，打电话问我们知道我们没被吓住，啥也不说了，倒让我们又给讲了一回真相。

这件事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又变了，前期是为妈妈被非法抓捕的事四处奔走，讲真相，继续将妈妈写的揭露迫害的信件连带我们的申诉送的更远更广。这件事出现后，就是邪恶对着我们来了，是直接在迫害我们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没有勇气再继续揭露邪恶呢？我跟舅舅同修还有其他同修交流切磋，反复读师父的经文《也棒喝》，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是师父所要求的，我们要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所以我和舅舅决定：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继续揭露邪恶，广传真相。我们又开始写申诉，并继续去交申诉，反映情况。

在这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我们前期交的申诉材料被完好无损的又交到上一级部门，等我们到那时，人家说：“某某部门刚把你们的材料上交到我们这。”我们才知，只有大法弟子自己做的不好才没信心，看轻自己，觉的什么写了申诉也没用，找了也没用，他们都是一伙儿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金光闪闪的，常人当宝贝似的都不敢弄坏一点。

这也让我明白了师父讲过的，“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强。”（《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你强邪恶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继续的揭露让邪恶很害怕，他们改变了嘴脸，把我们约到公安局大楼里办公室去谈。当时有两种意见，大部份同修认为是不能去，在公安局信访处没抓着，这回还敢去？那不白白送上门吗？只有我和舅舅觉的：得去！当时有很多同修，也包括我们家里人，光听听我们回家来跟他们说说我们去的情况，心都吓抖了。我们每天一早出门，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连我自己都是这样，我没想过要回家，也没想过我能不能回家，我只知道我要走出去。

随着我们一层一层的找，邪恶在一层一层的解体，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惊险，其实我们在其中的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当时我坐公共汽车时看到车厢上的广告有四个字“有惊无险”。其实心里就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们了。

接着我和舅舅如约来到了公安局大楼的办公室里，门口也没标明是什么部门，在场的人不多，对我们态度还可以，叫我和舅舅坐在长沙发上，对方抬把椅子坐我们对面。从角度上看，我们明显是低了，沙发要矮一些。我坐沙发正中间，舅舅起身拉了一把高椅子坐着，正对着我，舅舅说：“我坐这椅子。”当时我没明白，等后来舅舅才告诉我，他一進屋就看见正对着沙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型摄影机，灯是亮着的。原来邪恶不敢来明的，就在这些暗处使招，想偷偷给我们录像。舅舅拿把椅子正好端坐在摄影机前头，背对摄影机，把摄影机镜头都给遮了，邪恶白忙活一场。舅舅说自从他一坐在那高椅子上，马上状态就非常好，所以那天不管陆陆续续進来出去了几拨人，都是在听我们讲真相。一开始我们就揭露公安信访处的违法，整个过程中，对方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软硬兼施也没用，最后不知谁不小心提到了610，不提还好，一提我们更彻底揭露610这个非法组织，舅舅更是义正词严的说“610？610是个什么东西？谁找它610？它是个什么组织？它有什么权利？”

舅舅的声音很大，整个楼道都听的清清楚楚，全场鸦雀无声，最后没办法把我学校领导叫来，把舅舅单位领导找来，好话说尽，求我们回去。舅舅那天真是神的状态，最后舅舅大声说：“我们一進这个办公室，就摆个摄影机在这，偷偷摸摸的给我们录像，尽干这些下三滥的事，我们还要告！”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在那个时候，真长大法弟子的志气。也许有的同修会觉的我们的口气不善，可是在邪恶最猖狂的时候，很多同修一听家里敲门声心就发抖，出门见到同修都不敢打个招呼，胆胆突突的。我们能够在公安局，怒斥邪恶的罪行，让世人清醒，我觉的这才是大善的行为，如果那时有更多的同修能够挺直腰板，直面邪恶，邪恶就不敢这样肆无忌惮的迫害。

从公安局大楼回来，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这下邪恶又换了新的招数：单位不给我舅舅请假。那时我上大学，没课的时候多，但舅舅单位就以不准他请假为由，不让他再找。在这时，我就鼓足了劲儿，继续自己去送揭露材料了。因为有师父的加持和看护，没人敢动我，我安全的去了又回。我们全家人、包括我认识的警察看我的眼神都由开始的怨恨、不理解到最后的敬佩了。

现在写稿时是这么一千多字，可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份量和每一个字后边的意义。我觉得，讲真相证实法的路上，一批一批的同修一直坚持，就一定能改变人心，就一定能唤醒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