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林父问：“何以知之？”郤雍说：“我观察这个人眉睫之间，看见市中之物有贪婪之色，看见市中之人面有愧色，听说我的到来有惧怕之色，从而判定此人乃是盗贼。”

郤雍每日可以捕获盗贼数十人，市井悚惧，而盗贼却越来越多。

大夫羊舌职对荀林父说：“元帅任郤雍以获盗也。盗未尽获，而郤雍之死期至矣。”荀林父惊问： “何故？”羊舌职回答说：“周谚有云：‘察见渊鱼者不详，智料隐慝者有殃。’恃郤雍，一人之察，不可以尽群盗，而合群盗之力，反可以制郤雍，不死何为？”意思是，一个人连深渊里的鱼都能看清楚是不吉利的；聪明的都可以判断谁隐藏了什么东西的人，必定会为人所怕，那么他就会很危险，依赖郤雍一人的明察，不能够尽获群盗，然而群盗合力却可以反制郤雍，郤雍的死期就要到了。

不到三日，郤雍偶然间独行到郊外。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将郤雍杀害。荀林父闻讯后也忧愤成疾而死。

晋景公听说羊舌职有先见之明，便把他召来问到：你对郤雍一事预料得非常准确，然而如何息盗你有无良策呢？”

羊舌职回答说：“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羊舌职认为，用智御智，就像用石头压草，草还会从缝隙中生长出来；而以暴禁暴，则又如同用石头去打击石头，则两败俱伤，两块石头都会破碎。因此，治理盗贼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对盗贼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有廉耻之心，不再去做鼠偷狗窃之事。如果君王能在国内推行选贤授能政策，使百姓中有仁德的人处于上位，没有仁德的人积极进取，那么，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必然会改邪归正。

景公又问曰：“当今晋国谁是善人，你不妨推举一人。”

羊舌职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士会即范武子，羊舌职称赞范武子言而有信，遵守道义，与人和睦而不谄媚，正直廉洁却不违反常态，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所以极力推荐。

等到士会平定赤狄凯旋回朝，晋景公就任命士会代替荀林父。而且加封太傅之职，改封于范，士会成为范姓之祖，即范武子。他将缉拿盗贼的科律条文全部废除，专以教化劝民为善。于是奸民都逃奔到秦国去了，盗贼销声匿迹，晋国大治。

晋国两次治盗，方法不同，结果迥异，何也？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不重德，才是乱而不治的根本原因。以严刑苛法使人畏惧，无异于扬汤止沸，如果利诱多于畏惧，人人铤而走险，生死不怕，法令滋章，反而弄巧成拙。荀林父、郤雍治盗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君子务本，范武子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自己有君子之风，以身作则，对百姓则修德崇礼，教化劝善，使人知廉耻，守礼义，采用的是釜底抽薪的良方，因而晋国得以大治。

反观今日，为官者遍地贪腐，从个案到窝案，愈演愈烈；经商者为富不仁，造假制毒，无孔不入。当今中国，世风日下，寝食难安。究其原因，不正是道德崩溃、欲望无度造成的吗？再进一步探求根本，是因为五千年神传文化被党文化替代，无神论使人不明因果，不知敬畏，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为所欲为。执政者不正，执法者不法，不但全无廉耻之心，而且妖魔当道，将黑白是非完全颠倒，法律不去惩恶，对崇尚真善忍的善男信女们不遗余力的迫害。空谈健全法制，却执法枉法、践踏法律，于国何益？于民何利？只能将社会引向更加腐败堕落的罪恶深渊。

李洪志先生在《修内而安外》中讲：“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相信随着法轮大法的洪传，随着民众逐渐明白真相，良知复苏，人心归正，正统的人类文化必然会在中华大地重现光华，善良的人们也必将进入一个“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新世纪。